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

一、“生活即教育”

要养成劳动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教育。陶师在他创办的晓庄师范，还是重庆育才学校，或是工学团，都是十分强调劳动的教育，在晓庄时代教育目标第一条就是“要有农夫的身手”，甚至认为谁反对这一条就是“反革命”。在传统教育下，学生愈学愈弱、愈教愈懒，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也很简单，传统教育只培养读书人，不培养劳动者；其次，也有劳动教育，不过是形式的。陶师多次批评说：“嘴里念的是劳动教育的书，耳朵听的是劳动教育的演讲，而平日所过的是双料少爷的生活，在传统教育的看法不妨算他是受劳动教育，但在生活教育的看法则断断乎不能算他受劳动教育。”（Ⅱ，559）在育才，生活和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任何一种教育只有通过相应的生活才有效，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了。

我们的教育必须养成学生具有劳动的身手。有了劳动的身手，能有利于培养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精神。也只有有了劳动的身手，才有勇于战胜各种困难，提高生活力，以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当然，我们不能片面地把劳动理解为纯体力劳动，劳动的范畴应是广义的。例如，工科院校学生在工厂里的实践，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是脑指挥手，手发展脑的手脑齐挥的劳动。但是，既要实行劳动教育，一般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开始，逐渐发展到手脑并用的复杂劳动，然后培养孩子有一付勤劳的双手。

通过劳动教育，是培养人的生活力的一个方面，再如人际交往、学会用书等等都有利于孩子生活力的提高。良好的生活力是孩子今后从事任何职业所必需，要从小培养。传统教育不注意培养孩子的生活力，从小让孩子沾上了少爷小姐书呆的习气，生活上一切都要依赖他人，人格上缺乏独立自主性，这种人将来如何适应环境、如何适应社会。还能指望他去改造社会？

事实上，成天埋头读死书、死读书、读不好书；只有学会用书，习惯于“用”书，则读书变“用”书，学习效果事半功倍，不致徒耗黄金岁月；孩子学有所得、学有所用，便会学有所乐而无读书之苦。这样的学习可免除书呆子那种读书之苦，有利于孩子身心两方面的健康。

再如，大学工科学生，至少有1/3的时间在工厂的实践中，便能使“死读书”变成“活用书”，学习便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便是生活教育。有人担心实践时间多了，课程修不完了，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要学生脑子里装满未经消化的一大堆“死”东西，是学生最大的苦恼，虽然考试能通过，却是用生命与健康换来的，最后还是一知半解。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人民的好医生”的周礼荣回忆说：他在上世纪50年代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河南郸城县立医院，这是到该县的第一个医科大学毕业学生。第二天便迎来一位难产的孕妇，等他抢救；他学过这些课程，却没有干过，两条人命等他抢救，该怎么办呢？他赶快跑回家，翻出讲义，复习这种手术怎么做，细看了一遍，共二十几条，一下子全记住了，然后急忙赶到手术室，终于使两条生命得救了。这一下子他的声誉传遍了全城。如此看来，他学的这门课，这时才算考试合格。

育才学校的学生杨秉孙入音乐组三个月，便登台表演，独奏门德尔松、格里格的钢琴小品。育才是个生活教育的试验学校，教育与生活是打成一片的，只有艺术的生活才是艺术的教育，所以育才能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时间是当今艺术院校无法相比的。有一年，育才招生，每个考生都须交相片，但来报考的孩子都很穷，没钱照相。陶师想了个妙招，让绘画组里挑选几个素描画得好的同学去为考生画像，每张像只有两寸大，一共画了十几个学生的像。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既为考生省钱，又锻炼了学生学习素描造型的能力。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第一例。在陶师的教育事业中，处处都体现了“生活即教育”，这与传统教育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在陶师的教育机构里，找不到丝毫“纸上谈兵”的教育。“生活即教育”渗透在教育机构的每一个角落，实包含了人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