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上了小说创作_阿尔贝・加缪自述

我爱上了小说创作_阿尔贝·加缪自述

每个艺术家都是这样：他在心中呵护着一泓清泉，终其一生，他的本质和言辞都只从这泉源里得到滋养。一旦泉水干涸，他的作品也会日渐枯萎，寸寸龟裂：凡是这看不见的泉流不再滋润的地方，就会变成艺术的荒野。艺术家的头发变得稀疏，失去了光泽，好像铺了一层茅草；时候已到，他该沉默了，或者也可以去参加沙龙聚会——两者本是一回事。在这贫困和阳光的国度里，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年华，对于它的记忆，直到今天还能使我避开每个艺术家都应该警惕的两种正相对立的危险：怨艾和自满。

首先，贫困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厄运：这贫困中饱含着光明，就连我的反抗也都充溢着灿烂的阳光。我的反抗几乎总是为了世人——这么说应该不是作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进升到这光明之中。这种博爱之情未必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境遇中得到了助益。我被置于贫困与阳光的中间点，以便我能克服本性中的淡漠。贫困让我不会以为阳光之下、历史之中一切尽善尽美；而阳光则告诉我，历史之外还别有洞天。不错，我是想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我把这世界当作神明敬奉，不想去改变它。大概就是这样，我开始了现在从事的这种困难的职业——不虞有他地踏上了钢丝，履险前行直到今天，尚不知能否走完全程。换句话说，我成了个艺术家——如果的确是没有拒斥、没有认同就不成其为艺术。

不管怎样，凭着包拥了我整个童年的动人暖意，我得以完全免受怨艾的侵扰。那时候我赖以维持生命的因素极少，却常处于欢喜迷醉之中；我感到体内有无穷的力量，只需找到合适的方法加以运用。妨碍我的不是贫困——在非洲，阳光和大海是免费的——而是偏见和愚蠢。这种偏见和愚蠢为我的“卡斯蒂利亚式骄傲”提供了绝佳的温床，让我深受其害。于我亦师亦友的让·格勒尼埃就此取笑我，他取笑得对；我自己也想加以纠正，只是徒劳无功。后来我终于认识到，人的秉性多多少少是一种宿命。与其被尚福尔评为“本性如樗散，规矩特频施”，还不如把这骄傲接受下来，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但我可以宣称，无论我怎样内省自心，尽管缺陷随处皆是，却不曾见到有“嫉妒”这种流布最广的过当——它才是社会团体与思想体系每每不能免的癌变。

这样的一种免疫力是很可庆幸的，但我不能为此居功。这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也一无所羡。他们连字也不识，我所学到的最宝贵也最恒久的教益完全是得之于他们的沉默寡言、进退有节，以及冷静却骄傲的天性。总之，在悉心感受之余，我无意再去奢求实物。即便是现在，如果我看到巴黎富豪们的生活，心中升起的也只有与己无关之感，甚至还混杂了同情。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公，但其中有一种从来没人说起，那就是气候上的不公。长久以来我从这种不公之中获益良多，自己却并无所觉。我能想象得出，如果那些严肃的慈善家不巧读到这一段，定然会有所非议：我是要把劳动者说成富人，把资产阶级说成穷人，以便前者继续做牛做马而无怨，后者继续作威作福而无忧。不是那样的。因为一旦贫困与全无希望的生活结合，或是与笼罩在我们那些城市里骇人的贫民窟之上、我长大成人时恍然惊觉的天空结合，由此就会产生无以复加的不公，令人深恶痛绝。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人们摆脱这种贫困与丑陋的双重羞辱。我出生在工人聚居区的穷人家庭，可是在见到我们这里令人心寒的郊区之前，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阿拉伯人的贫困，哪怕是绝对的赤贫，也还不能与之相比拟，因为两处气候不同。我认为，任何人只要见识过这些工业国家的贫民窟，就会觉得染上了它们的污秽再也无法去除，就会觉得对于它们的存在负有一份责任。(www.guayunfan.com)然而，我前面说的毕竟是事实。我偶尔会遇见尽享奢华、富有得让我无法想象的人，但我到现在还需要努力提醒自己：其他的人会对这样的财富感到眼红。很久以前，我曾有整整一个星期生活在豪奢之中，世间万物任我采择，我幕天席地睡在沙滩上，我以水果为食，有一半的日子是独自在水中度过的。有了当时学到的经验，每次有什么让我想到舒适安逸的生活，或者是陈设华美的家宅，我都会报之以嘲讽和不耐，有时甚至会发脾气。我眼下的生活还不至于朝不保夕，自认为可以算是特权阶级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保有财物。我所拥有的（原本也不是着意追求的结果）总是随来随去。我想这不是因为奢侈浪费，倒是一种变相的吝啬：我像守财奴爱钱一样把持住自由不肯放手，而自由又不能与多余的财物共处。我眼中最高的享受总是有种尽去繁芜的品质。我非常喜爱西班牙和北非绝少室内装潢的房子。我喜欢在旅馆房间里生活、工作，更为出奇的是，我也不介意在那里死去。我从来都没法让自己屈从于所谓的居家生活（那常常与内心生活水火不容）；“布尔乔亚”的幸福让我厌烦、让我恐惧。这种能力的欠缺并不值得炫耀，因为它也大大地助长了我最糟糕的那些缺陷。我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而妒忌任何人，这是我的自由；但我有时会忘记他人的需求，于是就失去了想象力，也就是说失去了友善待人的能力。我给自己编了条格言：“大事讲原则，小事唯须宽厚。”唉，我们总是编格言来弥补自身天性中的欠缺。这所谓的“宽厚”，在我身上不如叫作“淡漠”才对。事情的发展可以想见，实在说不上药到病除。

但我想要强调的只是贫困未必会导致妒忌。后来我生了场重病，一时间丧失了天生的活力，万事万物也因之褪去了本来的光彩；但尽管病痛造成了内在的虚弱、带来了更多的缺点，尽管我尝到了恐惧和沮丧的滋味，却从不曾有过怨言。这疾病的确是在我本已具有的局限之上又新加了几道最为严苛的禁锢，但是到头来，它反而助长了我内心的自由，助长了一直保护我免生怨艾的那种对于凡间事物不甚萦怀的性格。来到巴黎之后，我发觉这一性格是难得的天赋。我以此为乐，对它不加限制，也不曾为之懊悔。这种天赋照亮了我生活的每个角落，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举个例子：我的文艺生涯是在对于他人的敬慕中开始的，那种体验堪称是人间天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当前的风尚是要选一个艺术家作为打趣的对象，以此开始文艺生涯——甚至也以此终结文艺生涯。）我在文学方面的热情如此，作为人的热情亦然，从来都不是针对他人而发的。凡是我曾爱慕的人都胜过我，高过我。我所体验过的那种贫困没有让我心生怨愤，却教给我一种信实、一种无言的坚忍。如果我有时忘掉了这些教益，那么应该受到责备的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的缺点，而不是我出生的那片天地。

也是因为对于那段岁月的回忆，才使我从事写作时从不会感到满足。让我来尽可能简要地谈一下作家们通常绝口不谈的话题。据说作家写出了一本完美的书，或者是写出了一段完美的文字，就会有踌躇满志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完全不打算提起。我不知道有过以上体验的作家有多少，但我写完一页文字重读它时，好像从来都没有过愉悦感。我甚至可以承认（并且不会事后改口）：自己居然有几部作品获得了成功，这让我本人都惊讶不已。当然，这样的事情慢慢地就会习惯的。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尚未入门，比不上现在某些作家——我了解他们的实际价值；其中有一位特别突出，我这些文章早在二十年前出版时就是题献给他的。在写作中自然总会有些让作家毕生追寻、能够心满意足的乐趣；但是就我而言，它们只出现在文思初凝、主题显现的一刹那：头脑陡然变得通明澄澈，整部作品的蓝图都清晰地在眼前展开，想象与心智融为一体，厚味无穷。这样的瞬间才生即灭，往下就要实际地展开工作了，也就是说，要进行长时间的辛苦劳动。

——《反与正·作者序》

如果你知道我生活的四分之一和它的义务，你就不会写下你那封信的哪怕一行。但你无法知道这些事，而我不能够也不应该向你解释它们。你和许多人所抱怨的那种“傲慢的孤独”，将是我的荣幸，如果它存在的话。但是，人们如果假设我喜欢这样的乐土，那是十分错误的。事实是，我每小时的工作时间，都要通过同时间和其他人作斗争以获得，而且通常这斗争我还赢不了。我不是在抱怨。我的生活是我让它成为这样的，对我生活的方式和节奏，我是首要的负责人。但是当我收到一封像你这样的信，那么我确实觉得我要抱怨了，或者至少请求人们不要如此轻易地对我加以指责。为了比得上今天的一切，我得有三个分身，还需要好几个心脏。对于后者，我只有一个，它可以被判定是——就像我经常自行判定的那样——质量平平。我没有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闲暇，当我愿意的时候就去看望我的朋友们。（问问夏尔，我像兄弟一样爱他，问问他我们一个月见几次面。）我没有时间为评论写稿，不管是关于雅斯贝斯还是关于突尼斯，即使是为了澄清萨特的一个观点我也没时间。如果你愿意，你会相信我的，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内心的闲暇去生病。当我生病时，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需要花费几周的时间才能慢慢调整过来。但更严重的是，我不再有时间或内在的闲暇来写我的书，如果我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一两年就能写出来现在四年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此外，几年来，工作没有释放我，而是在奴役我。如果我继续的话，那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无所适从，而且我喜欢它超过其他任何事情，包括自由、智慧或者真正的创造力，甚至，是的，甚至友谊。确实，我试图把事情整理一下，加强我的体力和我的“存在”，用时间表、用对一天的安排、用更高的效率。我希望有一天比得上它。现在，我还没能做到。每个字母带来了其他三个字母，每个人带来其他十个人，每本书带来一百封信和二十个联系人，只要生活还在继续，就还有工作要做，还有我爱的人们和需要我的人们。生活仍在继续，在某些早晨，厌倦了噪音，对还得继续的无休止的工作的前景感到气馁，被从报纸里跳向你的世界的种种疯狂搅得很难受，我最后相信，我可抵挡不住它了，我会让每个人失望的——我想要做的只是坐下来，等待夜晚来到。这就是我的感觉，有时我屈服于这种感觉。

你能理解这一点吗？当然，你应该被尊重，我应该和你交谈。当然，你的朋友和我的一样好。（他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从语法上讲有所倾向。）虽然我很难想象得出（这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我表现出的尊重竟然对任何人都很重要，但我真的很欣赏你。但要把这种尊重本身转化为积极的友谊，我们确实应该需要有真正的闲暇和许多见面的机会。我曾经见过许多优秀的人，这一直是我一生的荣幸。但有这么多的朋友可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想法让很多人对我失望了，我知道的。我可以理解，其他人觉得它难以忍受。我也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喜欢我，我希望他们让我一个人孤独，就像你看到的，一个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的、傲慢的、孤独的我。

不论怎样，我回答你这些抱怨的时候，我自己没有丝毫怨恨。收到从像你这样的人那里来的像这样的信，只让我伤心，让我更想离开这个城市，离开我在这里所过的生活。目前，虽然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做的事，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被迫继续过这种陌生的生活，我把你告诉我的算作代价——这代价可有点高，我想——我必须为自己被带到这般田地付出代价。

——加缪给P.B.的信（1953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