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是亚洲

对于中国的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亚洲”是长久被忽视的存在。受近代以来的国族命运影响，当代中国学术传播似乎总是急于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展开对话。白永瑞（2011）^[1]便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直接面对世界的强烈观念，却对邻邦关心甚少，缺乏“亚洲性的展望”。我们如何“想象”今世我们身处之亚洲？亚洲在全球化传播中能否贡献自身的独特经验？作为历史的亚洲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呈现出何种新的传播价值？我们与亚洲周边各国的传播互动关系为何，呈现出何种面貌？这些问题在中国传播学视域内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与解答。

而关于本土化、东西方之争论，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话题，实际上在中国从未间断过。从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多年的成果来看，已经形成了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创新主义等多种研究进路，表现出相当规模的文化自觉（邵培仁，2013）^[2]。这些本土传播学研究策略或立足于“华夏”基因，以历史寻根来回应本土；或徘徊于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讨论西方范式的适用性；或从中国社会生态出发，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其成果固然可贵，却始终禁锢于“本国”时空，少有以中国与周边地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历史的亚洲作为背景，去解构全球传播中的本土化道路。

无论是本国化或者本土化等类似问题，实际上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2008）^[3]被广为引用的叩问：“印度存在吗？”言下之意是，在资本主义重塑全球政治结构的过程中，印度与诸多主权国家一样，不过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罢了。莫利（Morley，2010）^[4]认为，“现代性理论”建立于一种特定的想象之上，在这里，“‘西方’不仅仅被理解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定形式，而且还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普世模式”。不得不承认的是，自近代以来，亚洲的文化研究框架基本便是沿袭此种设定，这使得亚洲在文化自觉过程中必然对西方理论范式产生质疑并提出挑战。Jouhki（2008）^[5]以韩国为例谈到，随着朝鲜战争之后“美式”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渐成主导，“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ism）导致韩国学术共同体内普遍存在认同危机。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语境下，韩国学术界开始不断质疑西方概念、理论在本土的适用性，关注传播学研究如何回应地方语境的问题。实际而言，韩国只是“窥斑见豹”的一部分。在此一时间段内，亚洲各国、各地区几乎都出现类似反思。可以说，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学术研究话语的问题，同样也是亚洲整体面临的问题。伴随着亚洲各主要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成就，亚洲意识必然转向一种趋于独立的文化话语，重新确认自身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定位。

而当我们注意到亚洲之整体性时，又必然无法忽视亚洲内部结构中的文化互动。20世纪80—90年代，日本文学作品、电视剧、电影、动漫等产品大量输出，引发全亚洲范围的“哈日”现象。同一时期，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功夫武侠影视作品亦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收获巨大认可。进入21世纪，接踵而来的则是风靡亚洲乃至全球的“韩流”现象，以及前些年在中国市场引发一定收视热度的泰剧、印度剧浪潮。随着亚洲国家在文化资本合作层面日趋活跃，各国的媒介空间边界亦日益拓展。Curtin（2003）^[6]早期便发现，以孟买、香港等文化中心城市为源地，跨国文化产品消费推动了全球化的多维度媒介流动，正在改变以美国为中心向外围世界输出的单向流动方式。如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中东泛阿拉伯地区的媒介内容生产不仅在亚洲地区展开密集交流，并开始在国际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形塑出全球文化流动的“东方化”（Easternization）趋势（Pieterse，2004）^[7]。

综上所述，本章试图讨论的是：在历经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以及亚洲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本土化浪潮之后，传播学的“亚洲意识”在新时期如何探索更具体的发展？亚洲传播研究如何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到自身的核心价值归属？在亚洲各国日趋紧密的文化互动中，能否继续引导出一种整体的、合作性的区域理论范式？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亚洲主张”？此外，我们还有必要审视在全球化传播中的亚洲框架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