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科学关系的分解

一、基督教与科学关系的分解

谈到中世纪，或许很多人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和迷信的基督教统治时期，一群盲从的教众在教士的宣讲中一次又一次地高呼“阿门”、“哈里路亚”。中世纪真的黑暗吗？其实不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理性逻辑思维原则和实验观念，它实为近代科学的思维之母。

在谈经院哲学前，我们先谈一下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关系，因为经院哲学源于天主教，而天主教源于基督教，同时天主教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谈到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对立甚至是对抗的。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史学家、康奈尔大学创始人之一的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1832—1918）。怀特于19世纪末完成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基督教范围内各个领域的科学实践同神学统治交锋、互动的战争史，内容涉及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医学、考古学等广阔领域的科学史，以及基督教一千多年的神学思想史和教会统治史。当然，我们认为这本书中的“科学”大多数时候应该是指科学思想。传统上，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扼杀了科学，文艺复兴运动才带来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其实，这是相当片面的。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霍莱斯特（Charles Warren Hollister，1930—1997）指出：

图3‐1　《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中译版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现代文明发展，可能过分强调了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实际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对于科学的兴趣，可以说并不大于一位现代英国文学或拉丁文学教授。现代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大学。

霍莱斯特的观点实际意味着，现代科学植根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荷兰当代科学史专家霍伊卡（Reijer Hooykaas，1906—1994）则提出一个类似于李约瑟式的问题：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发生于16和17世纪。……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即欧洲和一个特定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1]这个问题，有时也被科学史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反命题”。

其实，我们在思考基督教与科学关系之前，首先要区分基督教教派。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小教派。基督教于公元前后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开始传播，随后逐渐在罗马帝国传播，但其一直处于不合法地位。罗马皇帝尼禄曾在公元64年火烧罗马城后，诬陷基督教纵火，借机大肆迫害基督教，甚至最伟大的传教士使徒保罗（Sant Paulo，3—67）也因此而殉难。直到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the Great，约280—337，306—337在位）颁布《米兰赦令》，才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巨大发展。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The Great，约346—395，379—395在位）更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即使公元395年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基督教还是统一的。事实上，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悄悄埋下了东西教会大分裂的伏笔。这样的行为使得罗马帝国东、西方教会慢慢疏远以及产生了隔阂，从此东、西方教会悄悄地分庭抗礼，直至1054年的弥格耳（Michael Cerularius，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蓄意分裂，才使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罗马为教廷的天主教，另一部分以君士坦丁堡为教廷的东正教。随着天主教的腐败和堕落，16世纪新教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

图3‐2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

图3‐3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所以，我们可以将基督教与科学（包括科学思想）的关系大致分为三对关系：天主教与科学思想、东正教与科学思想、新教与科学。

从各个教派产生的时间可以看出，16世纪诞生的新教与科学的诞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早期研究的重点是外部社会环境对科学的影响——即科学史外史研究。默顿考察了17世纪英国的情况，得出新教（尤其是清教）伦理精神的潜在功能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兴起，这一命题后世称之为“默顿命题”。

“默顿命题”，不禁让我们想起“韦伯命题”。“韦伯命题”，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在1904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大家认真思考，即可发现“默顿命题”其实是“韦伯命题”的一个子命题，因为两者都是由新教伦理引发出的结果，而“默顿命题”的引发结果（近代科学）正是“韦伯命题”引发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子集，因此，完全可以认为“默顿命题”是“韦伯命题”在科学社会学维度上的一个分解。

随着“默顿命题”和“韦伯命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于是，很多人就盲目地认为新教对近代科学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我们却不以为然。因为，新教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应该是17世纪之后的事。从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之死可以看出，新教自一开始并不比天主教、东正教“高尚”多少。塞尔维特第一次提出关于血液由右心室经肺动脉分支血管，在肺内经过与它相连的肺静脉分支血管，流入左心房的正确看法。因为这一观点有悖于天主教会所支持的“三灵气说”^[2]，因而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无奈之下，塞尔维特前往新教统治的日内瓦寻求庇护，但不幸的是，新教也视他为异端邪说，并对其进行宗教迫害。塞尔维特坚持真理，拒绝“悔改”，最后日内瓦新教当局在1553年将他残忍地烧死在火刑柱上，他的所有著作也一起上了火刑场，通通被烧毁。

图3‐4　塞尔维特

图3‐5　盖伦

新教之所以仅仅在17世纪后才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因为新教与资本主义完美结合是需要时间的。新教放弃对自然界、世俗的控制，而专心于管理人类的心灵，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教教义强调“因信称义”，因信仰而得救赎。新教认为上帝与教徒沟通的中介并非仅限于教堂和神职人员，而主要是教徒的虔诚信仰，只要向上帝祈祷即可与之沟通。新教教义由此阐发出，人们应该勇敢地追求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进入天堂来承受现世的苦难。科学和技术，正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利器。总之，新教将自然界归还给科学，而将心灵留给了上帝。这既是宗教与科学妥协的产物，也是科学不断成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再来考察东正教、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无可否认，天主教和东正教对与其教义违背且不悔悟的人实施极刑。传统上，人们在强调宗教与科学对立关系时，总是以希帕蒂娅之死、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的火刑、伽利略的审判为例子。我们不否认，中世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对文化包括科学思想的杀戮，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并不是永久性的，也绝不是普遍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极端裁判行为，只是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少数几个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施行过一个时期，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其实，天主教会对于科学的传播功不可没。仅以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科学为例，即可见一斑。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在传教过程中与中国上层士大夫亲密接触，其中与学者徐光启结为知己，共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当时的《几何原本》有近代数学知识的解读，并非真的是欧氏的原本），传播了近代西方数学知识。

图3‐6　利玛窦与徐光启

图3‐7　汤若望

其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2—1666，德国）于1634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字长德，1579—1659）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修正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一些西方通行的度量单位：一周天分为360°，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等。《崇祯历书》传播了当时西欧较成熟的天文学知识（哥白尼的天文体系在当时并非主流天文学）。此外，汤若望还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勖整理成《火攻挈要》2卷和《火攻秘要》1卷，是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清初，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此后，汤氏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汤氏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此外，康乾时期（1662—1795），《皇舆全览图》、《清内府舆图》等都是在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两幅地图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角测量法，同时还借助天文测量法作为辅助手段，所以测得的经纬度都相当精确，这在世界测绘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图3‐8　《皇舆全览图》局部（山东半岛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天文台的天文仪器和传教士的关系吧！1669—1674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比利时）为康熙皇帝设计和监造了6架新的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1715年，传教士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1655—1720，德国）又为康熙皇帝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乾隆皇帝下令按照中国传统的浑仪再造一架新的仪器，命名为玑衡抚辰仪。至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古天文台8架古天文仪器（都是复制品，真品在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全部造齐，其中有7件是传教士所造。

那么，天主教的“兄弟”东正教对于传播科学思想方面又有何贡献呢？我们不应忘记，如果没有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395—1453，又称东罗马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存在。因为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入主西欧，西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逐渐消亡。而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则直接继承了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同时它又兼收并蓄地吸收了早期的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诸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图3‐9　拜占庭帝国形势图

从拜占庭人继承古典文化的内容上看，拜占庭学者特别重视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还有罗马的法律和工程技术。在拜占庭帝国，《荷马史诗》妇幼皆知，能够大段背诵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许多作家在引用时可不加说明而不致产生误解。君士坦丁堡修辞学家对照以前多种版本对《荷马史诗》进行重校，使之成为以后几个世纪最权威的版本，而该史诗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也是拜占庭学者完成的。像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这样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更是拜占庭作家学习效仿的榜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者的作品是当时拜占庭的热门书籍。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Stoic，克制、坚忍、淡泊、禁欲之意）学派受到特别青睐。正是因为有了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人的努力，才会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包括它们的科学思想的流传，否则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与东欧的东正教不同。天主教的神权是高于世俗王权的，而东正教的神权是为拜占庭帝国王权服务的。西欧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西欧却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天主教。天主教并非与科学思想（科学的前身）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虽然有一些屠杀科学思想家的“案底”，但我们发现伟大的“科学家”（科学思想方面）哥白尼到死其身份仍是天主教神父，而哥白尼的坚定支持者布鲁诺也曾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天主教的经院哲学是近代科学的母体。正如爱因斯坦所认为的一样，数理逻辑体系和实验思想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支柱，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两个主要特征，其形成与经院哲学有着密切关系。

所以，宽容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如果我们更多的时候多给点宽容，有理由相信世界会更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