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教案的原因

第二节　南京教案的原因

南京教案使传教士在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使利玛窦等人费尽千心开辟的传教道路被堵上了。结合上述沈和晏文辉的奏疏，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出于一些所谓“儒家教孝”的正当理由排斥西方传教士的。综观沈的三道《参远夷疏》，反教者提出的禁止天主教的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西方传教士散处中国，有侵略我国的嫌疑。“凡朝贡各国有名，其贡物有数，其应贡之期，给有勘合。职在主客司。其不系该载，及无勘合者，则有越渡关津之律，有盘诘奸细之律。至于臣部职掌，尤严邪正之禁。一处左道乱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者，分其首从，或绞或流。其军民人等，不问来历，窝藏接引，探听境内事情者，或发边充军，或发口外为民，律至严矣。夫岂不知远人慕义之名可取，而朝廷覆载之量，可以包荒而无外哉？正以山川自有封域，而彼疆我理，截然各止其所，正王道之所以荡平，愚民易与为非，而抑邪祟正，昭然定于一尊，乃风俗之所以淳厚。故释道二氏，流传既久，独与儒教并驰，而师巫小术，耳目略新，即严绝之，不使为愚民煽惑，其为万世治安计，至深远也。”

第二，西方传教士劝人们信奉天主教，不能祭祀祖宗，这是教人不孝。“臣又闻其诳惑小民，辄曰祖宗不必祭祀，但尊奉天主，可以升天堂，免地狱。夫天堂地狱之说，释道二氏皆有之。然以之劝人孝悌，而示惩夫不孝不悌造恶业者，故亦有助于儒术尔。今彼直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而无父子。何物丑类，造此矫诬！盖儒术之大贼，而圣世所必诛，尚可蚩蚩然驱天下而从其说乎？”

第三，西方传教士私习历法，恐怕混淆听闻，欲使中国纲纪不正。在沈奏疏中就有：“说者又谓治历明时之法，久失其传，台监推算渐至差忒，而彼夷所制窥天窥日之器，颇称精好。以故万历三十九年，曾经该部具题，欲将平素究心历理之人，与同彼夷，开局翻译。呜呼：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不异乎此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若慕义而来，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夫使其所言天体，此为奉若中国，臣犹虑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而况诞妄不经若此，而可据以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乎？”

此外还指出西方传教士信奉邪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室，败坏风俗，扰乱纲纪。

反教者将上述种种罪名强加于西方传教士头上，甚至不等皇上批复自己的奏疏，就先斩后奏地逮捕了两批耶稣会士，制造了“南京教案”。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沈，这位基本上恪守正统儒家作风的官僚，他对传教士的指责都是有根有据的，并无夸大不实之词。因此，“南京教案”不能理解为肇端于某个个人，无论是义愤填膺的沈还是急于求成的龙华民。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也有思想文化的，还有个人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

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件大事，官僚士大夫对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沈为代表的保守官僚派认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暗伤王化”，耶稣会教义是“诳诱愚民”，并且认为他们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嫌，还教人不孝，同时私习历法，欲使中国纲纪不正，因此要求逐教。用这一系列理由来劝说统治者若不及时禁教，最终将危及明朝江山。而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护教派人士则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为天主教辩护。他们认为传教士都是有学问、有修养之人，传教士来华是“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明不仅无损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两种不同的态度、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最终成为引燃“南京教案”的导火线。

除了两种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一根本原因外，南京教案还是晚明改革和保守两派官僚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曾锐意整饬吏治、改革经济，颇见成效。但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亲政，这种改革便戛然而止。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政治日益腐败，经济搜刮加剧，统治危机迭现。明末政治和社会里开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党社活动异常活跃。所谓党社，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⁹⁾

在明朝社会急剧变动之际，明朝政坛中代表变革的政治派别应运而生，这就是被反对派指为东林党的士大夫清流派。万历中叶以后，两种政治势力形成并展开激烈的斗争，一方是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秉承时代气息，坚决主张改革腐朽政治；另一方则是以浙党为首的，包括浙、楚、齐、宣、昆党在内所有东林党的反对派，他们以因循守旧为特征，坚决维护腐朽政治，反对改革。

东林党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被革职后10年，在家乡无锡东门建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评论时政，因而被命名的士大夫政治力量。他们反对神宗不理朝政，宠信郑贵妃，久不立太子；反对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脂民膏；反对内阁专政，要求整饬吏治，制止腐败。他们充满矫正王朝倾危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还是经世致用的主张及其忧患意识，都证明他们代表的是变革时代的进步趋向，是晚明正直派官僚的核心。他们主张改革明王朝腐败的政治经济政策，代表着社会变革力量。东林党有许多新进的思想，这与当时西方传教士的思想有合拍的地方，因此，东林党人大都支持和同情西来的传教士，与传教士关系密切。如利玛窦到北京后，就与东林党的叶向高交情不浅。根据《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上说：“尔时西土所记，名公巨卿，如相国沈一贯、叶向高诸公，亦时相过从，若以下之庶司僚，则尤不知凡几。”同时叶向高还写过一首《赠西国诸子》：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来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打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

与此同时，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人，也在面对现实苦苦探寻挽救社会危机、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出路。他们与东林党一样关心国事民情，政治生涯也大多随东林党在朝起伏升降而波折，所以也应属于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这些人中有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虽然不参与党争，但在政见上与东林党往往不谋而合。而以沈、方从哲等为代表的浙党，则竭力反对东林党人的改革主张，迫害东林党人，南京教案的发生，他们就是企图通过禁教来间接打击东林党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再次，沈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是南京教案发生的一大原因。万历四十三年，沈出任南京礼部侍郎。任京官多年，却被派往南京任一闲职，沈心中自然不悦。到南京后不久，他就以特有的政治嗅觉，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王丰肃等人的种种“不轨”行为，企图展露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得到皇帝的赏识。可以说，沈的这一做法迎合了政治需要，这与晚明党争政局也十分符合。南京教案后，保守派官僚一度得势，沈也青云直上，由方从哲推荐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