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教育格言的辉煌与繁荣

第二节　古代中国教育格言的辉煌与繁荣

这里首先需作一点必要的说明:尽管在古希腊，西方教育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很早就向人们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格言，“美德即知识”⁽⁷⁾(《雄辩术原理》)，尽管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也早就根据自己的教育经验创立了不朽的教育名句，“与其不受教育，不如不生，因为无知是不幸的根源”(《理想国》)，尽管在西方的民间至今依然流传着古希腊富有哲理的教育格言，譬如“如果让奴隶去教育你的孩子，那么，你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两个奴隶”⁽⁸⁾，但是，应当认识到，如若谈古代教育格言，西方远不及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格言智慧是异常突出的。为此，谈论古代教育格言，我们坚定地选择了中国而非西方。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教育家们在使用各种文字文献、口传文献时，就不断地创造着格言，编辑着格言。由于格言短小零碎，极少有人将其视为一种教育文体和教育的学术成果。《尚书》、《管子》、《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学记》等，虽然属于以哲学、文学、历史学为主导的一种综合文体，但实际上从其中蕴涵的格言来看，业已标示着教育格言的成熟。它们依托传统文化背景，不断完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的信仰语言，古代人正是在这种教育格言的指导下展开教育生活的。由于在形式上，格言体句式整齐，讲求声韵，具有便于传诵的特点，无论识字不识字的人，都能说出一二，易于走向大众、深入人心，影响相当广泛，于是，由一组组的教育格言连接起来的文章不免成了广大教育者的百宝箱。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多元，造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氛围，形成了教育思想家众多和教育格言风行的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教育格言发展的鼎盛时期。

《尚书·仲虺之诰》提出“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认为喜欢提出问题向别人请教，知识就丰富;自以为是，知识就浅薄。《管子·权修》指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强调教育为终身大事，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了。这些早已成为重视知识学习和关注教育的不朽格言。

在中国古代教育家队伍中，孔子(前551—前479)无疑是教育格言创造者的典范。作为教育家，孔子教育人的经验，基本上是通过格言来展示的。其杰作《论语》不过万余字，其教育思想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孔子教育格言的内容涉及学习目的、教育方法、管理手段、教师修养等诸多方面。例如，孔子重视乐学多思，形成了以立志向学为主旨的教育格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等等。主张启发诱导，形成了以教育方法为关注点的教育格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强调道德教化，使教育与日常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德育训导为手段的教育格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重视师德风范，形成了以教师修养为内容的教育格言经典:“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学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可以说数量丰赡、哲理深邃、艺术精美。为此，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评价《论语》的艺术特征时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正是这些洋溢着“夫子风采”的格言，给我们留下了探讨学问、教育后人的许多成功经验，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和教育理论的宝贵财富，不可小视或流于戏说。

除孔子以外，孟子(前373—前289)、荀子(前286—前238)也是教育格言创造者的重要代表。孟子的教育格言主要集中在修性、炼意和警觉自律方面，如引导人发善端、行善事的教育格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作为培养目标追求的教育格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强化自我教育的格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上》)等等。荀子的教育格言主要以劝学为特色，其最具影响的言论也是在劝学方面。例如，他强调学贵有恒，提出“学不可以已”。强调学习渐进，“君子学问，不时变化，如蝉蜕壳”。“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强调学必有法，“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强调学要善假于外物，“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强调学应关心社会德操，“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强调学则超越前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所有这些至今都被教育者乃至民众引为学习做人的警句格言。

值得提及的是，《礼记·学记》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精华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和提炼加工，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先秦教育的历史成就。其中的教育格言精妙绝伦，数目可观。譬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善答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如此等等皆已成为世界教育的格言名句，充分而有力地体现了我国古代教育格言的修辞艺术和永恒魅力。可以说，当今的优秀教育思想多出于此。

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的熏陶下，历代教育者秉承历史的经典，主动实践，继续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教育格言。其成就突出者有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王夫之和黄宗羲等。

汉代的董仲舒(前179—前104)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认为帝王按“天道”统治人民，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这些都很好地概括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法治的关系，成为政法教育的格言。

唐代韩愈(768—824)的教育格言多表现在对教师的论述中。他认为人才总有，关键在于识别和扶持，于是就有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进学解·师说》)的格言;提倡勤奋刻苦、独立思考，于是有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昌黎文集》)的格言;重视师道和学无常师，于是有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以及“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进学解·师说》)等教育格言。正是有了这些教育格言的引领，成就了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于是才有了“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的境界。

宋代的朱熹(1130—1200)提倡熟读精思，认为“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思索”。其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就是例证。朱熹还曾借用古代教育格言作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要求学生严格遵守。“五教之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由此形成了他整理后的教育格言系列。

明代的王守仁(1472—1528)一直坚信人是有“良知”的，认为“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过错，并留下了“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改过》)的格言。他正式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倡导“事上磨炼”，认为“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重视“省察克治”，认为“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王阳明全集》)。这些也都可以看做准格言式的语言。

清代的王夫之(1619—1692)认为教与学重点不同，“推学者之见而广之，以引之于远大之域者，教者之事也。引教者之意而思之，以反求于致此之由者，学者之事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强调学习与思考相互促进，“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这正是发展了的儒家教育格言。

所有这些教育格言都是中国教育史的宝贵遗产，它们一方面对其前人的治学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总结，另一方面也是教育家们自己治学感受和体验的结晶。这些教育格言体现了儒家教育思想的精华，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一致性和整体延续性。虽然在儒家学派以外，还有诸如体现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教育思想的教育格言，如墨子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其入者变，其色亦变”。但凡与儒家思想相协调者，自不必言，凡与儒家思想不协调者，无论如何都难以与儒家教育相抗衡，因而其格言显得苍白无力，不成气候。

总之，中国有着悠久绵延、辉煌灿烂的文化传统。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我国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杨子、荀子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⁹⁾这些议论多已成为流传百世的格言。表现在教育方面亦不乏独到精辟之语，并发展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教育格言。令人遗憾的是，亦如王守仁在明代就感悟到的那样:“今吾师之殁，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¹⁰⁾至于现在，则更令人心寒了。有人甚至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将孟子(Mencius)译为“门修斯”，把自己的祖先误作西方学术先驱;将孟子所引用的孔子的话(此指《孟子·万章章句上》中的引文“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看成是西方哲人的格言，这确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¹¹⁾此类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对传统作必要的重新审视和调整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应当是彻底遗忘和丢弃。就此回归到我们的论题上，笔者以为，对于那些堪作教育格言的精华，最好还是采取留存和吸纳的态度，不仅要尽力为其美言喝彩，而且要设法使其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