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小说《鼠疫》

加缪的小说《鼠疫》

1942年，加缪以小说《局外人》(L'Etranger)震惊了法国和世界文坛，他随后继续写了《鼠疫》(La Peste，1947)和《反叛的人》(L'Homme Révolté，1952)。虽然加缪本人认为《反叛的人》是自己的得意之作，但《鼠疫》却是他最引人瞩目的作品。

加缪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了他一贯的观点:在公共事务和生活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是个人的道德上的责任感。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我们当前这个标榜舒适和逸乐的时代听起来可能是刺耳的，但为《鼠疫》的新英译本写序的居德(Tony Judt，纽约大学教授)认为，在9·11事件之后，重读《鼠疫》这样一个描写大灾难中的众生相的故事，听一听加缪的逆耳之言，当是十分切时的。

《鼠疫》，Gallimard，1947

加缪在1941年便始为写《鼠疫》作准备。他在故事的发生地、阿尔及利亚海边城市奥朗(Oran)住了一年，从事收集材料。1942年夏天，他因肺病发作到法国中部小城勒香彭(Le Chambon-sur-Lignon)疗养，继续写小说的手稿。但不久他就投身抵抗运动，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续写。

《鼠疫》无疑是法国战争时期创伤的比喻。它的出版可说适逢其时。那时法国人已经开始淡忘德国占领期间的种种困厄。贝当元帅被公开审判并定罪下狱，所有维希政府的追随者也都被量刑或赶出了公共事务。从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自由法国到抵抗运动到共产党人都分享了再造法国的光荣。《鼠疫》的出版重新揭开了一章痛苦的历史，它出之以婉转而表面上不含政治性的笔调，使书中对于公正和责任心的温和的思考不致引起读者的反感。

居德认为，如果《鼠疫》出版在1945年(大战结束的一年)，那么党派的纷争未息，肯定会摧毁书中主题所希望引起的讨论的可能;如果它出版在1950年以后，那么冷战所引起的注意力的转移又可能使它饱受冷落。

《鼠疫》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加缪用三个人物来代表并阐明他的道德观的三个方面:青年新闻记者朗姆贝、利欧医生和塔如，一个年龄和加缪相当的年轻人。

朗姆贝身陷疫区，脱身不得，妻子则远在巴黎。他因为牢牢陷在自己的痛苦中而对上演在周围的大悲剧变得漠不关心。他本非奥朗的居民，大可置身事外。但就在他一切准备就绪、打算离开的前夕，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当地群体的一分子，他没有理由不分担这个群体的命运。他不顾危险、抛弃了他此前认为非得到不可的东西或非做不可的事，在奥朗留了下来，加入了当地的“卫生队”。

加缪

利奥医生在公众的受苦和危难之前不得不临危受命，成了当地的一位领导人物，但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勇气过人或深思熟虑，而是出于责无旁贷。利奥医生的境遇其实是加缪本人在战后几年间处境的写照。加缪在抵抗运动中担任影响极大的地下报纸《战斗》的编辑，战后被戴上了知识分子英雄人物的冠冕，而当时法国全国上下都渴望出现新的理想(特别是期望从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获得新的世界观)和新的偶像人物，希望加缪成为一位介入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的大有人在。加缪对于这种压力感到十分困恼，在他自己的记事本中他曾写下下面这句话:“每个人都希望某人已经得到结论，而他却还在寻找之中。”他也一再在访问中说:“我不是哲学家，我从来就不这么想。”他借利欧医生这个人物表明，他“厌倦于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他唯一能为之出力的是“保持同类之爱，尽一己所能拒绝不公正和妥协。”

塔如是加缪的又一个化身，他三十多岁(正是加缪写书时的年纪)由于和鼓吹死刑的父亲格格不入而离家外出谋生。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和效忠的目标深为痛悔，他对利欧医生忏悔说:“我一直以为我在同疫病斗争，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是我间接促进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我所同意的那些行动和原则导致了这个必然的结果。”这一段话不啻是加缪对自己在30年代中参加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经历的自我反省，也是小说道德寓意的重点所在。它也概括了加缪日后对于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与司法的杀戮以及各种形式的伦理上的失职所采取的立场。在战后巴黎左派知识分子势力弥漫的环境里，他的这一立场必然会造成他此后的孤立，但他不稍后悔。

加缪创造奥朗是为了具体化一个人类在其中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其实就是法国在1940年到1944年间被占领的境况的移景。当瘟疫刚开始降临奥朗时，“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还认识不到发生了什么事，生活一样地进行，外表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城里住的是些像是熟睡的居民”。可是瘟疫过去之后，人们立刻又患上了失忆症。“他们极力否认曾是浑浑噩噩的一群”。一切重回旧观——黑市、管理人员的弄虚作假和道德上的不能以身作则，等等。这些描写用于法国被占领的初期和战争刚结束后的日子正是最贴切不过。

个别的人在疫病中的表现更是维希法国某些典型人物的对照。柯达显然是与德军合作者的化身，他认为疫病势力过于强大，无法与之抗争，因此“卫生队”只是白费气力，他乘机大发横财，当然事后又失去了一切。

加缪特别强调、一再重复的是，参加“卫生队”并不是英雄主义，也不是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只是一种“合宜”(decency)。但是不参加却是“说不过去的”，就像利欧医生说的，“当你看到疫病所带来的众人的苦难，放弃同它斗争的人一定是疯了，或盲了，或是个胆小鬼。”

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指摘加缪不应该把自然灾害和法西斯混为一谈(例如德波娃和罗朗·巴尔特);有些人认为他过于温和，因为加缪有感于战后盛行的那种沾沾自喜的英雄主义，故意淡化英雄与怯弱者的对比，他说，那些没有参加“卫生队”的人只是出于惰性或不知底细。像柯达那样的人到底是些例外，大多数的人都比你我想的要好。

对于前者来说，《鼠疫》把历史性和政治性抽空了，从而阻碍了关于(社会)责任感的讨论的充分发展。对于后者，他们企求的是更鲜明的立场、更尖锐的谴责。但居德认为，加缪写《鼠疫》不仅仅涉及法西斯，他还有意把教条主义、恭顺和各种形式的怯懦行为都包括进批判的范围。他的较为钝化的批判也是有意为善与恶之间可能存在的“灰色区域”留下余地，例如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描写的捷克战后在极权统治下的一些境况。

居德总结说，加缪是道德感很强烈的作家而不是道德主义者。他毫不犹豫分清善与恶的壁垒，但不谴责人类的弱点。他不说教，但也不避讳向我们提出刺耳的警告:“瘟疫随时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