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竞争视角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可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是美国保持技术创新和增长的重要原因。风险投资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早期融资，而且还会提供初创企业所急需的商业和管理经验，最终使得初创企业存活的概率增大。由于风险投资支持的许多初创企业都是创新性的企业，所以社会的创新数量可能会因此而增长。许多实证研究（Kortum & Lerner，2000；Hellman & Puri，2002）也发现风险投资与创新之间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那么，风险投资为何能促进创新？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者多从融资角度来解释风险投资对创新的激励功能。根据Keuschning（2004）和Gebhardt（2006）的观点，初创企业由于经营历史短（Track Record）、缺少硬资产（Hard Assets）、高不确定性、严重信息不对称等，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如银行）向其提供资本支持时，要求其付出更高的信息费用、签约费用和监督费用，但利率却存在上限^[1]，从而不能通过提高利率来弥补贷款成本，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初创企业的资本需求。而风险投资却能通过限制融资量、分阶段融资等手段来避免传统金融机构遇到的问题，从而可以更有效地为初创企业融资。当投入实业中的资本量增加时，企业相应地成长起来，进而增加整个社会的创新总量。

Keuschnigg C和Nielsen S B（2004）引入双边道德风险分析了风险投资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税收对均衡的影响。他们认为，创业家拥有创业思想和技术能力，但缺乏资金和商业经验，风险投资家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双方合作将会有助于企业的成功，最终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和均衡状态下的创新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双边道德风险，最终的市场均衡将会偏离社会的最优水平，均衡的创新率仍然偏低，从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以此为基础，他们还分析了税收对均衡的影响。他们认为税收的征收降低了双方的努力程度，进而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会减少社会的创新水平。

我国学者吕炜（2002）从机制适应性角度分析了风险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他认为，与一般企业相比，风险投资企业的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之间有一种更好的适应关系，风险资本的运动周期、风险企业的风险／收益结构安排和人力资本结构安排都为这种适应提供了支持。风险投资企业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投资机制，使其总是处于推动最前沿的高科技发展的地位，与高科技发展保持着很高的相关度，风险投资方向与高科技发展方向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并且他还认为，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解决现代高科技成果商业化开发的诸多方面存在机制障碍。新兴行业的出现使得原有企业组织结构的内源性资源和原有系统支持的技术创新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而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的合约方式和组织机制，通过共同组建企业，有效地突破了这些障碍。这种机制上的创新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风险投资企业这种组织结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可以看出，目前有关风险投资促进创新的理论研究数量偏少，并且当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融资和机制创新角度来分析风险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这两个角度事实上都可以统一到制度创新的范畴。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多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但缺少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研究。本章主要从微观层面的在位企业（incumbent firm）和风险投资之间的成本函数角度对风险投资促进创新现象做一理论解释。并且在实际中，政府相关政策也被认为是对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因素。基础科学引致工业创新，但基础研发并不会轻易地转变为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对应，政府不仅可以对基础创新发挥作用，还可以在将基础创新发展为成熟创新的过程中有所作为。因此，在成本模型的基础上，本章还引入了政府相关政策变量，分析其对创新的最终影响。

本章以下部分的安排：第一节对模型的假设进行说明。第二节从成本角度构造风险投资对创新的作用模型，我们将对在位企业和风险投资之间成本关系分为成本函数相同、固定成本函数不同和可变成本函数不同3种类型，并对各种类型分别进行分析。第三节在成本模型基础上引入双边道德风险。第四节分析资本利得税、工资税、补贴与及创业环境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第五节为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