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与“愚民”

鲁迅并没有一般地研究教育原理、原则、方法等等的皇皇巨著，但他却对中国旧教育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其深刻性、战斗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这个角度看，他实在比一般的教育理论家要伟大得多。他的教育思想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的教育思想学习不够，没有能从鲁迅已经达到的高度、深度出发去彻底肃清封建专制教育传统在今天的负面影响，学习、继承鲁迅的教育思想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教育的对象是人，因而就有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教育：一种是鲁迅所主张的旨在“立人”的教育，另一种是鲁迅所批判的旨在“愚民”的教育。

封建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以皇帝为头目和代表的特权阶级作威作福，广大劳动人民做牛做马，既是他们作威的对象，又是他们作福的牺牲。一方面是穷奢极欲，一方面是流血流汗；一个吃人，一个被吃，界限清楚，分工明确。始终处于少数的特权阶级何以能吃广大的劳动人民？原来他们手上有两把刀子：硬刀子和软刀子。硬刀子用来砍头，后来进步为步枪、机关枪等等。软刀子则用来麻醉人们的精神，使人被吃而不自知，即鲁迅所谓“砍头不觉死”，甚而至于觉得被吃应该、光荣。靠这两把刀子，皇帝总是把人改造成为两种人形动物：奴才和奴隶。奴才略同鹰犬，奴隶就是牛马。鹰犬不是人，牛马当然也不是人，以人为鹰犬、牛马者也不是人，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人。”⁽¹⁾原本是人而变成不是人的鹰犬、牛马，主要凭仗教育的麻醉作用，其奥秘就是鲁迅所揭露的用“细腰蜂那能麻醉青虫神经的毒针”使人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因为“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活人者又须不死”。注入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便可使之“能运动”而“无知觉”，“即使砍去了藏着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²⁾毒针中的毒液，先是三纲五常之类，后来又加进爱国爱民等时髦货色。正如皇帝把自己打扮成“奉天承运”的“天子”一样，特权阶级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祖国”“民众”的代表或化身，我就是国，国就是我，爱国就是爱我，不爱我就是不爱国；为民众就是为我，不为我就是反民众，而真爱国者则被斥为卖国的汉奸，真为民众者则被打成民众的敌人，当然是“杀无赦”了。——如果说旧中国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那么旧中国的教育就是这厨房中的炉灶。正是基于这一深刻、透彻的认识，鲁迅在《狂人日记》结尾喊出了：“救救孩子！”

封建主义的教育实质上无非就是麻醉、瞒骗、摧残。鲁迅说：“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日复一日，学生“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³⁾而“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因为“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⁴⁾所以只许“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⁵⁾孩子由不敢看、不敢叫、不敢笑、不敢哭、不敢怒、不敢说，终至不能看、不能叫、不能笑、不能哭、不能怒、不能说，既“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了，天下于是乎“长治久安”，只听到人肉筵宴上的欢歌笑语了。

旧教育要使人非人化，却又不愿、不敢明说，总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这就决定了它非虚伪不可。例如，“民国14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4年，或将来的24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既不想身体力行，也知道“不足以救国”，不过“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⁶⁾。不是笨牛的，一眼就能看穿；天真一些的，也许开始颇为相信，要到后来甚至后到踏入社会才能了解真相。“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⁷⁾教师并不相信自己所教的，却又不得不装出十分虔诚的样子，学生有的被这“十分虔诚”所欺骗，竟至终生受害，甚至还要拿去害别的人；有的看穿了教师的“并不相信”，竟至自己也依葫芦画瓢，变得虚伪起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语）教育应该就是教人求真，但在旧中国，学校却成了瞒骗的戏台，时时、处处、事事教人作伪。几千年下来，虚伪似乎已经深深地渗入国民性之中成为一种癖性、嗜好了。说的和想的不一样，做的和说的更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好比美丽动人、香气袭人的包装里面却全是臭不可闻的蛆虫脓汁。“假作真时真亦假”，进而习惯于以假为真，真反而成了怪物，求真反而成了疯子。明知是假却极赞其真，并义正辞严地指斥真者为伪，人人都自觉地接受瞒骗，同时又认真地去瞒骗别人，于是真正隐入如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大泽之中而难以自拔了。老实人经反复教育，就认定这么一条：不管你说什么，反正只要是你说的就一定是真理。今天你告诉他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他会说是是是；明天你告诉他太阳是从南边出来的，他也会说对对对，以不变应万变，虚伪得非常真诚。而不少聪明人也认定这么一条：不管你说什么，反正你说的不是瞒就是骗，而嘴上不是好好好就是妙妙妙，虚伪得非常自觉，甚至于自觉得不以为虚伪了。只有少数冥顽不灵者才会起来争辩说太阳明明是从东边出来的，你昨天说的和今天说的全都错了。但他们也因“孺子不可教也”，而不能继续待在学校里，或被视为“革党”而让红眼睛阿义去管教，或被当作“共匪”，而被请进警察局了。——虚伪必然虚弱，极度虚伪必然极度虚弱，极度虚弱往往又导致极度凶残。《青春之歌》写了一个女初中生仅因拿着一本红皮书籍就被逮捕入狱，确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鲁迅认为民族的觉醒、社会的进步，“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⁸⁾，教育就是“立人”的事业。由于数千年来，人们不是为“暂时做稳了奴隶”而暗自庆幸，就是为“欲做奴隶而不得”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从事文艺，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精神；他从事教育，也同样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精神。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无人之自我”，立人之道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⁹⁾即人的个性意识的自觉和人的精神的弘扬。鲁迅的有关论述不啻是我国数千年教育史上的第一道曙光，值得我们反复学习、体味，不断继承、发扬。

我们今天重温鲁迅在本世纪初叶发表的这一思想，不能不折服于他的深刻和敏锐。众所周知，在西方，古罗马的教育不同于近代以来的职业或专业训练，而是为臻于人性理想状态的修身，尽管它具有仅仅施于社会部分成员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本身却不应予以否定。而从19世纪起，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只是尊崇实用价值，而把人文价值斥为形而上学。它所真正重视的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充其量只是一种点缀而已，这就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遗忘”（胡塞尔语）。鲁迅早就洞察到教育的这种危险倾向，指出：“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¹⁰⁾这种倾向终于在本世纪中叶走到了极端，人们发现人文价值目的的丧失不仅危及人的精神基地，而且危及科学与经济发展自身，于是重又提出了教育必须提高学生的人文价值素养，即“尊个性而张精神”。例如美国，1983年4月由里根总统授权组成的“教育质量委员会”所发表的有名报告《国家在危机中》，就特别强调强化基础教育，重视人的素质。在苏联解体前夕，他们的教育家也已认识到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培养千百万用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学生，必须发展学生的个性，个性是难能可贵的。日本文部省1977年修订的《学习指导纲要》也特别强调教育的人格化，要求通过教育使学生具有“善于与他人合作为民众服务”的精神和“对家庭、家乡、祖国的热爱，并且有国际情感和眼光”。在第40届国际教育大会上，很多人指出：教育必须面对双重挑战：培养学生既通晓科学技术，又具有人文价值的素养；呼吁把“人的因素”作为超越其他一切目的的主要问题来考虑。——如果早就沿着鲁迅的方向，大家将少走多少弯路啊！

新教育之所以新，就是由于它与旨在培养奴才、驯化奴隶、制造“机器”的旧教育不同，它要使人成为人，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尽管鲁迅提出此一主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相通和吻合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¹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我们的教育必须真正走上“立人”的轨道，此外，别无选择。立人，正是包括经济、政治改革在内的整个现代化变革的根本目标。人的现代化不只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前提。卢那察尔斯基说得好：“……革命过去和将来任何时候也不是目的。革命是创造和谐的文化，使人的力量和美无限增长的手段……人——这才是所有必不可少的和重要事物的目的：人的完善。”⁽¹²⁾我们决不能背离“立人”的宗旨，把手段误为目的，而把目的误为手段。

鲁迅一生都在热切期盼、呼唤“新人”“新的战士”。关于“新人”“新的战士”的精神内涵曾在许多文字中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作了极为深刻、全面的阐释，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我以为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其一是“新人”“新的战士”须“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谈到如何教育孩子时指出：“养成他们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¹³⁾1919年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又说：“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的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¹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必将继续证明孙中山先生所发现的这一真理，“新人”“新的战士”只有清醒认识时代的新潮流，勇敢地迎接时代的新潮流，“与为沆瀣”，才能带动我们的国家、民族游泳其中，为整个人类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否则，就会被淹没、淘汰。顺之抑或逆之，必须作出抉择。鲁迅在1918年8月22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足以振聋发聩的话：

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是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¹⁵⁾

虽然不无偏激，但中国若不“改良”则只有灭亡一途的警告可谓语重心长，使我们联想起了毛泽东关于“球籍”的教导。汉唐之际，中国曾经领导世界的新潮流，后来逐渐落伍，终至自外于世界的新潮流，被列强打得头破血流，国将不国。此时此际，有的拿出阿Q的法宝：“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这还不算是完全的昏话，因为至少承认现在不如先前之阔，承认现在别人比自己强；而一些主张输出《红楼梦》以报复列强输入鸦片的王公贵族则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以为国外全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一方面欺骗国人，同时也欺骗自己，借以苟延残喘。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指出：他们坚持迷信，反对学习外国的科学；坚持无知，反对学习外国的文明；坚持落后，反对学习外国的进步：好像“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¹⁶⁾。后来又演变为“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二重思想”：“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们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中至当’。”⁽¹⁷⁾外国的科学技术可以学，但外国的文明进步如同洪水猛兽，是决不许沾染的，否则就是通敌卖国。也许鲁迅就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提出这一警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日趋繁荣富强，但居安思危，鲁迅有关“新人”“新的战士”须“能容纳新潮流”的忠告却是不能随便置诸脑后的。因为世界的潮流也是不断向前更新的，游泳其中，不进则退，而倒退则是没有出路的。

其二，针对旧教育的流弊，鲁迅在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大学演讲时曾对学生提出“做好事之徒”，同样也足以振聋发聩。历来的统治者总是要青少年安分守己，委曲求全，循规蹈矩，做一个顺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明哲保身，不为天下先，遇见不平之事，倘在别人身上，要装聋作哑，倘在自己身上，要忍。这样的人生哲学流毒甚广，以致成为中国的封建辫子拖得特别长的直接原因之一。“好事之徒”在我们的词典里也成了一个贬义词，与傻瓜、冤大头、危险分子等等相类，人人不愿为，人人不屑为。然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大抵都离不开“好事之徒”的推动与参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发明家……其实都是“好事之徒”。我国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不也都是“好事之徒”么？毛泽东年轻时就曾大声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¹⁸⁾这可以看作“好事之徒”的宣言。历来的统治者从不责备自己的腐败、无耻、凶残，总是对“好事之徒”口诛笔伐，刀劈枪杀，必欲除尽而后快。他们巴不得人人都只抱住自己的头，眼睛只看自己的鼻尖下，张三被吃，李四即使不去催促张三叩头谢恩，也该闭眼噤声；李四被吃，王五即使不唱李四活该之类的赞歌，至少也得作无视状，就是日本鬼子打进东三省了，也要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我们中国，“好事之徒”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鲁迅要学生“做好事之徒”就是要求学生具有作为一个“新人”“新的战士”应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今天我们当然不宜简单地重复鲁迅的这一提法，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却是必须继续大力提倡的。

我们学习鲁迅的教育思想，我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特别具有现实价值：

第一，为了“立人”，坚持扫除“工具意识”的流毒。从前的教育把人教育成为鹰犬、牛马、机器——鹰犬、牛马、机器都是工具，可以称之为教育的“工具意识”；我们现在必须真正贯彻鲁迅“立人”的主张，把人培养成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教育事业的成绩是巨大的。但由于旧传统旧意识的影响，总还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人教育成为工具，他们不明白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是人的进步与发展，“人立而凡事举”；反而以为只有人人都成为工具国家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极其有害的。工具的基本特征就是缺乏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工具意识的基本特征就是只着眼人力而不着眼于人性。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个个都缺乏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缺乏人文价值的素养，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有一些人则把自己的子女当成实现自己某种心愿的工具，如自己官司打输了，就要自己的子女去读法律；为了自己保健的需要，就要自己的子女去学医科，等等。更有甚者，连自己的私仇也要当作遗产让子女去继承。他们总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把子女当做人来对待，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情感，帮助、促进他们自然而然地发展、成长。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封建主义“光宗耀祖”观念的抬头。鲁迅早就提出要“长者解放幼者”：

……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启开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以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¹⁹⁾

我们千万不能将自己身上因袭的重担再压在子女的肩上，“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若父母、教师、长辈都把子女、学生、后辈嵌定在自己的模型里，则社会“只能往后倒退”，决无发展、进步的希望。

第二，为了“立人”，坚决肃清“智能中心”的流毒。鲁迅主张教育“以养成适应时代的思想为第一谊”，其他的都在其次。我们却有不少人错误地以为国家的现代化靠的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教育必须特别重视科学技术，以智能为中心。他们忘记了人比物重要这一基本常识，忘记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因素和先决条件这一根本道理，只看到物，因而只重视能够直接生产更多更好的物的知识、技能，而把更为根本、更为关键的人的因素、人的个性、人的素质、人的精神抛在一旁。国内外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更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优秀人才的出现，不仅决定于知识的丰富，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良好的个性、情感、意志和美德。光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那些为奥姆真理教制造毒气的年轻人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但他们由于缺乏最最起码的人文价值素养，竟然主动自觉地服务于一个邪恶的目的。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价值素养，必须十分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其中又特别是美育。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在他辞去教育总长之后，顽固的守旧派就要取消美育，而且在临时教育会议上竟作出了删除美育的决议。鲁迅对此十分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²⁰⁾在“文革”中，四人帮也学着“此种豚犬”的样“竟删美育”。新时期以来恢复了美育的应有地位，美育得到空前的重视，但旧传统的影响仍然相当顽固，不可掉以轻心。即以语文学科为例，美育主要通过文学教育来实施，我曾经把文学比作青少年一代身上的“通灵宝玉”，是不可须臾或失的。但排斥之论几乎不绝于耳。有一本厚厚的语文教学专著竟说出这样石破天惊的“理由”来：“学生毕业之后能写出通顺的文章就行了，并不要他们会写文学作品。”⁽²¹⁾即使课本里选了不少文学作品，也得突出所谓“工具性”，上成所谓“工具课”。在不少学校里，美育充其量还只是一种点缀。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第三，为了“立人”，坚持肃清“应试教育”的流毒。自隋唐实施科举考试以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但其逆定理却是不成立的。虽然读书人中只有极少数为官作宦，但为官作宦却几乎成了所有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于是考试成为教育的唯一导向，成为应试教育。封建主义应试教育是为了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尽入彀中”，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中举人中进士是教书先生特别是读书人神经系统中最为敏感、最易兴奋的一个点，视之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从少年到白头“唯日孜孜”，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力。其对读书人的腐蚀毒害，鲁迅曾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全面深刻的批判，但至今阴魂不散，“中”作为敏感点、兴奋点依然如故，其代价则是素质的不断下降。即以语文为例，由于高考只考读写两项，“应试教育”只得冷落说、听；写，由于“代圣贤立言”传统的影响，一般并不欢迎独特的感受和卓异的见解，总是追求平妥甚至平庸。更成问题的还是读，由于考试以选择题、填空题、是非题、连线题等形式进行，教和学双方只得由读转向“做”——做题目。可是读的能力来自读而非“做”，尽管考试确实是在考读的能力，尽管旨在培养读的能力的阅读教学也能使学生考出高分，但极大部分师生还是迷信“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沉没于题海之中，企盼能在题海中捡得敲开大学之门的“敲门砖”。于是能力越做越差，素质越做越低。孔乙己用来考那些想吃茴香豆的孩子的试题——回字的四种写法，虽然无用，但科学性却并无大的问题；而现今小学生中学生多得难以计数的题目中却是错误百出，至于有用与否则只有天知道了。就是这些题目在夜以继日地消耗着青少年一代宝贵的生命。看来，学生实际的语文水平、语言能力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时难以挽回的趋势。有关方面虽然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努力方向，但由于我们不能不以试取人，这种转变就会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应试教育”其实不是教育，说得严重一点和摧残相去并不很远。看看那些为应试而日夜在题海中苦苦挣扎的小学生中学生，我不禁又想起了鲁迅在七十多年前的呐喊：“救救孩子！”

鲁迅于逝世的1936年，曾再一次提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的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²²⁾

原载《绍兴鲁迅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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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2) 《鲁迅全集》第1卷，第205页。

(3) 同上，第237页。

(4) 《鲁迅全集》第4卷，第507页。

(5) 《鲁迅全集》第6卷，第81页。

(6) 《鲁迅全集》第3卷，第129页，第128页。

(7) 《鲁迅全集》第5卷，第255页。

(8) 《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9) 同上。

(10) 《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页。

(12) 转引自《文摘报》1986年1月23日。

(13) 《鲁迅全集》第1卷，第136页。

(14) 同上，第357页。

(15) 同上，第353页。

(16) 《鲁迅全集》第6卷，第81页。

(17) 《鲁迅全集》第1卷，第336页。

(18)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页。

(19) 《鲁迅全集》第1卷，第140页。

(20) 《鲁迅全集》第14卷，第9页。

(21) 《中学训文教学通论》，第111页。

(22) 《鲁迅全集》第6卷，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