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府对教育的补贴和企业对教育的资助
既然在教育外部性存在的条件下，教育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那么，依据阿瑟·庇古(Arthur Pigon)关于矫正外部性的最早研究，就需要借助某种“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干预，对那些负外部效应进行征税，对那些正外部效应进行补贴，以纠正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价格偏离”。后来人们把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称为庇古税。由于教育的外部形式正外部性，因此一般认为，政府对教育的补贴(资助)是改进教育运行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个人在决定他自己接受多少教育时，或家庭在决定其子女接受多少教育时，所考虑的是教育的个人收益和个人成本，而不是教育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由于教育的市场价格反映的是教育的个人成本，不是教育的社会成本，因此当教育的市场价格决定教育的最优产出时，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面对的教育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偏离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错误价格，它小于由教育的社会成本决定的教育的社会价格。考虑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收来源于企业，税收本身包含着教育外部性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因此政府可以把由教育外部性决定的税收转化为对教育补贴的财政支出，使教育的社会成本等于教育的社会收益，从而达到符合资源最优配置的教育产出水平。
改进教育运行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政府对教育的补贴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会遇到如何准确计算政府对教育的补贴标准的问题。这就要求对教育的外部性做出精确的评估，而这是很难做到的。以上述学校为例，既然社会对该学校毕业生人均教育外部性的评估价是150元，那么，教育行政部门只需以生均150元为标准来对该学校实施补贴即可。如果各个学校都按这一标准实施补贴，这样的补贴计划一旦制定，学校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理论上是可以证明政府对教育的补贴标准一旦被合理地制定下来，教育的产出就能达到有效率的水平，然而，在现实中这一点很难做到。即使社会对上述学校毕业生人均教育外部性的评估价为150元是合理的，但对其他学校而言则未必是合理的。因为与上述教育的外部边际收益进行比较，有的学校可能高些，有的学校可能低些;政府对教育的补贴计划通常是在没有进行这种比较的情况下做出的，而没有这种比较就根本无法确定有效率的政府对教育的补贴标准。因此，政府对教育的补贴计划也可能导致政府失灵。在政府按统一的标准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补贴的情况下，那些教育质量较高从而教育的外部效益也较高的学校，很可能因为得到低于其教育的外部边际成本的补贴，而失去进一步保持和提高其较高教育质量的动力，同样，那些教育质量较低从而教育的外部效益也较低的学校，很可能因为得到高于其教育的外部边际成本的补贴，而失去努力改变其教育质量较低状况的动力。
矫正教育外部性的政府补贴，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教育的外部性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完全转化成税收。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税收只是企业对教育外部性的部分反映，而不是完整的反映。企业的利润包含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政府资助主要反映的是非赢利单位教育的外部性对教育的补偿，因而只是部分纠正了市场机制所导致的教育价格偏离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要符合教育运行过程中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要求，企业对教育的资助是不可缺少的。如图3-1，如果该企业给该学校以资助，使其扩大招生人数，直到招生人数达到200时为止。这意味着该企业一年必须给每个学生提供150元的资助，它正好等于它对学校毕业生年人均教育的外部收益的评估价。此时，教育的社会成本等于教育的社会收益，该学校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该企业也能实现自己利润目标的最大化。
这就涉及企业对教育的资助标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对各企事业单位教育外部性所产生的影响做出精确的评估，而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即便如此，企业也不应该借此逃避自己对教育资助应尽的责任。有远见的顾全大局的企业家会主动对教育进行资助，只不过这种资助是企业自觉自愿的行为，它很可能达不到资源有效配置所要求的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要求企业履行自己资助教育的责任。例如，政府可以制定企业资助教育管理条例，组建企业承担教育贷款风险基金，鼓励企业以多种资助方式与学校开展合作，开通多种有利于推动企业资助教育的渠道，等等。
无论如何，教育的外部性是构成政府补贴教育、企业资助教育，从而改进教育运行过程中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理由。我们既要看到政府补贴教育对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性，又要注重发挥企业资助教育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
【注释】
[1]［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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