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认识和正确处理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一、必须认识和正确处理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使资本和劳动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的过程。技术发明是指发现新的技术和知识及其应用前景。它是技术进步的源头活水。技术发明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研究与开发(R＆D)。研究就是发现新技术新知识，而开发就是寻找新技术新知识的应用前景。技术创新是指新技术新知识首次应用。约瑟夫·熊彼特则把技术创新理解为生产要素和条件的“新组合”。技术创新真正实现了生产函数的变动，实现了知识形态技术向物化技术的转变，实现了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技术扩散是指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向深度和广度进发。它把技术创新成果创造性地推广应用到各个产业领域，实现了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实现了技术进步质的飞跃向量的扩张的转变，实现了技术进步向经济增长的转变。

技术进步意味着创新。约瑟夫·熊彼特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内在因素”，并认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3]。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具体地说，技术进步可引起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劳动/产出比和边际产品的变动。依据这些变动，经济学家们把技术进步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三类。首先，从资本/劳动比的变动上看，如果某项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下降，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维持原来的资本/劳动比不变，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中性型的。其次，从资本/产出比的变动上看，如果某项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产出比的上升，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产出比的下降，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维持原来的资本/产出比不变，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中性型的。再次，从劳动/产出比的变动上看，如果某项技术进步导致劳动/产出比的上升，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导致劳动/产出比的下降，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维持原来的劳动/产出比不变，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中性型的。最后，从边际产品的变动上看，如果某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资本边际产品的增量大于它所导致的劳动边际产品的增量，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资本边际产品的增量小于它所导致的劳动边际产品的增量，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型的;如果某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资本边际产品的增量等于它所导致的劳动边际产品的增量，那么，该技术进步就是中性型的。

技术进步以科学为理论基础。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武器，技术则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人类只有在正确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改造世界，从而推动技术进步。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技术进步就是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能导致规模收益递增。如图8-1所示，在技术既定条件下，随着资本投入量K和劳动投入量L的变动，资本的边际收益R_K和劳动的边际收益R_L分别在既定的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MEKC和既定的劳动的边际收益曲线MELC上运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都呈递减趋势。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使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曲线向外移动，即在图8-2(a)中，MEKC₁移向MEKC₂和MEKC₃，在图8-2(b)中，MELC₁移向MELC₂和MELC₃。

作为导致生产函数优化变动的技术进步，能创造新的需求和供给，而新的需求和供给又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这意味着作为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技术进步，能创造新的科学和教育的需求，而新的科学和教育的需求又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进步，都是人的智力使然，人的专业化知识使然，人的创新精神使然。没有智力的提高、专业化知识的传递和掌握和创新精神的积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智力的提高、专业化知识的传递和掌握、创新精神的积淀，都依靠教育。这意味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需要教育来推动。从人力资本理论上看，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而人力资本既是技术进步的内生变量，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动力之源泉。

因此，要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正确处理好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这首先需要人们认识和接受“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动力之源泉”这一观点。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和接受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回顾这一认识和接受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仍然是不无意义的。

图8-1　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曲线

图8-2　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

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比较优势降低了国内生产的利润率，从而刺激了国内市场的投资和就业，使国内经济得以繁荣。这实际上是把分工当作经济增长的源泉。亚当·斯密在挑战重商主义经济增长逻辑的过程中，系统地论述了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强调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分工表现为工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由于工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同一种产品，因而分工经济的增长率会随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而提高。重要的是他把专业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了，而专业化是技术进步与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预见和他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受到了后来一些经济学家的怀疑。

整个19世纪，经济增长理论都笼罩在悲观主义情绪之中。这种情绪首先来自李嘉图的发现，其次来自马尔萨斯的研究。李嘉图发现了边际递减规律。这使得经济增长的前景一下子变得暗淡起来。这一规律后来便成为古典经济学家构建外生增长模型的重要理论前提。马尔萨斯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出发，预言在食物足够的条件下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人口的增长将高于食物生产能力的增长。马尔萨斯的这一研究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李嘉图预言随着人口增长以及进入递减边际收入范围的工作的增加，工人被压迫到只有可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而地主和资本家会获益更多。这显然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受此影响，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向两极分化的结论:一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难怪1850年托马斯·卡莱尔要把当时的经济学称为“恐怖的科学”。^[4]

尽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预见到可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增加资本投资，但他们没有预见到技术进步以及为技术进步提供智力源泉的教育发展。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19世纪经济增长的悲观主义论调是错了。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19世纪经济学所谓的“恐怖”莫过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敬畏和恐惧。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归结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他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5]马克思在看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教育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他认为，现代生产技术基础的革命性(现代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进而“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从而要求“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现代工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综合技术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他对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危机进行透彻分析后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分享教育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成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几乎不存在。这使得他不得不把经济增长的研究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于是，他对教育、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便更多地服从于这种批判。这种批判以及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预言，必然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心惊肉跳。

现在看来，正是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研究方面的成就，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去着力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内在联系，从而最终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融入经济增长数学模型，诞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促使经济学家们去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诞生了人力资本理论。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不曾预料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通过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来让工人阶层分享教育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成果。他也不曾预料到，正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深刻分析，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去研究市场的局限性，找到了市场失灵及其纠正措施，从而诞生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产品经济学，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构建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依据。

马尔萨斯式理论大厦的坍塌使古典经济学家们黯然神伤，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使他们黯然失色。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进一步确立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充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这无疑给当时极度悲观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一丝安慰。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内在因素”。这似乎暗示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必然问世。熊彼特把创新理解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①开发新产品;②采用新生产方法;③开辟新市场;④控制新供应源;⑤实行工业新组织。^[6]他的创新理论是一种语言陈述而非数学表达，对当时流行数学模型分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不是很大。然而，他把企业家利润解释为企业家创新而应得的报酬，这一观点深受当时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自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问世以后，这一观点首次充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罗伯特·W.索洛曾直言不讳地说:“熊彼特在经济学界诸神圣殿里是保护神，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为他应该被作为一个保护神来对待:每年有固定的一天，人们来膜拜他，而其他时间他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7]

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为经济危机所困扰，无暇顾及长远的经济增长问题。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的罗伊·F.哈罗德和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艾乌斯·多马率先提出了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如何解决经济持续增长而避免陷入周期性的衰退之类的问题，才重新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

哈罗德—多马模型注意到投资对未来生产能力、产出和收入均衡的连锁影响，但是，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递增对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影响，动摇了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技术进步使资本和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就业增长的速度。持续的技术进步抵消了收益递减效应，否则经济增长进程会因收益递减而停止。规模收益递增在经济增长数学模型中具有与技术进步同样的作用。技术进步不仅由物力资本投资所推动，而且由人力资本投资所推动。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和投资并不包含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哈罗德—多马模型把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递增排除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外，从而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唤起经济学者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意义的兴趣。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相对要素价格和生产率的变动对投入要素组合比例的影响，使这一兴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特别是“索洛余数”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界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加速了以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从而开创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数理分析的新时代。新剑桥学派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派用资本、劳动、知识三位一体来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的思路，把收入分配引进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表明影响收入分配的劳动市场、劳动者学历和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内生增长学者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上找到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足的突破口，认为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决定了规模收益递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从而成为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特征。

内生增长模型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弥补了外生增长模型的不足:一是技术进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意味着经济体系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而不直接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市场需求力量为技术进步所推动而不是直接推动技术进步。事实上，企业更多的是为了通过技术创新来回应市场需求力量才进行研究和开发投资的。二是如果资本积累基本上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那么，对于资本积累相对不足且远没有达到严重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水平将与发达国家趋同，而事实上这种趋同迹象远没有发生。三是物力资本远不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唯一资本，通过教育和培训而获得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不断研究，才逐步加深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的认识。现代经济增长需要技术进步来推动，而技术进步又需要物力和人力资本来推动。人力资本同技术进步一样，是通过教育、培训、研究、开发、创新来获得的。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动力之源泉。把教育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将它们置于经济体系之外，就如同外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将它置于经济体系之外一样，是片面的。教育发展不仅直接影响技术进步，而且直接为技术进步所影响。正确认识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就是要把教育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加以考察，就是要把教育发展放在经济体系之中加以分析，就是要把教育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时纳入经济增长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