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的一个思考

二、关于教育的一个思考

（一）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实事求是

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和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时刻都要以此标准来检查衡量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偏离这个标准？偏离了多少？为什么会偏离？这个方针就是法。

应该说，这个方针本身是一个反传统教育的，是对中国千年传统教育的反思而形成的科学结论，这是毋庸怀疑的。但是，当今我们的教育方式方法都不能很好地为党的教育方针服务，这是一个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纠偏”、“减负”20余年，越“纠”越“偏”，越“减”越重，岂不令人担忧与深思？陶先生把教育的改革比作航海，首先要定准航向，但是空悬一个方向，而许多操作上的问题不能认真解决，则虽有正确方向亦难达到目的。航海如此，办学亦如此。

陶行知指出：“为了最高的目的而忘了发展的过程和为了发展的过程而忘了最高目的，都是错误。”（Ⅳ，427）教育的一切措施、方式和方法都是为教育的目的服务的，这是教育的一元论。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缺乏这样一种周密的制约教育行为的计划去实现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我们缺乏勇气、不正视现实，缺少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要敢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要文过饰非。要像陶行知那样，“事实是我唯一的指针。我只愿听它的启示。”（Ⅱ，605）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态度。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若无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我们的教育改革终难走出传统教育的阴影。

（二）今日教育家的责任

陶行知说：“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仿效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如果要想自立、想进步，就必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末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Ⅰ，26）“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Ⅰ，400）

今天我们要特别弘扬这种试验精神。也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推动我们的教育改革。

（三）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又一战

今天，人们都抱怨传统教育，“高考指挥棒”之害人。父母在抱怨，社会在抱怨，主管者也在抱怨。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开始批评传统教育说：“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Ⅲ，159）传统教育脱离生活，是一种片面的、残废的教育，简直不像一种教育：它毁灭人、毁灭民族的生命力；传统教育剥夺青少年的基本自由，是青少年的头号杀手。在一些学校里，期中考试排名次、期末考试排名次、班级排名次、年级排名次、地区排名次、县里排名次，分数至上。造成学生学习为分数、学校办学为分数；好端端的一个班集体，让分数搞得彼此疏远、师生隔阂、父母与子女关系冷漠——如此陶冶学生，怎能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学校以名次论好坏、学生以分数论优劣，学校越办越离谱，学生越教越懒、越学越弱。

试想这种学校教育能增强我们的国力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陶行知感慨地说：“五四以来之大学生及留学生，今多数皆已投入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怀抱，以攫食其残余，而一反其曩日之言论与主张。此则吾人今日所应引为殷鉴者也。”（Ⅺ，498）“请看今日害国贼，哪一个不是当年的双料少爷！”（Ⅺ，531）

在国难与国家危亡时刻，陶先生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与传统教育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陶先生发起了国难教育、战时教育运动，在中华大地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普及教育运动，创办了工学团。这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实践中找到的办法。

育才是一个生活教育的实验学校，创校几年便蜚声中外。育才施行的是生活教育，以这个理论做指导培养了一大批有天赋的难童。育才之所以成功，是在于“育才学校全盘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这里不是一个旧的教育场所，而是一个新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儿童以什么样的教育，同时更在于如何使儿童接受那样的教育；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应有一个教育理论与计划，而在于如何通过集体生活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与计划。”（Ⅳ，461）这种理论没有地方可以抄来，只有一边试验一边总结才能获得。

还应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旧中国并没有为我们准备好完全符合新社会所需要的教育，而是一个陈腐不堪的传统教育。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穿小鞋、走新路，步履自必艰难。到了今天，矛盾空前激化，我们必须寻求解决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