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评估的进展与不足

处于改革前沿的地方和基层，不间断进行各种探索与尝试，同时出台了各自的改革考核评价办法。但是，不少地方和部门仍然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降低了改革公信力和公众满意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取向是改革试点绩效评估的灵魂，也是绩效管理的深层次软件要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并制约着评估主体、指标设置和评估行为。从最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地方和部门对改革试点的绩效评价活动较为零散。有的地方和部门随意性比较大，往往基于自身需要进行“运动式”评估，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难以持续。少数重要改革举措未经事前评估便仓促推出，导致改革试点要么一入深水区就没了声响，要么稍有突破就撞进了雷区。更有甚者，仅仅出台一份文件，就宣告改革已大功告成。

菲利克斯·尼格罗认为：“评估活动应该由一个符合评估内容的组织来进行，应该由那些不受项目发展结果影响的人们来进行。”一般来说，改革试点的绩效由外部组织进行评估往往更客观、更真实。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仍一味强调“组织掌控、内部实施”，以上级对下级评估为主，单位自我评估为辅，公众、学界、媒体缺失，导致相关改革“数字很好听、成效不明显”。此外，各地零星探索的第三方评估，或因信息不对称难以有效勘察，或因经费不独立容易手下留情。

绩效评估指标的设置极其复杂，是整个绩效管理中最为关键、最具争议的环节。如果过于强调结果，疏于过程控制，则绩效评估在实际运作中容易异化为数字游戏，层层分解、层层加码；如果过于强调过程，过分突出领导关注、财政支持、组织保障等指标，则容易导致改革结果与公众需求不一致，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有的地方仍然过度强调经济绩效，认为只要经济改革涉及了、经济指标好看了，社会公平、民生改善、生态环保等其他改革任务都可以缓一缓，由此在设置绩效评估指标时往往对后者赋予较低的权重。

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程度和运用方式，直接影响到评估本身的功能和权威性。在实践中弹性空间过大，往往呈现两个极端：一是形式化。存在着“为评而评”的现象，评估启动时宣传造势、轰轰烈烈，而是否产生了结果、如何运用评估结果，到最后没有了下文。二是高压化。奖惩机制原本是绩效评估的保障，评估结果一旦与奖惩机制、资源配置相脱节，绩效评估也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但个别地方采用“一票否决”等激进举措，导致被考核对象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这就背离了初衷、走向了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