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者是个体发展的既定模型

（一）教育目的与人的关系：终极者是个体发展的既定模型

在传统教育实践中，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目的的归宿，也是人们的共识，即人要成为终极者，其认识基础就是人们心中的神圣理性。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区域内，终极者的具体表现会有差异，但是，正如前面论述所指出的，所有终极者都具有理性层面的无限性、价值层面的无矛盾性和存在层面的非历史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就为每个学生个体的发展树立了既定的教育目标——每个人最终要成为属于自己等级内的终极者。教育目的对人之发展目标的终极者规定性来自至高无上的理性规范，在理性视野中，人首先是理性的存在，理性是人区别于其它物种的标志，它规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其次，理性是人性的根基，人性虽然是复杂的、多样的，但只从人们发现了理性的存在和价值，理性在人性的构成中就被赋予神圣、永恒的地位；再者，理性是人自我建构的最高法则，正是理性的力量，人类才能走出愚昧，迈向文明，可以说，理性是人类前行的灯塔，是衡量人类一切文明的天平。因此，基于理性设计的终极者就成为教育目的的不二选择。

将教育目的确立为终极者，源于理性对教育与人之关系的认识。既然人有一个既定的终极发展目标，那么，哪种社会活动能承担这一神圣使命呢？只有教育，这是因为，其它社会活动都有各自的实践目标，惟有教育是以可塑性强、不断发展的儿童为对象，以促进儿童发展为目标，所以，为教育所设计的目标自然就等同于人类自身发展的目标，教育就是要培养理性视野下的终极者。然后，才能建构理性所设计的社会。这就表明，教育过程是人之发展的定型、完善阶段，其它社会活动则是人的应用阶段，使人成为人——理性人，这是教育的垄断性职责。相对于片面的、具体的、幼稚的学生而言，作为教育目的的终极者是全面的、抽象的、完美的，也只有以“完人”的形象出现，终极者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成为名正言顺的教育目的。

在具体教育实践中，作为教育目的的终极者是每个学生发展的既定模型，要成为全面、抽象、完美的“完人”。自然的、充满个性特征的儿童一进入教育的“花园”，马上就被“园丁”所树立的榜样、典型所取代，教师利用学生个体早期的可塑性、依赖性等倾向，逐渐向儿童渗透、灌输、强化共性的、全面的做人规范，使天真、纯洁的儿童逐渐向“园丁”设计好的“好学生”形象靠近。相对于具体的、鲜活的儿童个体，终极者教育目的强调抽象的、僵化的发展目标。在教育者眼里，儿童的具体性、鲜活性是扎根于现实的，是感性层面的，而这正是理性所要克服的。所以，以理性所设计的终极者就成为个体追求理想、超越现实的“替代品”，让学生不断地否定自己感性的、具体的生活存在，逐步走向理性的抽象化目标。作为发展中的个体，其幼稚是不成熟的必然表现，但在理性的天平下，幼稚是不完善的，人必须走向完美、至善，而终极者就是这样一个“完人”的化身，教育就要有意识地规训儿童沿着“完人”的成长轨道发展。所以，当教育以“终极者”为目的时，儿童就失去了自我，每个个体按照理性设计好的规范，在终极者的等级序列中扮演特定角色、寻找等级位置，人自身被加工成“非人”——终极者的材料，人被工具化。

然而，人性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已使人类自身意识到，理性并不是人性中至高无上的唯一法则，人的有限性、生成性和共生性等人性认识开始反思、质疑、否定理性的权威，教育目的的终极者定位不得不接受新的人性观、社会观的挑战，“教育永远不能安抚自己最终会获得人的‘完整’形象，否则会妨碍自己自由地展望未来”⁽¹⁾。因此，为了满足人性的呼唤和教育自身的发展，终极者教育目的观必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