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保存会”与“南社”

（三）参与编纂的社会团体：“国学保存会”与“南社”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组织文会和结社的传统。自清初禁“朋党”，大兴“文字狱”之后，结社只能成为秘密的行为。咸、同之后，西方集会结社观念逐步输入中国，在地方大吏的支持下，才开始有学会出现。这一时期最早的学会是强学会，以讨论国是为主。另有专注学术的学会，如国学会、算学会、南学会、苏学会等。光绪三十年（1904），戊戌党禁开解，结社风气大盛。辛亥革命前，全国各种学会多达600个以上。江苏这一时期的社团组织多达112种，而上海则是社团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就分类而言，以学术居多，次为外交……再次为政治性的组织，多为自治促成会之类，此为清季立宪运动之故。其他如艺文、工商、教育等所占亦不少。由以上各类比例看来，可知辛亥革命前，士绅阶层的注意力所在：学术与时政。”^[47]

光绪三十年（1904），邓实等人在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次年创办会刊《国粹学报》。1910年，该会制定办会宗旨：“研求国学，保存国粹”，亦即“复兴古学”，以求“无愧先民”，鼓励民族气节。该学会的主导精神，是“保学”、“保种”、“保国”的国粹主义与复古思想，提倡种族革命，与满清争民权，以复古为主要途径，形成文化的保守主义。^[48]

尽管该学会有“排满兴汉”的奋斗目标，但其“文化的保守主义”形式，与此时清政府保守势力对“保存国粹”的提倡，以及梁启超等立宪派“尊重国粹”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因此，当《乡土志例目》颁布后，国学保存会的学者也纷纷开始编纂和组织发行乡土志书。该会最初计划编纂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并拟定出版《神州乡土教育杂志》，定期发布编纂信息。在该会所编的《国粹学报》上，曾发表《编辑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小学教科书，兼办神州乡土教育杂志》一文，云：

敝会窃以为小学一级为培养国民之基础，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见闻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其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黏触，所以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也。吾国今日当重小学教育，夫人皆知，而惟乡土史志教科书，坊间尚无善本，盖抉择甚难，非通才不办也。敝会以保存孤学，发扬国光为愿，特集合国学深邃数人，编辑十八省乡土史教科书，举吾国可宝贵之事物，编为课本，务求合初等小学之程度，以印入全国青年脑中。又创办《神州乡土教育杂志》，月出一册，为教科课本之参考书，以备小学老师之研究。兹准于明年正月次第出版，敝同人殚心竭力为此，实期爱国教育普及全国，庶几以偿敝会保存孤学，发扬国光之大愿，海内爱国君子或有取焉。

由于资料有限，该会曾发动全社会来参加这个行动，着手征集各省志书以供参考。在同时发布的《征各省府县志书启》中说：

德儒萨尔曼氏^[49]谓教授历史之初，必先授以乡土史谈，俾其抚前代遗迹，以得直观之方便。不惟历史而已，地理亦然。希尔烈尔之乡土志，其分目至细，且与府县志不相混合，如是乃能唤起爱乡心，即由此而生爱国心。斯小学校教师不可不知也。吾国今日欲培养国民，使受完全之教育，莫重于小学。敝会以保存国学为愿，兹已编辑各行省乡土史志小学教科书，次第出版，惟取材固贵最近调查，而征引实不能不有资载籍。内地搜求不易，尤望爱国诸君寄示各行省通志、府志、县志、乡志、族谱，及地方特产志等书，俾敝会得从事编辑，以饷国民。而诸君子亦得以表扬爱乡土爱国之心，其于国学前途必蒙大影响矣。谨启。^[50]

在国学保存会这个以复兴国学为宗旨的知识分子团体中，来自江苏仪征的著名学者刘师培，来自广东的黄节、陈庆林，上海的邓实等人，都是通过发掘“国粹”，在读者中宣扬“排满兴汉”的骨干成员。邓实和黄节都是广东顺德人，早年同游学于广东大儒简朝亮门下。邓实（1876—1951），字秋枚，生于上海，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其大旨则欲决植民权，以排斥专制，为变政之根本”。1905年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黄节（1873—1935），初名晦闻，后改名节，字玉昆，号纯熙，别号甘竹滩洗石人，又署晦翁。1902年在上海与邓实一起创办《政艺通报》，宣传西方思想，鼓动排满革命。宣统元年（1909）春加入同盟会，次年加入南社。辛亥革命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聘其为广东高等学堂监督。民国六年（1917）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民国十七年（1928），一度出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有《蒹葭楼诗》。^[51]陈庆林（1874—1933），江苏吴江人，字佩忍，号巢南，后改名去病，别署病倩、勤朴老人。他和黄节为同学，组织过“神交社”和“秋社”。1906年参加同盟会，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随孙中山赴粤“护法”。著有《浩歌堂诗钞》《续钞》《五石脂》《百尺楼丛书》等。刘师培出自“四世传经”的仪征刘氏，受到章太炎器重，年纪轻轻已经誉满全国。黄节、陈庆林则精于国故，他们提倡“保存国粹”，以宣传“排满”“保种”为己任。邓实熟悉西方社会政治，以政论见长，其论说多发表在《政艺通报》上。

经过国学保存会的努力，江苏、江宁、安徽、江西、广东、直隶、湖北诸省的乡土历史、地理志相继于1906—1907年编成。刘师培编纂了江宁、江苏、安徽的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共六种，并编纂和发表了《编辑乡土志序例》^[52]；陈庆林编纂了直隶、湖北、江西三地的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黄晦闻则编纂了广东省的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和乡土格致教科书共三种。以上乡土教科书均由国学保存会下属的“乡土教科书总发行所”出版发行。

国学保存会首先刊出的这批乡土教科书，按照学部章程所定的课时，以教科书课目体的形式，而非《乡土志例目》的体例编排。这批课本采用了比较统一的编排体例，每种课程的“编辑大意”基本上只对分省名称进行了变更，其他一律照录。兹以刘师培所编《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为例。

编辑大意：

一、本书专备安徽省初等小学第一、二年级，第三年上一学期地理教科之用。谨遵《奏定章程》“初等小学第一、二年，地理学科讲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第三年上一学期，讲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为编辑宗旨。

一、谨案《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每星期授地理一钟点，除年假、暑假外，每一学期应授地理十八钟点。本书分五册，每册十八课，恰备一学期教授之用。合五册，毕五学期。因第六学期（即第三年之下一学期）照《奏定章程》，应授中国地理之大概也。

一、本书每课以一百五十字为率，无使过多，庶初等小学生徒取便记忆。

一、本书第一册附全省地图，以后每遇先贤祠庙遗迹，及本省地理山水之名胜，有足动人景仰者，例必插图，复遵《奏定章程》，凡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诸端，均为本书编辑注意之所在。

一、本书编辑引用载籍极繁，而文理务求简明，其有端绪过于纷赜者，间用史表之体，以示条理。

一、本书第二、三、四、五册即出，必无误下学期之用。

这一系列的课本，主体内容的课次门目安排也都基本相同。比如，陈庆林编《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的18课，内容分别是沿革、总论、区划、山脉、河流、人文地理、交通以及十一府一厅，最后附全省地图。刘师培《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的18课，内容分别是沿革、总论、区划、山脉、河流、人文地理、交通以及十三个府州，最后附全省地图。相同的体例安排，说明由国学保存会“乡土教科书总发行所”发行的这批课本，是按照既定的格式来编排的。

由国学保存会出版的这批乡土教材，都以“教科书”命名，而没有采用“乡土志”这个官方的提法，没有按《乡土志例目》规定的十五目进行编排，使得这批课本更具有近代意义上课本的性质。国学保存会向来以“排满”、“保种”为主旨，而他们所编的这批乡土课本，基本是按《奏定学堂章程》的相关规定来编写的，提及所处时代也一律用“本朝”，所以，正如程美宝先生所说，从课本内容来看，“如果有任何‘排满’意思的话，也是非常隐晦的”^[53]。

国学保存会所编的这批乡土教科书中，《广东乡土教科书》因民族归属问题内容曾引起社会争议，因此曾被“撤销版权”，这可能影响到其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而且也有人曾评价说“广东有乡土地理、乡土历史二书，不甚切于实用”^[54]。不过，据该会自己宣称，“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55]另外，据《蒲江县乡土志》的编者说，为了编《蒲江县乡土志》，曾参考了江苏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这说明国学保存会的这批乡土教材，还是有一定市场的。^[56]

南社是近代著名爱国文艺团体，于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先后加入的成员多达千余人，遍布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南社”其名，寓意“操南音，不忘本也”，以举办社集，创办社刊的形式，宣扬民族气节，鼓吹反清思想。“国学保存会”的数名成员，也多加入南社，成为其积极分子，如陈庆林、黄节、傅熊湘等。

南社成员多为文化教育界人士，他们通过整理晚明文献来宣传其振兴华夏和“排满”的思想。他们也很重视发掘、保存地方文献，“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之首创者”^[57]，并且多有热心编纂地方志书之举。^[58]其中也有一些人编纂了乡土志书，如黄节、傅熊湘、侯鸿鉴、马锡纯、范烟桥、沈天民等人。侯鸿鉴编有《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入民国后进行改编，并编纂《无锡乡土博物志》；在福建晋江任校长时，又编《晋江乡土志》。马锡纯编有《泰州乡土志》。该书有《乡土志例目》的风格，说明他对学部颁布的这个指导编例大体上是接受的。辛亥革命以后，范烟桥于民国五年编有《吴江县乡土志》，傅熊湘于民国十五年编写了《醴陵县乡土志》。傅氏是湖南醴陵革命先行者之一，是在南社社刊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也是湘南社的主盟人。^[59]《醴陵县乡土志》的序作者、湖南方志大家吴恭亨也是南社成员之一。^[60]而沈天民在吴江的乡土教育，更是对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