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兼论李约瑟难题

田相辉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阶段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推动民族复兴征程中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实现总体小康的伟大成就，目前正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时代与新的实践都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得以实现，长期困扰我们的李约瑟难题也将得以圆满解答和超越。

关键词：民族复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约瑟难题

一、导言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与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科学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它们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全部行动的科学指导思想，又是深深融合于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导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的历史。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超越

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或Needham Problem）的表述不尽相同，各有所侧重，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第二，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度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而后来却落伍了。对于这一命题需要说明的，一是所谓“李约瑟难题”从时间上来看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传教士、启蒙思想家和当时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二是李约瑟难题不单纯是科技发展史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作用于科技发展后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

对于“李约瑟难题”，众多学者试图作出解答，比如“官僚体制”说、文化影响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说等。对“李约瑟难题”的全面回答实际上远超出了科技史范围，而且对该问题的全面回答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理论来源于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命题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历代仁人志士为求民族独立富强的艰辛探索历程。从林则徐、魏源等倡导“师夷制夷”的经世之用之学开始，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夭折、辛亥革命的流产、三民主义的破灭。在逆境和危难中伴随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呐喊，在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中流行的诸如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对比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而富于真理性的理论威力和文化魅力脱颖而出，深深吸引了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命运谋生计的先进分子和革命旗手们，并通过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当时这些先进分子们的探索中，既有人对中国旧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有人对新潮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欢呼。在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中，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中国化的不凡路程。其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从理论上的争鸣和实践中艰难的探索可以看出，李约瑟难题的价值在于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发展，或者说，李约瑟站在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首世界文明史，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才产生了自己的疑问。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是“十宿道人”投入中华文明研究的一支响箭，提醒中华学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无言的历史，是科学探索的渊薮，需对中华文明及其文化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像李约瑟那样，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再叩问”中华文明。李约瑟的提问给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研究带来了世界历史的视野和全球文明的眼光，会引发更多的提问。如果说“李约瑟难题”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中国现代化起点之前，“超李约瑟问题”则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中国现代化起点之后，需反思和审视中华民族近160多年的历史。从特定角度看，这个问题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和研究的核心问题。进一步看，当我们思考“超李约瑟难题”时，现实中还有更新的问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能否在21世纪中期成为科技一流的世界强国？这个问题是当代人面对的未来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有学术诱惑力和现实挑战性。如果未来中国成为科技一流的世界强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也就超越了“李约瑟难题”和“超李约瑟难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很好地解决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从理论主体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优秀儿女不断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须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什么“为真理而探求真理”的纯科学认识活动，它是为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这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而进行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固然具有真理的属性，但不管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巨大热情投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是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时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理。

20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问题与主义”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争论。争论双方虽然观点不同，但对外来学理和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的命题却达成了共识。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争论中吸收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初探索并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与中国有相似或近似方面的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更加坚定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当时，“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走向马克思主义时的口号。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在当时，由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处于弱势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阶级，尽管他们都本能地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但还是缺乏系统的思想理论的准备。因之，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契机。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要结合中国的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在全党达成共识。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面临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国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因而面临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也是一个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课题。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辛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年“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断了。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格局和形势呈现出新的变化和趋势，世界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在当时的国内环境和国际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序幕。这一时代背景和国内环境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境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从国际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国内看，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顺利实现了总体小康。但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全面建设小康任务艰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又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从我们党的状况看，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地位、执政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本身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内情况的这些新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国情依据和实践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凸现时期。作为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的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也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历程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对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不同的民族复兴思想，分别进行了各自的民族复兴实践，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实践早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前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

四、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阶段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人民在推动民族复兴征程中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实现总体小康的伟大成就，目前正处于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新的时代与新的实践都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得以实现，长期困扰我们的李约瑟难题也必将得以圆满解答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