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把儿子培养成所谓的学者

十一、不想把儿子培养成所谓的学者

威特讨厌所谓的“学者”。在他看来，所谓的学者，只懂得自己的一点专业，对于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也无兴趣，缺乏常识，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尤其不关心时事问题及他人利益。威特不愿意儿子成为这样的学者，即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的那一点专业上，也无大的作为。这样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装腔作势，只会罗列晦涩的学术用语、玩弄辞藻、味同嚼蜡、又臭又长。他们是些偏见家。威特着力于培养儿子的辨别能力、求知欲望以及对美术、文学的欣赏能力。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儿子成为那样偏狭的“学者”。

卡尔确实堪称一位“神童”，但是威特不把他培养成这样的“学者”，确实是反传统的教育方法，这是威特不同于传统教育家的又一超越和创新之处。大概旧时的文人学者都有一个通病，正如陶先生批评的那样：“一个文人，不能像过去那样，长头发，衣服脏得很，烂了也不补，爱说风凉话，这是不对的。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皱邹的样子，更不该钻牛角尖。”（Ⅳ，533）威特认为：“完美的人，应该是心胸宽广、富于献身精神，充满仁爱之心的人。完美的人，应该能够看到矛盾和缺陷，并立志去解决它。”“我从卡尔很小的时候就去培养他的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知识将会显得苍白无力。”（《卡尔·威特的教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这正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所提倡的“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Ⅲ，715）“追求真理做真人”（Ⅸ，316）的教育。陶行知说：“盖明知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无尽；明知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Ⅰ，274）从这里可以看出，威特的教育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追求真理的真人，要能够看出矛盾和缺陷，从小培养卡尔有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做一切学问从这个目的出发，方有真学问，也会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

威特批评说：“不能培养孩子辨别能力的学校，只能成为庸人汇集的场所。那样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个兜售学问的零售店，教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店员。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是尽职尽责地销售教育学、语言学、博物学等等知识，但你从这些授课中丝毫感受不到创造力。”（《卡尔·威特的教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这样的学校只能培养出‘平均’的人才，从他们之中很难发现有特点的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没有思想，也没有新颖的观点。“完全清一色的庸人，数量再多也没用。”原来，在200年前威特就看破了传统学校的把戏。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陶行知曾批评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先死与学死所造成的国是死国，所造成的世界是死世界。”（Ⅱ，652）75年过去了，陶先生的呼吁和忠告：对于如此无能的传统教育，“若再因循苟且，则可以救国之教育，将变成亡国之催命符。到了那时，虽悔也来不及了。”（Ⅱ，665）陶师的话仍然是我们今天耳边长鸣的警钟！

传统的学校教育“历来只是教员教书，学生读书，刻板式的自古迄今不稍变易，就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因此弄成整个死的教育！”（Ⅲ，493）这种教育不能发挥、加强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是阻碍、削弱和摧残着千百万青少年的创造力的。这是“读书死、死读书”的必然结果。威特经常告诫卡尔：“一个人如果没有创造力，即使他能懂得全世界各种语言，看完了世上所有的书，那也丝毫没有价值。”（《卡尔·威特的教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这是治学的根本哲理，陶师说得更加简约深刻，陶师说：“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万卷书有可益处？”（Ⅱ，284）

威特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成为对世界有贡献的人，而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所谓学者，更不是那种一鸣惊人的神童。威特的这一方针贯彻始终。在《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的最后，威特写道：“自古以来人们就说‘学者必痴’，但我的儿子卡尔无论在小时候还是长大以后都不是枯燥乏味的书呆子，而总是给人以快感。”“在他的脉搏里自小就流淌着文学的血液，他不仅从小就精通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很早就写出了优秀的诗词和文章。我认为，卡尔具有做人和作为学者的完美人格。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成功地教育儿子而感到骄傲。”（《卡尔·威特的教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从这一段叙述中，我们看到：

第一、“学者必痴”。但是卡尔没有成为一个书呆子，从1816年至1883年，一直在德国的著名大学里任教，在有口皆碑的赞扬声中从教67年，终其一生。

第二、他总是给人快乐，他确是一个“人中之人”，而不是一个脱离群体的孤傲的所谓“学者”。

第三、卡尔从小就受着文学的熏陶，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完善了他的人格。

第四、卡尔确实成为那个时代具有做人和作为学者的完美人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