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是大智慧

二、千年中医：何以是大智慧？

科学不是万能和独有的，精确和决定也不再永恒，科学文化的多样性自近代以来方始为人瞩目并大放光明。

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脑海里，不同的古代文明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就像百川归海一样不容忽略。

为此，李约瑟专门撰文说：

中国有句古话，“朝宗于海”，的确，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15]

“朝宗于海”，语出《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即百川入海，喻人心所向。^[16]李约瑟工作的意义，在于他在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进时，以中国为一博大精深的例证，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伟大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甚嚣尘上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予以了有力的批评。

然而，一直以来，包括最近，总有人对护佑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中医贬损有加，甚至意欲除之而后快。

“废止中医”言论的背后，其实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民族自信心跌落的必然折射，也是一些人历史无知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反映。

古人养生之言说：“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知之所不能。”事实上，“废医”论者之最大谬处，在于混淆了“道”与“器”的层次、功用的差异，而独执拗于“器用”层面的辩难了。

“中医误人”论的反对者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字希逋，1911—2009），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说：

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重整体观念。

斯人已逝，余音犹在。季先生的判断，是英明的。相比中国医学及其所依存的中国文化这一“道”而言，西方医学及其文化实在只是一种“技”、“艺”、“术”或“器”而已。西医、西方文化最大的缺陷，就是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得刻薄点也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是吗？在抗生素、免疫接种的“帮助”下，传统意义上的传染病得到控制，但由此又“滋生”出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病、新的“性瘟疫”（如艾滋病），还有SARS、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层出不穷，不一而足。

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使人对未来时刻充满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所以，舍“道”之本而逐“技”之末，正是当年老子所忧虑的。

我们钦佩地看到，早在1922年，就是中国积贫积弱甚至濒临亡国灭种之虞的关头，世纪智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就曾语重心长地说：

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17]

图1‐10　伯兰特·罗素

罗素反复告诫说，西方文明并不足为中国之法，因为“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东方儒者的襟怀、器识与宏愿，以及道德、文章、气节，我们从泰西哲人罗素身上，居然都看到了。这，就是境界的力量，文化的深度，还有襟怀的博大！

那么，作为中国文化衍生物的中医，其“大道”又何在呢？

道法自然。中国文化及其结晶——中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终极关怀，崇信天道好生、天人合一，反对天人对立、物我两分，此“仁”也。君可知，中医在中国古代有个多么美好的名称——“仁术”。相反，西医中“精神病”这一术语本身就反映了物我二分、天人对立的西方文化，于是，“早发性痴呆”便更名为“精神分裂症”！试想，人的精神何以会“分裂”呢？

燮理阴阳。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前460—前377，古希腊）曾说：

并不是医生治愈了疾病，而是人体自身战胜了疾病。

医生的天职是尽可能利用、帮助、激发、调动人体的能力，而不是去取而代之。

说得多好呀！——其实，这也是中医治病的核心思想。可惜，西医后来将这些精华基本淡去了。中医，将机体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黑箱或灰箱，并力图在输入和输出的信息之间去把握复杂异常的人体病变，从象测脏，辨证施治，燮理阴阳，返璞归真。此“智”也。君不闻，无为而无不为。自然，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人与自然，不是征服，而是共存。

大道无言，大象无形。以整体、有机与综合为视角的中国文化、中医，以无方无体为法，以万有不变为旨，无形胜有形，不变应万变，兼容同化，吐故纳新。此“道”也。相对于“技”、“艺”、“术”或“器”味道浓烈的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而言，中国文化、中医就是超越于科学的“艺”与“术”的整体——“艺术”了，是精确与模糊、决定与非定的有机一体。换言之，中医是“大道”，而非西医所执的“小术”。中医法自然、崇大道，西医尚人为、重小术。

图1‐11　乔治·萨顿

科学史学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美国）在《科学的生命》中说得好：

科学——各种科学，当然首先是医学——一旦得到应用，就成为一种艺术。……在医学史上不应只盯着发现与科学成就，还应看到人类爱情与信仰的永恒果实，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医学史。

如果没有人敢于进行综合性的探索，科学世界很快就要变成新的巴尔伯之塔；……如果放弃百科全书式的努力，大量的科学事实和小的理论可能继续无限增长，而科学将要毁灭。

从希波克拉底直到萨顿的警句，难道还不能令那些“废医”论者警醒吗？

就西医本身来看，已经在向“大医学”演化了，已经从形而下的“器”层面向形而上的“道”复归了。看，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健康”的定义：“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安宁状态。”所以，中医的法自然、致中和、不执定体、以平为期、防患未然的大道，正是西方文化所缺失的大智慧，对于消解西方文化尚力、逞强、用机巧、走极端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病，无疑是一帖不可多得的“救世良方”。^[18]

“废医”论者批评中医没有实验，特别是解剖依据，这实在是一种无知。“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式的关于药性的认识，不是观察实验又是什么？《月令》所载五脏方位说更是以实际解剖部位为根据的。后来的《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等已有脏腑形态、重量、大小的记录，又何以说中医无解剖呢？……只是，在中医看来，实验、解剖之类都是“小术”而已。联系的整体、有机的变化，才是最应把握的“大道”！于是，面对复杂多变的人体，既有常道——循证，但更多的是差异和变化，即模糊性的方法；于是，望闻问切便成为中医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体适有体的诊断之道。

相形之下，西医虽有实验传统，但观察渗透着理论，这就定势了观察的方向，局限了实验的解释，最终不免落入一叶障目的“小术”之中；推而广之，基督教神学家也声称“科学认为《圣经》可证明是真实的”，甚至更有“基督教科学”这一词汇！

相对来说，中医崇大道，西医重器用，二者绝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而是可以且必须互补，从而造福人类。恰如罗素所孜孜期望的中西两种文化的结合一样：

可以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19]

譬如，精确与模糊是一对矛盾，根据不同情况，有时要求精确，有时要求模糊。所谓模糊思维，是指思维活动中关于客观事物在联系和过渡时所显示出来的“亦此亦彼”的具有不确定性、不清晰性的思维现象。模糊思维，既不像抽象思维那样，对事物的把握仅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完成；也不像形象思维那样，仅通过形象、想象和映象等手段去实现。模糊思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中，既有抽象的判断，又有形象的直觉。正是抽象与形象兼容的双重特性，使其比其他思维形式更具鲜明的特征与实际的功用。^[20]由此，有人认为中医的本质是状态医学，其模糊的诊疗操作体系客观地反映了状态病的复杂现实。西医的本质是器官病因病理医学，精确定位、定性和定量是其特征。

由是观之，“废医”论者多从器用即“小术”方面攻击中医，诸如“中医耽误了治疗时间”、“中医看病说不清楚”之类，其实这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何非得将中、西医对立起来，为何不将西医的小术——器用与中医的大道——养生有机地融会起来？事实证明，西医的“小术”并非万能，疑难杂症包括癌症之属在西医束手无策之时，中医的调养却常常能收到神奇的妙用。

有一位“废医”论者说：

历史上曾严重影响人类的病有很多，哪一个中医能治？霍乱、天花、肺结核、疟疾……都治不了。

这种判断，未免有失偏颇。譬如天花，正是中医的人痘接种术这一“世界免疫法的先驱”惠泽并启发了西方，然后才有英国人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的种牛痘术，这不正是中医的思想“大道”之于近代科学伟大意义的明证吗？！不仅如此，中医还把免疫的思想方法轻车熟路地应用到对鸦片毒瘾的治疗上，提出了替代戒烟法、递减戒烟法等今天仍被借鉴使用的方法。

这位“废医”论者还说，“阴阳五行理论”完全不具备如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英国）所述的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可证伪性”，因此是伪科学。已如上述，当今科学已从原先的精确性、确定性和决定论开始走向复杂性、非线性和非定论，已然倾向模糊、开放和包容，本身就越来越不具备“可证伪性”了，那么，携传统科学的划界和评判标准的人又如何看得懂中医的神妙以及后现代的启蒙意义呢？须知，“伪科学”的帽子不是能随便扣的，弄不好，明天的科学都成了“伪科学”了！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说得好，中医学在复杂系统科学眼中更显其科学性：

西方“还原论”式的研究方法在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后，已经显露出了不足。从整体上研究复杂体系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特点。当前我国传统的中医在世界上越来越受欢迎，这并非偶然。中医从整体上去研究复杂的人体，擅长综合地把握它们的规律，并用符号化方法描述它们（阴／阳、内／外、寒／热、虚／旺）。西医则把人体分解成系统—器官—细胞—分子，擅长从这些单元的状态来推知身体的状态。20世纪上半叶，西医的这种“还原论”式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学术界很多人把以中医学为代表的用整体论方法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视为不科学。现在中医受欢迎，不仅是由于大量实践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疾病的本质和中医的机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有疾病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于某些细胞复制出现异常。除基因疾病外，细胞复制出错的原因，既与细菌或病毒的入侵有关，也受复制过程中溶剂（细胞质等）的成分、浓度、酸碱度和温度等物理化学性态的影响。

非线性科学混沌研究对于认知生命现象可能具有根本性的启发作用。非线性科学的系统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原理与中医的整体全息观念较为一致。我想，非线性科学或许会给中医的发展带来某种启示作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朱清时院士客观地比较了中西医各自的优势：

中医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的总体认识以及功能调整上，而西医的优势则体现在生命的物质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的具体分析以及实质治疗上。^[21]

可见，中医与西医，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只有取长补短，和谐共进，才有人类共同美好的明天。我们接受中医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发明”这一提法。试想，如果没有中医，中医不过是“迷信”、是“骗子”、是“伪科学”的产物，那又何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生不息、辉煌文明呢？

相比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废医”论者，罗素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倒要深刻得多，同时也充满着殷切的期待：

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而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来唤起中国新青年，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22]

所以，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中医，是大道，是大智慧，是明天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