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与教育界的呼声

1912年至1925年（大正元年~大正14年）发生的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又称“大正德谟克拉西”），是一场要求民主主义改革的运动及思潮，主要政治目标是发动民众，反对军阀专制统治，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扩军备战走军国主义道路。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主要代表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层及知识分子的利益，工农运动则是推动运动发展的主要动力。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推动运动发展发挥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吉野并不否定君主制，但主张宪法应该包括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议院制度等内容，在封建特权阶层掌握政权的现状下，宪法应有的基本原则得不到落实，也不能用立宪思想来解释宪法。[1]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民主主义意识，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在大正时期发展壮大起来。

1912年12月，陆军要求西园寺内阁增设2个师团兵力，迫使内阁辞职，由担任内大臣的军阀桂太郎组阁执政。军部践踏宪法的暴行激起民愤，政党和新闻界人士发动各界民众举行拥护宪政的集会，史称“第一次护宪运动”：1913年2月10日，愤怒的群众包围国会，迫使国会休会，袭击官办报社和警察，第二天，军阀内阁被迫辞职。1918年9月，日本各地爆发了民众“抢米暴动”，迫使寺内正毅领导的军阀内阁下台，政友会总裁原敬出任首相，组成日本历史上的首届政党内阁。“平民宰相”原敬实施了一些与官僚和军阀政权不同的政策，修改选举法，振兴实业，将武官专任殖民地长官的制度修改为文武官并用，“改善教育”等，因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报复。1921年11月1日，原敬首相在东京车站遇刺，4日身亡。在原敬内阁推行“改善教育”政策期间，1919年日本诞生了第一个教师工会“启明会”。1920年“启明会”发表了一份表达日本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主张的文件《改造教育四项纲要》，提出与天皇制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以及改造现行教育和教科书的具体方案。

“启明会”公布的《改造教育四项纲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教育理念民众化”：（1）奉行明治天皇在明治维新时发布的圣旨，“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2）期待实现公正的社会生活，立足于民众精神，阐明现代文化的实质。（3）尊重勤劳精神，认清寄生、安逸与浪费是社会罪恶现象。（4）立足于爱全人类的精神，排斥助长敌忾心的教育科目，反对起源于“土豪自卫”意识的侵略主义。（5）为贯彻以上精神，希望国际联盟取得长足发展，为了促进各国国民相互间的正确理解，要求召开国际教育会议。二是教育机会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学习权是人类权利的一部分，因此，教育必须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即，国库负担教育费；中学以上学校采用半日制，使学生得以自由从事任何产业；女子有上大学的自由。三是实现教育自治：将教育者从“现代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作为自由的人格主体，从事朝气蓬勃的教育，为此必须实现教育者管理教育———教育自治。具体措施包括：设置中央及地方教育委员会，委员主要由选举产生。教委有权起草教育立法草案，组织教员工会等。四是自由组织教育活动。扩大教育自由的范围，尊重儿童的生活与成长，实施以个性为本的教育，教育机构应该拥有“教学科目地方化、时代化和个性化”的自由、“自由增减教科书的自由”，能够根据季节变化自由调节教育时间，调节室内与郊外教育，广泛采用季节教育、夜间教育，撤销入学年龄的限制，改变“划一而毫无生气的规则”和“教育万能”的现状。[2]《改造教育四项纲要》是日本教育界进步人士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进行斗争的武器，是记录日本民主主义思想成长的重要历史文献，是日本战前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启明会”提出的教育理念，建立在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基础上，倡导博爱精神，反对侵略扩张，期望与世界各国增进互相理解，与国际联盟保持协调关系，体现了日本进步力量爱好和平的精神，表明了他们反对政府和军部推行愚民教育，要求国民拥有教育权和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与强调日本是“神国”，要求国民绝对服从天皇的教育原则有着天壤之别。

20世纪20、30年代，国际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国内产生很大影响，日本在野各党派十分活跃。1921年原敬首相遇刺后，直至1924年6月，除高桥是清内阁以外，4届内阁中有3届受军阀控制，国内政局持续动荡。1922年宪政、革新两大政党举行拥护宪政大会，拉开“第二次护宪运动”的帷幕。1924年1月1日，天皇指令清浦奎吾组阁。清浦内阁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贵族院研究会，成立伊始便遭到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三大政界力量的反对。第二次护宪运动号召实现普选，改革贵族院，整顿行政机构，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宪政、革新两党在第15届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占据了众议院多数议席。6月11日，加藤高明组成护宪3派联合内阁，除陆、海、空大臣外，其余内阁成员全部由政党人士出任。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执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2年5月。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日本各个进步文艺团体、文化团体于1921年结成了统一战线，经历政府数次镇压和内部分裂之后，多数成员仍然坚持“启发和教育工农大众与各种反动文化作斗争”的方向。特别是文学、文艺和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理解并声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积极开展“解放殖民地运动”，根据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等事实，制作宣传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教材，即其主要斗争方式之一。“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所属的骨干团体“新兴教育研究所”、“日本无产者作家同盟”等左翼进步团体，编写了批判日本侵略中国、培养学生反战意识的教材，批判教育领域与天皇的军队一样“保守化”。20世纪20年代，日本还诞生了一部分民间教育机构“新学校”。其中包括1917年原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委员会委员泽柳政太郎开设的成城小学；1921年基督教徒羽仁元子设立的自由学园等。推广“自由教育”的知识分子，加入“非法工会”的教职员，参加“工农少年团运动”的农会组织的青年人等以“新学校”为阵地，掀起批判国定教科书，制作使用反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新教材”的运动。这类新教材包括“新学校”使用的辅助教材，“无产阶级教育教材”和“抗日教材”等不同类型。其代表作有：成城小学国语研究部编写的《讲话与听力教学资料》（上下册，1925年），《儿童文学读本》（1932年）；千叶师范附属小学“白杨会”编写的《儿童哲学丛书》（共5册，1929年）；羽仁元子的《儿童读本》（1927年）等。新教材的内容与国定教科书截然不同。例如，《儿童读本》在“四海皆兄弟”的标题下写道：“四海皆兄弟，说的是世界上的人都是兄弟。为什么呢？……世界上有人身体生病，一旦造成霍乱、鼠疫，就会立即传染给各个地方的人，变成不得了的大事情。无论哪个国家发生战争，世界上的人都会感到痛苦。整个世界好像一个家庭。所以，住在家里的人都是兄弟。大家奋发做好事向世界推广，对世界上的兄弟都有好处。”当然，“新学校”的辅助教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作为教科书的辅助教材使用，所以没有与国定教科书产生正面冲突。虽然辅助教材没有像国定教科书那样宣扬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如“木口一等兵”、“广濑中佐”、“乃木大将”、“能久亲王”、“明治天皇”等———教育学生忠君爱国，但也未能正确表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本质及战争的起因。以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表述为例，“新学校”的辅助教材中有一篇题为“现在世界中的日本国”的文章，这样写道：“虽说是小小的日本，支那首先找上来打架。然后，俄国也来了。平日拼命学习的日本陆海军，使出全部力量进行战斗取得了胜利。世界各国这才吃惊地认识到，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强国，佩服明治天皇是古今少有的伟人。就这样，日本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强国的伙伴。大家是日本国民。”[3]这类肯定现状的辅助教材，既没有正确表述日本侵略战争的起因、性质，也不具有反战的思想意义。与此相比，深受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影响的“无产阶级教育教材”，扎根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沃土之中，与军国主义教育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始于1921年，部分进步作家在秋田县创办《播种人》杂志，凝聚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日本工人作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受到政府镇压和内部分裂的影响，仍然创刊《光明》（1924年）、《文艺战线》（1925年）等宣传进步思想的杂志。1925年10月6日，左翼文学团体的进步作家，以《文艺战线》为中心成立“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简称“普罗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进步团体。“普罗艺”分裂以后，1928年3月，在日本共产党（1921年4月建党）的倡议下，三个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互相排斥的艺术团体合并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NAPP），出版《战旗》杂志作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宣传阵地。1928年12月，各进步文艺团体经过改组，建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囊括了以下左翼团体：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无产阶级剧场同盟、无产阶级艺术同盟、无产阶级音乐同盟、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无产阶级摄影家同盟、无产阶级科研同盟、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新兴研究所、日本战斗无神论者同盟等。“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最初续称“纳普”，1931年10月24日扩大为包括12个左翼进步团体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克普”，KOPP）。“克普”提出四项行动纲领：（1）与各种反动文化作斗争；（2）对工农大众进行系统的启蒙教育；（3）满足工农大众文化生活的需要；（4）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4]“克普”发挥创作和普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进步作用，直到30年代中期左翼文艺队伍内不断有人变节“转向”，坚持斗争的进步知识分子才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

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迅速发展。1922年《播种人》杂志社刊行小册子《播种少年》，成为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和“无产阶级教育教材”的重要来源。《播种人》在政府压迫下停刊后，《文艺战线》所属的进步人士，继承《播种少年》的创作思想，于1924年6月在《文艺战线》杂志上开设了“小同志”栏目；1926年6月，《战旗》系统的知识分子也把《无产者新闻》的“儿童世界”栏目，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播种少年》，后来又创办了《少年战旗》杂志。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作品成为《日本劳动工会全国协议会》和《全国农会》领导下的少年团体的教科书，不久，又被参加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教师制作成有别于国定教科书的“新教材”。当时，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领导机构中没有设立单独的教师组织，所以，工农运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无产阶级教育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开展活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以散文、诗歌、童话为主，后来相继编写出《无产阶级修身》、《无产阶级日本史》，《无产阶级算术》、《无产阶级理科》等教科书。这些冠以“无产阶级”的日本进步团体的活动，反映出日本进步文化人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博大心胸。

初等学校的教师作为国定教科书的忠实阐释者，是日本政府长期重点培养的对象。然而，在这个群体中不乏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者。1927年，东京部分初等学校的教师，成立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小组，取名“义足同人”。“义足同人”吸收邻近地区学校中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教员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在官方的镇压下几经变更，1930年8月组成“日本教育劳动者工会”（简称“教劳”）。同年10月，原成城小学教师山下德治在东京成立了“新兴教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1月，“教劳”召开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国际教员工会的纲领，决定加入日本左翼工会《日本劳动工会全国协议会》。这次大会确定了具体的斗争目标：“与国定教科书进行斗争”；设立“贫农父兄会”；支持《工农少年团》（与苏联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相同的组织）等，并将新兴教育研究所作为研究无产阶级教育的合法机构。新兴教育研究所创办机关报《新兴教育》，读者不但遍及日本各地，而且在中国东北、上海、台湾，朝鲜等地也形成了读者群体。此外，新兴教育研究所还作为“克普”的下属组织（后改组为“新兴教育同盟”），与语言、哲学、宗教、文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团体联合开展活动。至此，从“义足同人”起步的教员工会运动，发展为名副其实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国际左翼无产阶级大众运动的一部分。[5]

进入3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开始编写“无产阶级教育教材”，改写国定教科书中的军事教材是其重要活动之一。国定教科书中的课文“水兵之母”是改写的重点。“水兵之母”讲述了一对母子与战争的故事：一名水兵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在信中为儿子没能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丰岛海战而感到“满腔悲愤”，无颜面对照顾自己的乡亲们，因此每天参拜神社祈祷儿子获得“值得敬佩的功勋”。[6]这篇教材据说取自“军中美谈”。于是，许多人多方寻找“水兵之母”的人物原型。据1929年《肥后日日新闻》披露，教科书中的“水兵之母”与“水兵”，是鹿儿岛县揖宿郡指宿村的一名姓有村的妇女及其次子善太郎。出人意料的是，教科书中受到母亲斥责、与长官互相鼓励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水兵”，原来体弱多病，入选教科书“主角”后病情仍未好转，终于在1894年9月中日爆发黄海海战之前接到离舰命令，告别“高千穗”号战舰回乡，3年后不治身亡。按照国定教科书的表述，本该立功后“衣锦还乡”的渔民士兵，实际上在无功落魄中病死，着实令军部上层感到意外。直接负责编写教材的文部省图书监修官既没有按照实情修改课文，也没有删除这一课，理由是，教科书的重点在于塑造“军国母亲”的形象。新兴教育研究所选取“水兵之母”把它改写为反战教材，刊载在1932年8月3日出版的特辑《工农少年团暑假手册》中：母亲为儿子没有在丰岛海战中受伤而感到安心，她向儿子讲述家中的惨状，劝说儿子不要服从长官的命令到危险的地方去。教材的结尾是，一名水兵哭诉道：“讨厌滥杀中国工人和农民”，六名水兵齐呼：“大家停止战争吧！”[7]日本军部从全国各地大量征兵，导致贫穷农民、工人和渔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反战教材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村士兵及其亲属的内心世界，号召士兵“干得巧妙点儿”，“平平安安地回村”。工农出身的士兵在军队中很受歧视，在乡军人的待遇也与现役军人截然不同，他们不能不流露出不满情绪。警察和宪兵把他们的不满言论作为“流言蜚语”严加取缔。据警方统计，1938年这类取缔事件为160桩，1940年上升到224桩，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间多达308桩，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共607桩。[8]迅速增加的数字表明，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国力消耗殆尽，人民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抵制战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无产阶级教育”运动从广大工农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精神食粮，宣传反战思想抵制军国主义教育，至1933年，“无产阶级教育”运动以及“自由教育”运动形成高潮。此后，政府加强镇压，“新学校”教育被迫转向，开展“无产阶级教育”的组织瓦解，虽然继续有零散的无产阶级教育教材问世，但不再有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战活动出现。1933年日本掀起反战教育的高潮时，正值民主政治体制被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取代的前夜，所以，这也是“大正民主主义时代”的尾声。在此期间得以改善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不久又被卷入法西斯主义摧残民主主义的狂涛之中。

1930年前后，日本海军中的青年军官成立了法西斯军人团体策划“改造国家”。1931年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谋划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关注。在日军侵华活动的刺激下，日本法西斯主义急速蔓延，当年5月15日，日本海军中的法西斯军人团体纠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发动“5·15”武装政变，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议会大党“政友会”的总部及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住宅，枪杀首相犬养毅，用暴力彻底埋葬了护宪运动的成果———议会政治。在法西斯主义阴霾笼罩日本的情形下，军部启动了教育体制和国定教科书的“战时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