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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薪俸的内外有别和教师生活状况的平衡失调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政府公务员和教师是民国时期依靠政府薪金维持生活的主要群体。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小学教师的薪俸略有提高,但与公务员相比,仍相去甚远,实有天壤之别。由此看来,武汉地区教师薪俸在规定上与各级公务员薪俸基本相当,充分体现了教师薪俸与公务员收入水平挂钩、公教人员统筹考量的思想。

第三节 教师薪俸的内外有别和教师生活状况的平衡失调

通过上述古今中外的纵横比较,我们考察了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这一庞大群体的薪俸制度在宏观历史背景下所呈现的若干特点。那么,与公务员、武职人员、工商业者、普通工人、医生、农民等其他行业人员相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民国时期武汉地区教师薪俸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另一些特征。

一、与公务员相比

政府公务员和教师是民国时期依靠政府薪金维持生活的主要群体。作为政府行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者,他们生活状况的差异和薪俸水平的高低,既反映了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和经济发展水平,又关系着社会稳定的安全系数

1912年10月17日颁布的《中央行政官官俸法》规定,官吏的俸给用货币支付,一般按月计算,称为月俸。在特殊的情况下也按年计算,称为年俸。俸给按官等发给,“同一官等之官,其俸额有数级者,由各该长官视其事务之繁简、学识之短长、执务之勤惰定之”。[45]特任官的俸给比一般文官高。其中大总统月俸2.4万元(1913年增至3万元),副总统年俸10万元(1913年增至12万元),国务院总理月俸为1 500元,各部总长月俸为1 000元。简任以下文官的俸给根据俸给表分级确定。简任分为三级,第一级600元,第二级500元,第三级400元。荐任分为七级。最高月俸为360元,最低为200元,除第二、第三两级相差额为40元外,从第四级起,每级相差20元。委任共分十二级,第一级为150元,第十二级为50元。1933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又制定《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见表3-6)。1947年11月,国民政府又重新修订薪俸表,但无原则性变化,只是将俸级数增加到37级,俸额之间的差距也缩小了许多。

表3-6 国民政府1933年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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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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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民政府公报,1244号,1933-09-23.

单从薪俸表来看,比较表1-1和《中央行政官官俸法》可以发现,民国初期,小学教师中薪俸最高的校长、正教员最高月俸60元,相当于委任七级,是简任一级的1/10、荐任一级的1/6,委任一级的1/2;最低月薪8元,相当于简任一级的1/75,是公务员最低薪俸委任十二级的1/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小学教师的薪俸略有提高,但与公务员相比,仍相去甚远,实有天壤之别。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的中后期,由于货币贬值加速,小学教师的实际所得与公务员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距离仍然十分明显。

民国时期,中学教师薪俸水平比普通公务员略低。将表3-6与同时期颁布的《中等学校教职员服务及待遇办法大纲》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学教师的最高薪俸为260元,相当于荐任八级的薪俸水平,与当时行政院及市府的局长、科长的薪俸大体相当;而最低月俸仅15元,是公务员最低月俸的1/3。平均而言,中学教师中高收入群体的薪俸与市、县政府中中等收入群体如科长、秘书的薪俸大体相当,而中学教师中低收入群体的薪俸则比各级公务员中低收入群体还要少得多。1943年10月颁行的《国立中等学校教职员薪给表》(见表1-9)对中学教师薪俸水平有所提高,其最高薪俸400元,与国民政府秘书和行政院及市府市长、局长的薪俸相当,最低薪俸60元,比公务员最低薪俸55元还高5元,此时中学教师与地方公务员的薪俸水平大体相当。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抗战开始,直至国民党退走台湾为止。

民国初期,大学教师的薪俸水平大致相当于荐任公务员的薪俸水平。[46]据陈明远的研究,1912年8月,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其月薪220元,相当于大学专任教授的最高待遇(学长除外,当时学长相当于现在的院、系主任职务)。与公务员相比,1917年,大学的正教授月薪400元,超过作为1916年教育部部员鲁迅300元月薪的待遇,也超过1924年1月《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鲁迅外加“年功加俸”每年360元的待遇。[47]1917年,政府规定国立大学正教授的最高待遇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助教相当于省视学待遇。[4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教师薪俸有所提高,通过表1-7和表3-6可以看出,此时大学教授的月薪略少于国民政府次长、副委员长和省政府主席,而与国民政府五院秘书长、省政府各厅厅长相当;副教授薪俸水平与国民政府秘书长相当,比国民政府科长、行政院和市政府的市长、局长略高;讲师水平在一等科员与县长之间,助教薪俸水平在二等书记官和一等科员之间。

与公务员相比,武汉地区教师薪俸水平的实际情况如何呢?1943年3月制定的《湖北省教育人员任用待遇准则要点》或可说明一二。该《要点》对教师的等级情况比照公务员的等级状况作了详细规定(见表3-7)。

表3-7 教育人员之等级比照公务员之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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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北省教育人员任用待遇准则要点[S].湖北省档案馆藏,LS10—5—18.

由表3-7可见,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各级、各类教师的任用待遇与公务员相比,都有相对应的等级,其基本情况是:大学教授的薪俸与简任公务员相当,为430~680元不等,讲师薪俸与荐任公务员相当,为180~400元不等,助教薪俸与委任公务员相当,为55~200元不等;中学校长、教员薪俸与荐任公务员相当,为180~400元不等;小学校长薪俸与委任公务员相当,为55~200元不等,主任、教员也与委任公务员薪俸相当。由此看来,武汉地区教师薪俸在规定上与各级公务员薪俸基本相当,充分体现了教师薪俸与公务员收入水平挂钩、公教人员统筹考量的思想。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教师薪俸的落实要较公务员整体偏低。比较《武汉特别市政府秘书处职员姓名薪俸名册》(见表3-8)和表2-5、表2-6及表2-7可以发现,实际上,武汉地区中学校长的最高薪俸(220元)仅与市政府秘书处文书科帮办的薪俸相当,中学教员的最高薪俸(190元)则与警务股股长相当;小学校长的最高薪俸(180元)仅与考绩股股长相当,教员的最高薪俸(140元)则与一般科员相当;武汉大学教授的薪俸整体高于市政府秘书处职员,教授的最低薪俸与市政府秘书处秘书相当,助教薪俸与警备股股长及资深科员相当。武汉沦陷时期,伪政府为笼络人心、留住人才,对公务员薪俸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表3-8 武汉特别市政府秘书处职员姓名薪俸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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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武汉特别市政府秘书处职员姓名薪俸名册[G].武汉档案馆藏,全宗号:8—1—31.

1938年,国民政府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元。[49]这样的收入水平究竟如何呢?据夏衍回忆:“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50]由此足见公务员收入之高。而同期孙传江在汉口市立一中任教,月薪法币165元,[51]则远低于公务员田汉的水平。

二、与工人相比

根据1930年工商部对19个城市的调查可知,多数城市中劳动者(成年男、女工)的平均月薪为十几元,个别城市男工平均月薪超过20元,女工则没有超过20元的。上海男工平均月薪15.28元,女工12.5元。[52]又根据1933年对天津十种行业工人工资的统计调查可知,工人的平均月薪为12.13元,其中6~15元的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三分之二。[53]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工厂工人的薪水极低,根本无法和教师相比。武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927年调查编制的《全国精工每月工钱表》(见表3-9)表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薪平均不过十几元、二十几元,大约只相当于当时武汉大学教师的十几分之一,是小学教师的1/10~1/3。而一个粗工、临时工、家庭雇工等的工钱则更少。

民国后期,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武汉地区教师薪俸保障降低,但仍整体高出当时工人收入许多。1946年11月《汉口市政府统计要览》(见表3-10)中有关于汉口市产业工人和职业工人工资情况的统计。民国时期,工人的月薪均是以日薪乘以25计算而得。[54]

表3-9 全国精工每月工钱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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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方杂志,1927-09-25.

表3-10 汉口市产业、职业工人工资概况表(1946年)(单位:元(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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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汉口市政府统计要览(1946—1947)[G].武汉档案馆藏,全宗号:9—31—3112.

同年,《武昌阳明中学职教员役薪资总表》(见表3-11)反映了当时武汉中学教师薪俸较工人要稳定和充足。

表3-11 武昌阳明中学民国卅五年(1946年)中学职教员役薪资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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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武昌阳明中学民国卅五年中学职教员役薪资总表[G].湖北省档案馆藏,LS10—5—567.

表3-10表明,薪俸最高的棉业工人的月薪为13.75万元(法币),与表3-11中武昌阳明中学专任教员的月薪基本相当;薪俸最低的碾米工人的月薪5.625万元(法币),比武汉地区小学教员的稍低,与校工的基本相当。

三、与武职人员、工商业者及农民等其他职业相比

1.与武职人员相比

民国初期,武职人员“待遇素称良好”。[55]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起实施国难饷章(见表3-12),军人薪俸稍减,因此与教师相比要差许多。

表3-12 平时及国难时期陆军官兵薪饷比较表(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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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何应钦.军政十五年[M].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139-140.

1932年,一个中将平时的薪饷500元与武汉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一样,若发国难饷章,则上将的薪饷才240元,仅与武汉中学校长薪俸相当。其时,武汉小学教员的最低薪俸为70元,与少校每月80元的薪饷接近,远高于上尉(50元),而中学教师的最低薪俸(120元)则与军队中上校的薪饷一致,至于大学教师的薪俸更比军人普遍高出许多。抗战开始后,武职人员的薪俸也一样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而不断下降。1941年,少尉月俸42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乡下吃碗面,即需3元。[56]至1944年,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竟然在昆明市买一包洋烟稍有余,而买一斤猪肉则不足。[57]1944年10月,一个二等兵的月俸50元,仅能买劣质香烟3~4包,火柴5~6盒。截至此时,武职人员的薪俸“与文职人员较,如小巫见大巫;与金融界较,更相差天壤”。[58]

武职人员薪俸低下的事实使“征兵之制决难实行,而武人的廉洁亦绝难维持”。[59]从而造成军人士气低落,甚而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

2.与银行等工商业者相比

教师与银行、铁路、商业公司及其他一些小商贩的收入差距,在抗战爆发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942年在昆明,洋车夫一日的收入,最高可达90元,最少也有20元,其一个月的平均收入总在2 000元上下。一个小成衣店的中衣裁缝匠,每月赚得600~800元还可供食。洋铁匠、泥水匠、木匠等的普通月入,与裁缝匠大致相似。皮匠每月收入800~2 000元,理发匠每月则可达2 400元。[60]这些小商贩的收入都比一般中、小学教师要高。武汉的情况应该大致与此相似。表3-13为1942年大学教师与银行、铁路及商业公司职员薪俸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师和其他工商业职员薪俸的差别,其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教师薪俸较这些工商业者普遍要低。而正是教师与工商业者薪俸的这种严重失衡状况,使得大批教师流向其他行业或者疏于本职、营私舞弊,从而腐蚀教育、败坏学风。表3-13表明,大学教授的薪俸与商业公司的办事员、文员接近,与铁路部门的科员相当,有的甚至不如银行的练习生。由此可以想见,武汉一般中小学教师的薪俸与这些工商业者比起来更是相去甚远。

表3-13 1942年武汉大学教师与银行、铁路、商业公司职员薪俸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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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树青.蜕变中的中国社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265-266,274-275.

3.与农民相比

关于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农民收入的史料笔者发现不多,但对于全国农民的收入却不乏学者研究,或可作为武汉教师薪俸的参照。陈志让详细分析了四川各类农民的收入情况(见表3-14),他认为,按照拥有土地的数量,农民分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其收入也不尽相同。

表3-14 四川农村收入(1931—1935年每年净收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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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志让.军绅政权[M].台北:谷风出版社,1986:169.

据严立贤估计,1912—1925年农民家庭收入均为38.9元。[61]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研究,中国农民家庭在20世纪20—30年代,平均年收入多为200~300元[62]。若以中国平均家庭人数5.65人计算,[63]农民人均年收入为35.40~53.10元。国外学者M.Bastid估计,当时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仅12~15元。[64]戴乐仁(J.B.Tayler)统计,1922年,直隶农户平均收入为145.43元,[65]即每人年收入为25.66元。各家说法不一,但大体不出12~60元。据此,与普通农民相比,武汉地区小学教师薪俸大约是农民收入的十多倍,至于中学与大学教师则较农民高出更多。

综合以上各类比较,可以对教师与其他行业人员的薪俸状况有大致的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地区小学教师的平均月俸为100元,与市、县政府普通科员、书记官等委任八级公务员相当,是普通工人(平均22元)的5倍,比上尉一级的普通军官(80元)略高,比普通工商业者(平均800元)要低,约是普通农民(年均12~60元)的10余倍;中学教师的平均月俸为150元,与市、县政府一等科员、科长、秘书等委任三、四级公务员相当,是普通工人(平均22元)的7倍,比少校一级的军官(135元)略高,比普通工商业者(平均800元)要低,是普通农民(年均12~60元)的近20倍;武汉地区大学教师的平均月俸为200元,与市、县政府局长、主任等荐任十一级公务员相当,是普通工人(平均22元)的19倍,比中校一级的军官(170元)要高,比普通工商业者(平均800元)低,约是普通农民(平均12~60元)的25倍。抗战开始后,通货膨胀对各行业人员冲击程度不一,其中以军、公、教人员所受影响最大,而其中又以教师真实所得下降最多,因而,抗战期间各行业间收入差距缩小了许多。表3-15为战时各行业人员的购买力指数。

表3-15 抗战期间各行业人员的购买力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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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J].四川经济季刊,1944,1(3):262-265.

以上比较分析显示,民国时期武汉教师与非教师之间薪俸水平有很大的差别,不同行业人员的薪俸各行其是、内外有别。除工商业者、公务员外,教师平均薪俸一般较武职人员、农民、工人等要高,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人员的生活状况平衡失调,顾此失彼,成为民国时期武汉社会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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