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机与后果的视角看逻辑方法在历史认识上的应用

格致中学　陶世华

目标内容：从动机与后果的视角，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基本史实和相关问题。

一、动机与后果

1.动机的定义与历史学上的价值

动机是指“引起个体活动，维持已引起的活动，并促使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进行的内在历程。动机和行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行为是个体表现于外的活动，动机是促使个体表现行为的内在历程”。（张春兴，《张氏心理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5页）

动机是激起人从事某种活动的内部驱动力。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人类过去活动的一门学科，而人从事任何活动都受一定的动机支配，因而从动机的视角分析、解释人类过去的活动是认识历史的一条重要途径。动机是人的主观愿望，由特定需要引起，是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因而从动机视角解释历史可以揭示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

如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份邀请。电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从这份电文内容看蒋介石发起重庆谈判的直接动机和原因是存在与毛泽东商讨解决“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的需要。但仔细分析会发现电文内容有些空泛，具体什么国际国内问题以及商讨解决的基础和条件是什么，电文中都没有言明，由此推断可能商讨解决国际国内重要问题只是蒋介石发起重庆谈判的原因和动机之一，也有可能是电报文字不宜过多或保密需要而在电文中不做详细说明。

从动机的视角认识历史不仅有助于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认清事情的本质，有时还可作为历史评价的思考角度。

如评价毛泽东同意涉险赴渝与蒋介石谈判可以从动机角度考虑，称这一行为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为的是“尽可能争取和平”。（苏智良主编，《中国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从动机的视角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不仅能够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给予是非、善恶判断，而且有助于匡扶正义，弘扬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但是，历史学不能只根据动机的善良与否评价行为的好坏，认为人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好的，无论行为结果怎么样都是好的。因为单纯从动机角度评价而不考虑行为的效果，容易陷入纯粹主观臆断，甚至把道德评价引向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客观标准。仅有善良的动机而没有善行，不能带来良好的效果。而没有良好的效果则无从检验其动机是否是真的本着善意；且没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也就无所谓善与不善。况且善良的动机可能引起不合理的甚至错误的行为，带来严重后果。

如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动机之一是恢复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结果由于金圆券的滥发造成通货膨胀更加恶化，大量工商业者破产，人民生活困难。这样的结果绝不能给金圆券的发行以肯定评价。

科学的历史评价方法是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结合起来，既要考虑人的动机的善恶，也要考虑行为的社会价值和效果，单从动机或单从效果评价都有欠客观公正。

2.探寻动机的方法和影响动机产生的因素

动机是一种内部心理过程，不能直接观察，只能通过人的活动选取、努力程度、言语表示、坚持长久等行为方面的表现进行推断。而且采用因果关系推论的方法从人的行为中探寻内在动力因素即动机，只能得到或然性结论而非必然性结果。

如根据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这一行为推断蒋介石对于通过和谈解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很有诚意，但“毛泽东到达重庆时，国民党毫无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谈判”（苏智良主编，《中国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这一现象表明蒋介石并未对通过和谈解决国内外重要问题寄予厚望，其动机并不强烈，由此推断蒋介石发起重庆谈判的动机就不仅仅是商讨解决国际国内重要问题那么简单，它可能只是动机之一，且不是主导动机。

动机分主导动机和辅助动机，同一行为可出自不同的动机，同一动机可带来不同的行为。蒋介石有解决国际国内重要问题的动机，但行为会截然不同。一是发起重庆谈判，二是挑起国共内战。动机皆有目标，目标引导个体行为的方向，并且提供原动力。动机的产生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历史学往往结合行为者的目标，从人的内在需要和外部环境考察动机的产生，揭示人的真实动机。

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需要“解决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行为分析中推测这只是发起重庆谈判的辅助动机，还需要从时代环境中寻求更深层次的主导动机。抗战胜利初期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而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企图实现军令、政令统一，延长训政期，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成为主要绊脚石。早在1927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只是囿于日本侵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才暂时搁置了剿共计划。如今日本宣布投降，首要敌人淡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自然成为蒋介石要解决的“国内重要问题”。但受抗战格局影响，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主要驻扎在西南大后方，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不成熟，于是一面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一面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蒋介石发起重庆谈判的主导动机是“应付舆论”“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苏智良主编，《中国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由此可见，错误的动机有时被外表积极的行为所掩盖。

3.从后果的视角考察历史的价值和策略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人的行为的内部驱动力，后果是人的行为、活动造成的结果。历史学是对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和诠释，无论是叙述史实还是解释、评价，都绕不开人类活动的后果。叙述历史事件需要讲述事件的后果；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需要根据该人物活动或历史事件的后果来展开；比较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后果也是重要的比较项目。总之，从后果的视角认识历史是史学研究和历史学习必备、常用的方法。

考察历史事件的后果时首先要比较该事件发生前后的社会现象、事件，查找该历史事件与新的社会现象、事件的关系，然后将筛选后的某些新的社会现象、事件作为该事件的结果，采用关系判断的形式加以叙述，同时注意以活动目标或历史问题为参照，记录已解决或遗留下来的问题和问题解决的程度。

如重庆谈判的后果既要记载《双十协定》的签订及政协会议的召开，也要以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这一时代课题为参照，考察重庆谈判以后发生的历史，应该把“《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公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使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破灭了”（苏智良主编，《中国历史》七年级第二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作为重庆谈判的后果加以叙述。

从后果的视角考察历史事件时，需要对历史事件的后果进行全面客观的利弊、得失分析，既要分析当事方各自的得与失，也要概括该事件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避免凭个人好恶随意取舍、以偏概全。

如考察重庆谈判的后果时，既要分析国共双方的各自得失，也要观察该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国民党压低伪币兑换法币一事的后果，既要看到国民政府因此而掠夺了大量财富，也要看到因此而失去了民心，成为国民党统治出现危机的原因之一。

从后果的视角评价历史事件时，要避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只凭后果不顾其他的情况。因为事情的成败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制约，从主观方面来说，它要受到当事人的身份立场、认识能力、思维方式、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等制约；从客观方面来说，它要受到国情、历史传统、社会实践和认识水平、科技发展程度、社会基础、国际环境等制约。从哲学角度看，“结果是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3页）。人的主观努力只能影响行为结果而不能决定行为结果。

如有人因重庆谈判之后中国依旧发生了国共内战而声称重庆谈判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就有些欠妥。虽然重庆谈判是国共实现历史和解的一次重要机遇，最终未能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但毕竟签署了《双十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果，不能一笔抹杀。无论是政治谈判还是战争，都只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不能对政治谈判的效果要求过高，关键是政治分歧能否调和。为尽量争取和平，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力促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不能全然不顾。此外考察评价结果时要注意评价者的立场、史观、情感、身份、学识等问题，这些因素会影响评价的公正性。

二、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人们认识客观现实常用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即根据事实材料，遵守逻辑规律、规则，形成概念，做出判断，进行推理的方法，如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定义、划分、演绎、归纳等。（逻辑学辞典编辑委员会，《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历史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大量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活动着的各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各式各样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文化成果等等，从直观上难以判别各种事件、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质特征及历史发展趋势，需要借用逻辑方法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实现。这里主要从动机和后果的视角介绍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逻辑方法在历史认识上的运用。

1.分析与综合

分析法是指“在思维中把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逐一加以考察研究的逻辑方法”。（逻辑学辞典编辑委员会，《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在分析过程中，需要暂时忽略历史对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逐个研究各个部分自身的特有情况。

如认识重庆谈判，可以将重庆谈判分解为谈判背景、参与人物、谈判主题、谈判过程、谈判结果，逐个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从考察对象的诸多属性中，发现本质属性和问题的主要方面，理解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趋势。通过分析重庆谈判的背景和主要人物活动可以得知，蒋介石发起重庆谈判的主导动机不是和平解决国际国内某些重要问题，而是“应付舆论”“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这也是导致重庆谈判成果有限，最终爆发国共内战的重要原因。

分析法可分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因果分析。这些分析法在历史学的研究与学习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如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大接收”过程中哪些行为属贪污、受贿；哪些行为属敲诈勒索；哪些行为属倒卖资产，就是定性分析。定性分析首先要分析历史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并把它与其他的对象区别开来，因而定性分析是为了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性质的分析，主要解决“有没有……”“是不是……”“属不属于……”的问题，这种分析一般以某原理、理论、概念为前提。如对“大接收”中的行为作定性分析，先要确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概念的内涵，然后分析各种行为性质的归属。定性分析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分析。“大接收”中发生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你争我夺等乱象是属个别情况还是普遍现象，需要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为了确定历史认识对象各种成分的数量的分析，主要解决“有多少”“程度如何”的问题。历史现象不仅具有质的差异，还有量的区别，在定量分析时，历史研究不仅需要逻辑方法，还要使用历史方法，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数量变化的轨迹。“大接收”为什么会演化为“大劫收”需要因果分析。因果分析是为了确定引起历史现象发生变化的原因的分析，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综合法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事物的各个方面在思维中结合成一个统一整体进行考察的逻辑方法。（逻辑学辞典编辑委员会，《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综合法不是将历史对象各要素进行简单拼凑，而是要按照历史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的联系来综合。综合法的特点就是探求历史对象的各个组成要素、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即结构的机理与功能，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的认识。如对在“大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渎职行为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大接收”实质上是对沦陷区的一场“大劫收”。

分析与综合这两种研究方法，既对立又统一。分析是思维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综合是思维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在认识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本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二者相辅相成。任何综合都必须以分析为基础，任何分析又都要以综合着的现象为对象或归宿。每一概念的形成、每一论断的确立，从提出问题到问题的解决，都应是分析与综合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科学的历史认识过程是一个分析与综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

2.从动机与后果的视角考察分析与综合在历史认识中的应用策略

一是从分析、综合历史对象的内在结构入手认识历史。历史学是记载和解释人类过去的活动的学科，既具有丰富性、具体性，又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历史研究和学习可以从历史对象内在结构的分析、综合中整体而又具体地认识历史。如果考察历史人物，可以从时代环境、个人经历与所受教育、主要活动、身份立场、历史影响及评价等方面分析。如果考察历史事件，可以把历史事件在结构上分解为事件原因、主要人物、事件的过程、事件的结果、事件的影响等元素，进行分析与综合。或者就历史事件的某个方面深入分析与综合，如历史事件的后果可以分解为直接后果、间接后果；积极后果、消极后果；经济后果、政治后果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后果等，再进行分析、综合，这样考察历史就不再是浮光掠影、雾里看花、湮没在史料堆中，获得的历史认识则更为全面客观并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以下是以后果的视角从分析、综合历史对象的内在结构入手认识历史的案例。

如分析抗战后国民政府将江苏地区的法币对伪币的比价强行定为1　∶　200，后果是明显低于价格。可把它分解为几个层面：

从财政层面看它使国民政府掠夺了大量财富；从经济发展层面看它影响了抗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当时的《大公报》就指出，目前的汇率相当于直接没收人民的财产，让江苏和浙江的所有中产阶级破产。该报认为，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将国家最富庶的地区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转引自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从政治层面看，它有损政府的声望，使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国民党要人陈立夫后来回忆说，这样兑换伪币，“把有钱的人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

再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国民政府这一行为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困难，但长期来看损害了执政根基，造成经济恶化、民心丧失。

二是从分析、综合历史对象的发展变化入手从不同时段的考察中认识历史。强调时序性是历史学科的显著特征。任何事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都要经历一个起源、发展、转化的演变过程。人的目标、行为也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换而发生改变。以发展的眼光动态分析历史对象而非凝固静止地考察，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往往更加接近历史本来面貌。分析历史对象的时间焦距拉得长或短，会影响对事物的判断与评价，从长时段审视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从短时段审视的结果有时会存在差异。

如从动机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时段看金圆券的发行，结论会有所不同。动机分主导动机和辅助动机。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是政府经济改革的内容之一，其初始主导动机可能是推进经济改革、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公众信心，辅助动机可能是聚敛财富。“除了这次改革，政府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稳定经济、恢复公众信心的手段了。”（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当时政府将金圆券的发行量限定为20亿金圆券，并采取了冻结物价和工资、增加商品税、上调金圆券对外币的官方汇率、信贷控制、降低利率、打击囤积居奇等其他经济改革措施。但是政府其他经济改革措施未得到有力执行，到11月底金圆券印发总量远远突破最初宣布的20亿元上限，达到34亿，金圆券的滥发使得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经济秩序混乱不堪。这时再看发行金圆券的主导动机，不可能是稳定经济秩序了，更可能是为支撑内战聚敛财富弥补财政赤字。

三是从分析、综合历史对象的各种关系入手认识历史。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总是处在和其他事物的一定关系中，它的特性才能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此物与什么东西有关，他就不会知道此物是否是相对的东西。”“有些东西由于它是别的东西的，或者以任何方式与别的东西有关，因此不能离开这别的东西而加以说明。”（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转引自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1页）关系有多种，如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一般关系和本质关系。“关系逻辑的理论认为由于事物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命题不仅可以表达……隶属与非隶属关系，也可以表达其他一些关系，如同一关系、属于关系、包含关系、自反关系、对称关系、传递关系、连通关系等。”（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页）历史认识的任务是通过探寻历史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它们的本质和规律。分析、综合历史对象的各种关系有助于把握认识对象的基本特征。

如从结果的视角看金圆券的发行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金圆券”这一概念。

首先看金圆券的发行与国民政府经济改革的关系——发行金圆券是1948年国民政府紧急经济改革措施之一。　因各种原因政府经济改革失败，发行金圆券以稳定经济秩序的目标也化为泡影。“人们在米店门口排起长队，但一粒米也买不到。上海周围的农民在上一年获得了丰收，但他们担心金圆券马上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拒绝出售自己的大米。”（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再看金圆券的发行与通货膨胀、国家财政金融的关系——为支付内战军费，弥补财政赤字，金圆券的发行不断突破原定的20亿元上限，造成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经济秩序混乱不堪。　“11月8日清晨，猪肉价格还是6金圆券每斤，到上午11点，已经涨到每斤12金圆券。一天之内，餐馆将价格上调了2倍到3倍。”（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完全破产。

总结说来，金圆券的发行与政府敛财的关系：金圆券的发行使政府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价值1.7亿美元的金银以及外币。金圆券的发行与民心向背的关系：金圆券的发行加剧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政府的执政能力遭到严重质疑，有人称政府为“庸医”，工人运动兴起，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恶化。

总之，金圆券的发行加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3.比较与归纳

比较是“确定对象之间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是人们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分析、对比，从而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共同规律和特殊本质的方法”。（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历史现象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彼此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种异同点是在历史学使用比较法的基础。

比较法的形式有多种，如定性比较、定量比较、同类比较、分阶段比较、分领域比较等，这些形式在历史学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如对两次国共谈判的比较用的就是同类比较；对内战期间国共军队数量变化的对比用的就是定量比较；对“大接收”中出现的种种乱象的比较就属定性比较；把内战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军事领域里的政策、作为进行比较用的就是分领域比较；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国共关系与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进行比较，用的就是分阶段比较。

4.从后果的视角看比较法在历史认识上的应用

比较法使用极为普遍，几乎各门学科或多或少都要用到比较法，马克思称它为“理解现象的钥匙”。（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184页）历史学同样离不开比较法，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在诸多人类活动及成果中找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才能将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归类并确定同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形成历史概念。但比较法也不能随意使用，只有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事物之间确实存在较直接的内在逻辑联系，才可比较，也就是必须要有可比性，而且不能把偶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当作一种普遍现象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比较。使用比较法必须先确立比较的对象和标准后才能进行比较。

下面是从后果的视角看比较法在历史认识上的应用的案例。把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几项政策的舆论后果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点，就能理解教材标题“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比较1：在接收日伪政权期间国民政府对汉奸惩处过于宽大带来的典论后果。北平一家报纸的一篇评论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我们无法掩饰对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轻蔑和愤怒”。这篇社论认为，数千名伪军对击败共产党起不到任何决定性作用。使用他们反而是对国家纪律和道德的一个重大打击。（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

针对这一问题，一家重庆报纸做出了类似的评论：“让更多人感到失望的是惩处汉奸的问题。的确，到目前为止，已经逮捕了一批汉奸，但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都没有受到惩处。大部分伪军都在“改编”后“恢复正常”，伪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员也仍然担任原来的职位。南京和上海的许多叛国者脱下了原来的制服，很快就在其他政府机关找到了新的职位。要知道，这些叛徒一直受到人们强烈的憎恨。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政府却没有马上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人们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有公正可言呢？”（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比较2：在接收日伪资产期间国民政府对贪污腐败行为惩处不力带来的典论后果。左翼《文汇报》指出，如果政府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调查并纠正以前的所有错误，仍可能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然而，三个星期之后，政府宣布调查任务已经完成，调查组可以撤销了。《大公报》的评论认为，调查组的工作对恢复公众的信心几乎毫无帮助。“从整个接收过程以及随后的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由官僚统治的国家是无法制止腐败的，”该报社论写道，“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廉政的政府，我们应该发展人民的力量……并让人民将他们的力量运用在政治上。”（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比较3：国民政府将伪币兑换法币的比价定得过低带来的典论后果。《大公报》指出，“目前的汇率相当于直接没收人民的财产，让江苏和浙江的所有中产阶级破产。”该报认为，“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将国家最富庶的地区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比较4：国民政府的接收政策加剧物价飞涨却无平抑措施的舆论后果。在战争结束的初期，造成光复地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接受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关闭所有日伪工业企业，并禁止调用日伪仓库中的所有原材料、食品和其他商品。这样，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价格下降之后，伴随着各种商品的大幅减产，物价开始飞涨，黑市活动日益猖獗。从9月9日到10月19日，有记录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00%到200%（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一家民盟报纸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态度：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声誉明显下降，令人悲叹。何至如此？回答下列问题便可使之迎刃而解，缘何扰乱民生之政府官员……未受惩办？何以物价扶摇直上而无任何平抑举措？为何公民自由屡遭践踏？恕吾辈坦直言之，毁政府之社会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员也。故解铃还须系铃人。（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如果把以上四则材料进行比较，会发现它们具有比较的共同基础，它们都是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的政策措施带来的舆论后果，具有可比性。从舆论的内容分析看，它们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批评或质疑，都对政策后果做了负面评估，都站在民众的立场进行评论，大多从民心的视角审视政治后果，认为政策会带来民心的丧失、政府威信的受损。不同之处是针对的问题不同、批评的激烈程度不同，有的在批评的同时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等。

5.从结果的视角看归纳法在历史认识上的应用

归纳法是从个别的或特殊的经验事实出发而概括得出一般性原理、原则的思维方法。主要包括完全归纳法、枚举归纳法、排除归纳法（求因果五法）以及观察、实验、比较、分类、分析、综合、统计中选样、求平均数等收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传统意义上的归纳法主要是归纳推理。

历史学是记载和解释人类活动历程的学科。人类的活动历程由一个个既相对独立又有一定联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活动成果等构成，因而需要采用归纳法研究碎片化的一则又一则史料，探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本质特征。历史学离不开归纳法，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孤证不立、二重论证法这些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方法都是建立在归纳法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历史影响的分析综合都可能用到归纳法。缺少归纳法，历史学就变成众多史料的堆砌。

下面是从结果的视角看归纳法在历史认识上的运用案例。如在列举国民党军政官员在接收过程中的种种行为之后用简单判断予以归纳，更能深刻清晰地反映这些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

事件1：一个著名的案件涉及经济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张兹闿，据说张接受了1000盎司黄金的贿赂，作为交换，他掩饰了某个匿名的政府官员对一家纺织厂的非法接收。

事件2：一个案件的嫌疑人是海军专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刘乃沂，经查实，他送给自己3个情人超过100盎司黄金、1万美元、15斤珍珠以及150件名贵皮草。

事件3：广东省代表韩汉藩说，湖南的接收工作完全是一片混乱。空军官员占据了许多农场，海军则得到了国营招商局。一群军官占据了所有加油站，另一群军官夺走了所有汽车。结果“有汽油的人没有汽车，有车的人没有油”。

归纳：张兹闿、刘乃沂、空军与海军等军官可归纳为国民党接收官员，他们的行为可归纳为贪污受贿、你抢我夺，整个材料可归纳为国民党接收官员的贪污受贿、你抢我夺等腐败行为激起民众的痛恨与控诉。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归纳推理的前提是一些个别现象、个别事件，推理得出结论需要使用将个别现象、事件囊括其内的类别概念或判断对问题的本质属性来综合。这样也带来了归纳推理的严密性、科学性问题。若归纳推理的结论超出了前提范围，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只具有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这个结论有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有漏洞的。正因如此，历史学经常出现某个问题众说纷纭的现象，历史解释存在多样性的特征。

三、实施案例

目标1：从动机的视角，分析、综合、归纳基本史实。

师：根据材料我们已经发现在“大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出现了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那我们如何分析这些腐败现象呢？请同学们看材料回答：

材料1：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当然还有上海地区的调查小组查出了许多新的渎职案件。

材料2：从上海一地看，根据（上海）市民提供的情报，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在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即10月29日至11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处理了超过500件试图隐瞒敌人资产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涉及的资产包括400万吨铜和铁、500多台机器、80卷新闻用纸、5家工厂以及大量布匹、大米、面粉和白酒。

材料3：湖南爆发著名的车辆案件，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公室负责接收了敌伪车辆3500辆，交给湖南公路局的1000辆不仅没有如数移交，而且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没有一辆可以上路。公路局不得不将这些旧车拆开，把能用的零件卖给湖南的各家汽车修理店和五金店。同时湖南总共只有60到70辆汽车维持全省的交通运输。

材料4：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被指控非法出售价值40亿法币敌伪商品。人们先得知了一起较小的案件，有市政府官员被指控非法出售了130辆汽车。此后，市政府的一个前雇员透露了上述数额惊人的倒卖敌伪资产的信息。

材料5：一个案件的嫌疑人是海军专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刘乃沂，经查实，他送给自己3个情人超过100盎司黄金、1万美元、15斤珍珠以及150件名贵皮草。

材料6：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涉及经济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张兹闿，据说张接受了1000盎司黄金的贿赂，作为交换，他掩饰了某个匿名的政府官员对一家纺织厂的非法接收。

材料7：1946年8月到9月，上海媒体报道和披露了大量这样的腐败行为。例如：8月28日的《和平日报》、8月30日的《申报》、9月4日的《大公报》、9月28日的《文汇报》。

材料8：另一位当时在沈阳，目睹这一切的记者这样评论贪污可能导致的后果：“我担心，我们不仅将失去东北，还将失去民心。”

——以上材料均引自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

生：很多地方都发生腐败行为。

师：有道理。从地域分布看，腐败现象分布广泛，遍及日占区大多数省份。

生：贪污受贿的钱和物品数量很大。

师：很准确。从作案金额看，贪污受贿数额惊人，钱、财、物无所不贪。

生：遭到媒体的批评和揭露。

师：很好。从媒体反应看，贪污受贿遭到谴责。

生：贪污受贿的案件很多。

师：正确。从案件数量看，贪污受贿等渎职案件众多。

生：会失去东北和民心。

师：对了。从造成的影响看，贪污腐败、你争我夺会丧失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声誉受损。所以我们可以将接收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分解成几个方面和维度，从不同的方面、维度切入分析各自的特点，比如地域分布、案件数量、作案金额、媒体反应、后果影响，甚至可以再找资料从原因、动机等方面分析。总之由于接收中的你争我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不是偶然的个别情况而是普遍现象，“大接收”对日占区的直接后果与劫掠无异，故被讽刺为“大劫收”。

目标二：从后果的视角，分析和归纳相关问题。

师：哪位同学说说“大劫收”的后果？

生：造成经济混乱、国民党形象受损、民心丧失。

师：哪位同学说说“重庆谈判”的后果？

生：国共签订了《双十协议》，并据此召开了政协会议，但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使老百姓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理想化为泡影。

师：哪位同学说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后果？

生：造成通货膨胀猖獗，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完全破产，百姓生活困苦，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

师：哪位同学把这些后果归纳一下？

生：使国民党失去了民心。

师：对。不仅使国民党失去民心，而且使国民党统治在经济、政治领域都出现危机。同学们，我们在归纳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抓住相同的词汇，如民心丧失或违背民意，还要学会使用能囊括这些个别现象的高层次的类别概念、判断对问题的本质属性进行综合，如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这需要在平时就注意建立历史概念的层级结构，并学会比较、找共同点，这样有助于学会归纳、综合史实。这节课讲国民党政治、经济领域的危机，下节课我们讲国民党战场上的失败，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明白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原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