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发展

四、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发展

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将社会调查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科学方法，还是20世纪的事情。

1.近现代中国学者的社会调查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开始在中国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研究活动。1878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对山东农村生活进行了调查，并著有《中国农村生活》一书。1914年至1915年美国传教士伯吉斯对北京302名黄包车夫进行了调查。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指导该校学生对北京西郊195户农民家庭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1918年至1919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古尔普曾两次率学生去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并著有《华南乡村生活》（1925年）一书。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在中国进行的这些实地调查活动，促进了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调查走向本土化，中国学者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1926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两个社会调查机构。一个是在北京的由陶孟和、李景汉教授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后改为社会调查所），另一个是在南京的由陈翰笙教授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前者开展的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有: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用之分析》（1930年），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年）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定县调查是以县为范围的大型社会调查。李景汉教授通过调查对定县的状况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并出版了《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方法专著。后者开展的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是陈翰笙于1929年7月至1930年8月对无锡、广东、保定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并出版了他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1930年）与《工业资本和中国农民》（1939年）二书。

近现代中国社会调查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他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并将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调查。在赴英留学之前，他在自己的家乡开弦弓村作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这一调查材料经整理后于1939年出版，书名为《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21]。并且被当时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列为必读参考书。回国后在云南期间，费孝通与张之毅合作进行社会调查，撰写了《乡土中国》一书，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在一批老社会科学家的努力下，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调查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积累了社会调查的丰富经验，还积累下了大量珍贵的社会调查资料。

2.毛泽东同志社会调查的实践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同志毕生重视社会调查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经常利用假期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曾于1917年暑假用一个月时间，步行对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浣江五县的广大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这些早期的社会调查实践为他以后的注重社会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同志社会调查实践最频繁、最活跃、也是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26年3月，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7年1月至2月，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于1927年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调查研究报告，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科学结论。这两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晶。

1930年，毛泽东为解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亲自至寻邬、兴国、木口村、才溪乡、长岗乡等地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撰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寻邬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为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准备了材料。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在社会调查的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5月，他撰写了《调查工作》一文，科学地论述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观点、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调查目的和技术问题，初步形成了调查研究的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等文章。这些著作标志着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社会调查的意义、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并且把这些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在这一时期，他的社会调查理论已开始为全党所接受。1941年8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社会调查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同志提出了开展社会调查的具体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方法上把社会调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社会调查成为我们党工作方法的一大法宝。《决定》发表以后，各地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主要成果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沙滩坪调查》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注重社会调查。1956年在听取了许多部门的汇报和查阅了大量材料之后，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1961年，为纠正浮夸风，毛泽东又提出了大兴社会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这为纠正当时大跃进中的盲目冒进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毛泽东毕生都注重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不愧为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

3.当代中国的社会调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等学科在我国的恢复与迅速发展，社会调查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调查手段运用的日益广泛化，调查方法的日益科学化，调查人员的日益专业化等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调查工作，并将它作为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的一种重要手段。继1953年与1964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我国又分别于1982年与1990年进行了第三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且后两次普查的资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极大地提高了普查的效率和精确性。此外，1981年进行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1982年春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状况调查。1987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国家环保局于1990年6月首次公布了《198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并在此后定期公布。1995年我国又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普查的主要内容为1995年工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资产负债状况，生产能力利用及技术装备状况等。1995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联席会议，决定建立十年一次的定期农业普查制度，并于1997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1996年国家统计局决定在今后的统计工作中更多地运用抽样的方法。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民意测验、市场调查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在党和政府重视社会调查的同时，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调查也越来越重视。社会调查的领域日益拓展，社会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了科研主管部门的重视，因而在科研中日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展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有: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北京等五城市婚姻、家庭、生育状况的专题性抽样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城市家庭》一书（1985年）；1982年开始的以费孝通教授为首的小城镇研究；1988年开始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等等。

在这一时期，费孝通先生仍然是中国学者中开创社会调查一代新风的杰出代表。1957年，他第二次到江村调查，并在《新观察》上发表了《重访江村》一文。1981年他在赴英国接受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前夕，又第三次访问了江村。从1982年开始，费孝通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到了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上。他先从吴江县各镇入手调查，并于1983年发表了第一篇小城镇研究报告——《小城镇大问题》。随着研究范围的逐步扩大，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小城镇研究文章，对我国小城镇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有价值的指导作用，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谈到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费孝通曾经指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身于社会实践”，“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踏踏实实地从具体的问题调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去认识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22]。费孝通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这种学风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同志学习的楷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社会调查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代价、度量指标及发展趋势的研究，社会转型期国民心理的变化及承受能力的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情况的研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研究，社会流动及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当代婚姻家庭关系的新特点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性别问题及女性地位变化的研究，城市社区体制与社区功能变革的研究，村民自治问题研究，网络对人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影响的研究，等等^[23]。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调查研究成果，为丰富和发展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为促进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本概念:

社会调查

思考与练习:

1.怎样正确理解社会调查的含义？

2.社会调查的任务是什么？

3.社会调查具有哪些社会功能？

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社会调查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注释】

[1]《新社会学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2]《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9页。

[3]《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4]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5]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2期。

[6]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7]《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页。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9页。

[9]《一个县委书记和农民的故事》，《瞭望》1996年第6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11]罗伯尔-让·龙格:《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新华出版社1 9 8 2年版，第6 8页。

[12]同上书，第73页。

[13]同上书，第78页。

[14]同上书，第89页。

[15]同上书，第8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09—510、583—58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09—510、583—5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21]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2]《小城镇　新开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23]《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1: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