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繁荣与忧思
上文的分析其实已经显示了对“认知”效果研究的推进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的“热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认知”效果研究，尤其是对少数经典理论或理论假设的不断检验和发展仍然占据着大部分的学术资源。卡姆哈威和韦弗2003年对近20年来国际传播学核心刊物的内容统计表明：大众传播研究中运用最多的理论大都为“认知”效果理论（参见表5－3），如“涵化”、“议程设置”、“架构”、“沉默的螺旋”等，而“信息处理”、“媒介建构社会现实”、“基模”等理论同样与“认知”效果有着莫大的关系。
布赖恩特等2004年的统计也表明，1956—2000年间，在国际传播学核心刊物上，“议程设置”理论与“使用与满足”理论在所有提及的前26种理论中使用频率并列第一（61次），而“涵化”理论紧随其后（56次）。如果认为这些数据还不足以反映“最新”的研究状况的话，布赖恩特等2004年的研究还包括了对2001—2004[55]年《传播研究》、《传播学季刊》、《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季刊》，以及新创刊但却声誉日隆的两本国际传播学刊物《大众传播与社会》（1997年创办）、《媒介心理学》（1999年创办）等六本杂志的内容分析，其对于理论运用的统计见表5－4。
表5－3 大众传播研究中最常提及的理论（1980—1999）
（Kamhawi ＆Weaver，2003）
表5－4 二十一世纪八个最受欢迎的理论及其使用频次（2001—2004）
（Bryant ＆Miron，2004）
由此可见，“认知”效果理论在当前仍然主宰着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乃至整个传播研究领域。对“第三者效果”、“架构”、“涵化”等效果理论的不断深入分析显示出“认知”效果研究的“繁花似锦”；不过，危机显然是与“繁荣”并存的：恰如“引言”中我们指出的，离现在最新的“第三者效果”理论提出也在1983年，即在不断验证发展这些理论的同时，学界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除此之外，当前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和实证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对受众心理和认知过程的深入剖析上，即主要聚焦于“认知”效果形成的复杂微观机制，而对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更宏观的背景和制约情境关注不足（“中介模式”、“社会认知/学习”理论的盛行即是明证），这同样使得研究陷于艰深和琐碎，而无法推动理论的整合。或许克兰的话可部分解释大众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目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者能够通过对出版物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来最有效地推动他们的事业……这进而导致强调方法的严密性而忽略了本质以及理论……迅速发表论文的一个办法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应用相同的程序、任务和仪器的部件，引进新的变量或者对旧的变量进行小的修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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