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与反右后全民政治意识畸形发展并向各领域渗透

2.根本原因：整风与反右后全民政治意识畸形发展并向各领域渗透

当我们回眸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会感到这一时期以其波浪翻腾、巍巍壮观的历史图景，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印记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同凡响的时期。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也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现象，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而又曲折的深入发展。可以说，在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猛然的转折，这转折是剧烈的、壮观的，同时也是沉重的、痛苦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磅礴气势高歌猛进；又出现了痛苦曲折的艰难坎坷。而这一艰难坎坷无不与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有关。

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鉴于波兰、匈牙利事件，决定于次年开展全党整风运动。次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提出的整风运动初衷还是好的，主要还是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从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院校、科研机关、文化艺术团体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但是，随着整风的不断深入，意见也越来越尖锐，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共产党的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领导取代政府机构的领导、党外人士在政府机构中没有实权、没有适宜科学发展的空气等方面。⁽¹⁸⁾对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特别是尖锐意见，毛泽东显然缺乏思想准备。5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形势已经非常严重了，“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但同时，毛泽东又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做法，要求对于那些错误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中共中央形式上的集体权威实质上变成了个人意志。

6月6日，毛泽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天，他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要求各地迅速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拉开了大幕。毛泽东明确指出，反右派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战，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这似乎既划分了右派所在的范围，又为反右派运动定了性。但是其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不明确，确定右派分子的数量也缺乏科学的依据。在这场带有极大随意性的运动中，55万多“右派分子”，可谓是“成果累累”。然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而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首先，大量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他们或被撤职、或被流放、或被劳改，其才能得不到正常发挥，即使是那些还在原岗位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受到科技教育战线进行的“拔白旗”的冲击，心有余悸，诚惶诚恐。原来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宣布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在反右派运动中被中共中央领导人所放弃，重新开始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尚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阶级斗争气氛和意识形态意识开始充满了知识界和全社会。

其次，反右派运动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1956年，党的八大曾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进一步使毛泽东的认识发生根本转折：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害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不够，因为他们表现得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¹⁹⁾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明确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非科学的依据（主观确定大量右派分子出现）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而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又产生了严重的专断。整个社会再次步入阶级斗争的轨道。

再次，反右派错误延续时间长，长期得不到纠正，推动了全社会阶级斗争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增强和畸形发展。“1957年九十月间，党中央曾看到了划右派分子范围过宽了，作了指示，提出要纠正。但实际上并没有刹车，下面还在一个劲地反右倾反保守反温情主义，要求深挖。这样使已经出现了的扩大化的苗头，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加扩大化。”从1959—1963年，先后五批为右派甄别，有30万人摘掉帽子，但没有平反，没有从根本上改正错误。他们的政治待遇仍然使“摘帽右派”，“一旦社会上有‘风吹草动’，就把他们仍然列入敌对分子的行列”⁽²⁰⁾这一切不仅严重地防碍全党全国工作中心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严重地防碍主要矛盾及时地转移，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还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开创了用压服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非问题的恶劣先例。

总之，自从反右派之后，中国社会再次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一切事业也都要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取得最终胜利服务。人们不再能够独立思考，不再真正地去研究和探索，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人们的政治意识开始不自觉地膨胀以致畸形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运动完全代替了包括科技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换言之，一切活动的开展都无不要求在政治的幌子下才能进行，一切以服从政治需要为前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科技人员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其地位也由此降到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