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雾霾治理的关系

对于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一项重要进展是美国学者Grossman和Krueger (1991) 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1]针对中国现实情况，在综合研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与污染减排的文献里，包群、彭水军在研究中发现，科研经费投入显著影响着环境污染的排放量。[2]成艾华引入环境效应分解模型对二氧化硫减排的动态效应进行了研究，指出技术效应优于结构效应，但应加大结构调整。[3]李斌，赵新华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别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发现规模效率技术进步与中性技术进步对于降低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可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4]姚西龙等对技术进步、行业结构变动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各个行业技术进步效应对碳生产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又有所不同。[5]

针对技术进步对污染减排作用的研究，国外学者多数认为技术进步对减排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Kemfert (2005) 的研究表明，当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减排初期导致产出降低的幅度要小于无技术进步时产出降低的幅度。Arik Levin－son (2009) 认为，对于美国制造业来说，技术进步因素对于污染物减排影响显著。而国内学者在研究技术进步与减排的关系时主要得出了两种结论: 魏巍贤(2010)、蔡宏波 (2013) 通过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于减排是十分必要且合理的;申萌 (2012) 则指出技术进步对减排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抑制作用。原毅军(2014) 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技术进步与污染减排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效应要优于产业结构效应。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十分严重，而且2014年以来，几位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本节探究京津冀各城市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空气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为各城市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治理空气污染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将采用2003年到2012年的北京、天津及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对工业废气排放中的二氧化硫、工业烟尘两种主要大气污染物进行研究，考察它们与技术进步、经济规模以及产业结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