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育才生活

首届学生王裕群

作者简介

王裕群，1940年7月出生于延安。1952年2月—1952年7月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1958年7月毕业于北京实验中学（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1963—198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及其研究生院任教；1967—1975年，“文革”遭受磨难长达8年之久；1985—1986年赴美国圣母大学访问研究两年，进修“现代控制理论”及“管理学”。回国后曾任研究生院教务处长，副教授。一生历经坎坷而不悔，热爱生活，晚年追求“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的和谐境界。

我从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小学初小毕业，1951年春季转学到育才，上五年级。由于校庆60年的临近，记忆像一艘小船，沿着60年的长河逆流而上，把我带回童年的时光，朦胧的印象渐渐显现出清晰的图景。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

我们班共有30多位同学，来自全国各个地方，比以前机关小学同学多多了。第一天上完课，到了午饭时间，大家一溜烟地跑去食堂，我却一个人站在教室，不知该去哪里。细心的王丽珠，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下楼去吃饭，从此开始了我俩一生的友谊。

慢慢和大家熟悉起来：有年龄最小眼睛最大的妞妞，爱跳舞的非子，会拉手风琴的崴崴，十分淘气的洪虎，耳朵会动的朱嘉宝，比我们年长的班长汪玲，两位大队长赵勤政、陈淑蓉，中队长陈勇，还有“人家有伞，我有大头，下雨不愁”的乐黎男，“又乐又美又健康”的乐美康，等等。有几位同学跟我一样，也是新来的：有来自上海的颜永俊，他“大呗喽”高鼻梁，说“我”叫“阿拉”，常常趴在桌上哭着“想爷爷”；来自香港的李行，是个白净秀气的小姑娘，她浓重的香港口音常常被男孩们取笑，也逗得她常常哭泣；还有来自农村的石兰英，她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显得胆小而拘谨。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集体里，小个儿的女孩们喜欢唱歌跳舞，又常被选去献花，令别人感到有点特殊，大个儿的女生李彦贞、马克黎、贺元元等喜欢一面织毛衣一面聊天。男孩们活泼好动，嬉笑打闹，想点子欺负女孩，陈勇常是幕后策划，而洪虎、李延、张皖中等就是急先锋（在我印象中于真武、王连生、刘平宇、张茂林等好像是比较老实的男孩，不大欺负我们）。女生也不甘示弱，有一次大家商量好，设法把洪虎隔离起来，“揍”了他一顿，算是“报仇”。虽说如此，其实大家还是非常亲密的。我吃不惯奶油和果酱，总是让给坐在对面的颜永俊、朱嘉宝他们吃。玩较危险的游戏时，男孩们也会自觉地保护我们。

那时是艰苦的抗美援朝岁月，可是为了让担负繁重任务的父母们放心，学校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学校有宽大明亮的教室、干净整齐的宿舍，给我们定做呢子服装、安排丰盛的伙食，我们的待遇大大优越于老百姓的孩子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于心有愧。老师总是要求我们不许挑食，不可以浪费。有一次李行剩下一个包子，老师问“是谁剩的？”大家说：　“李行的。”老师说：　“凉的？还热乎呢！吃掉！”从此“凉的”就成了李行的外号。

一个初夏的中午，大家正在午睡，忽然风雨大作，雨水从窗户吹进来，大家都被惊醒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见离窗户并不近的丽珠冲上去，关上了窗户。她的行动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在我看来，她是那么勇敢！我更喜欢她了。在我看来，丽珠这些关心别人、勇于承担的品质，一直保持了一生。

辛勤的老师和愉快地学习

我刚一来到教室，看到墙报上有同学们抄写的古诗词：“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这类诗歌，过去我还没学过，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

五年级语文第一课是“双手和头脑”，开头写道：“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头脑，双手会做工，头脑会思考……”教我们语文的是郝洁芳老师，她高高的个子，高高的胸脯，有点儿河南口音。她让我们用课文中的“腾空凌云飞”造句。我认真想了很久，写出了一个富有情感的长长句子，老师当范例念给了全班同学听。有一次，郝老师给大家念了一篇她自己写的文章，题目是“妞妞”，文中讲的是学校搬迁到哈尔滨时的生活，特别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挖地种菜的情节，表达了她对孩子们深深的情感，令我很感动。

可是后来郝老师得了肺结核，被隔离了。我们去看她，只能隔着篱笆，远远地交谈。钟国本老师来教我们，她是湖南人。她的学问高深，对我们更严厉。我们开始有一点怕她，可是她的严格要求练就了我们良好的基本功。毕业时很多同学的新名字都是她给改的。

语文课的内容有些我还记得很清楚，像“一条小虫毁了一条大船”，“将军和蜘蛛的故事”，这些课文的教导：做事要认真、不可马虎大意，还有再接再厉、不怕挫折的精神，都成为我永远遵循的准则。还有“瞎子摸象”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片面、固持己见；“守株待兔”教给我们不要懒惰、心存侥幸。

自然课也是我们喜欢的科目之一。周乃瑞老师经常用实验来让我们了解有趣的自然现象，陈淑蓉记得老师带我们实验观察风化现象。我也还记得老师用试杯扣在水中，表演“空气占有体积”这样令我惊讶的概念。

有一次有人来听课，周老师提问到我。她期望我能正确地回答“雾的成因”，可是头天我却没有认真复习。这次我得了3分，这是我在育才唯一的一个3分，我非常难过，自己丢了脸，也给老师丢了脸。这次给我教训：学习不可有丝毫疏忽，任何时候不能有侥幸心理。

学制要改成秋季始业，我们要提前半年毕业。195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午睡后是作文，有几个同学请假去卫生所，我好像也不舒服，就跟着去了。结果查出得了阑尾炎，我住院开了刀，休学了一个多月，落下了功课。回校后，同学们已经进入总复习阶段，我牢牢记得3分的教训，在复习资料每页上写着“不要松劲”“不可贪玩”等警句，决心赶上落下的功课。结果，我以全班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

抗美援朝的日子

1951—1952年，正是抗美援朝最艰苦的阶段。美国兵依仗他们的空中优势，派飞机进犯东北领空，还使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父母把我们交给了学校，老师肩负着保护我们安全的责任，真是很不容易。老师带我们把玻璃门窗都用纸条糊上。还叫大家看了很多宣传资料和纪录片，展示美国军队如何撒细菌，如何用糖果玩具伪装，细菌感染后会得什么病；还有如何对付空袭和细菌的方法。我心里很怕遇上带细菌的蚊子、跳蚤，得上黑热病，老师鼓励我要勇敢、坚强，并说只要好好预防就不会生病。后来我知道，我的爸爸第一个亲自到发现细菌武器的现场去做调查，他那么勇敢镇静，是我学习的榜样。

有一次，空袭警报在半夜拉响，我们摸着黑，按平时练习好的顺序很快穿好衣服，披上白被单（去掉白被单的毯子），跟着老师跑向防空洞。虽然紧张，但并不害怕，因为周围有这么多同学们在一起。老师清点人数，发现我们班少了一个，老师赶紧跑回去找，结果是乐黎男披着床单却滚到了床底下，还在睡大觉呢。

当时，我们最敬爱的人是志愿军叔叔。我们每天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样的抗美援朝歌曲，经常看志愿军叔叔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我们熟知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这些英雄的故事，他们深深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邱少云的事迹尤其让我感动，他为了全体同志的安全，自己被烧着了仍然坚持不动，遵守纪律，不暴露目标，最后光荣牺牲，他的意志是多么坚定！我暗暗自问：如果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能做到吗？

1951年，我校合唱团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合唱比赛，我领唱“捎上几句话”，就是心中怀着对志愿军叔叔的深情，唱出“捎上几句话”，“捎朵大红花”，“捎给在前线作战的哥哥他”。这次比赛我们合唱团获得了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1952年春节期间，志愿军英雄归国访问团来到沈阳，学校派我们参加联欢活动。我代表少年儿童向志愿军叔叔阿姨献词，表达了我们由衷的崇敬之情，同学们还一起表演了节目。后来在一篇《陌生又熟悉的人们》的作文里，我记叙了这次活动的情景。我的演讲通过广播播出，传到前线志愿军战士的耳中。

活跃的课外活动

音乐老师金迺珍组织了育才合唱团，有各年级同学参加。我们伴着钢琴，学习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并参加演出和比赛，前面提到的全国比赛，就是其中一次。金老师还教一些同学弹钢琴。

学校常常组织我们看电影，至今仍记忆犹新，像《马特洛索夫》《攻克柏林》《她们有祖国》《三头凶龙》《大萝卜》《青蛙公主》《七彩花》《幸福生活》等，电影中的插曲是我们最喜欢的歌曲。

育才舞蹈队有一出保留节目《杜鹃与蜜蜂》，那是由著名的“杜鹃舞曲”伴奏的准芭蕾舞。傅华扮演杜鹃，非子和我等四人演小蜜蜂。这个舞蹈是由李滨老师编排的，每到大节日都会演出这个节目。不知育才是否传承了这个出色的表演舞蹈？

在学校的操场上，有很多运动和游乐器材。下了课，我们自由地玩耍，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浪木，像是在船的甲板上乘风破浪，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勇敢精神。夏天学游泳，冬天打雪仗，快乐无比。

1951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教室大扫除，一位老师叫我去教务处。一进门，我看到全体老师都围着长桌在开会。一位老师问我：　“你喜欢唱歌跳舞吗？”我说：　“是。”“那你表演一个吧！”我问：　“你们在开会，为什么要让我表演呢？”不知哪位老师答了一句；“今天是崔老师过生日。”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因为，那时正在进行三反运动，反对浪费是其中一条，育才怎么为一个老师过生日而这么铺张呢？我这样想着，便答道：“我一下想不起来。”老师便让我去叫妞妞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选拔参加北京夏令营的人选。妞妞被选中了，我为她高兴，我并没有后悔，她也没有骄傲。她从北京回来，教我们跳学来的新疆舞，我们都很高兴。

1951年暑假，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去大连过夏令营，住在大连育才学校。除了参观名胜景点，还访问了旅顺的海军基地，登上了军舰。每天穿过劳动公园去星海公园下海游泳，冰凉的海水激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无边浩渺的大海，体验了游泳的自由快乐，到大海去游泳成了我终生的爱好。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学校经常组织我们走出校门，参观工厂等单位。记得我们去过钢铁厂、铸造厂、玻璃厂、铅笔厂，我们亲眼看到工人叔叔怎样辛勤劳动，知道了我们日常所用的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记得回到学校，我们曾经讨论做铅笔要用多少工序，从伐木到包装，大家互相补充。我们还曾经参观过飞机场，看到飞行员需要操纵那么多仪表，真是不简单！这些活动使我们更加珍惜一切用具，爱护公共财物，尊重劳动人民。

那时，我们很多人的理想是当解放军和当拖拉机手或火车司机。

当时国家对少年儿童提出的口号是“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学校通过多种方式教导我们，使“五爱”深深扎根在我们心里。

我在育才短短一年半的生活，是我生命中的闪亮环节，永生难忘的经历。童年的战争年代，共同的集体生活，让同学们建立起了一生亲密的手足情谊。时光流过了近60个春秋，我们仍然不离不弃。幼年形成的集体主义思想，帮助我们养成了团结互助、不计较个人得失，较少私心杂念、看重集体荣誉的价值观。因而我们也特别注重诚实和守诺，对人直率而真诚，不可言而无信，认为言行一致才是美德。我们憎恶虚伪、欺骗和奉承，也不屑于投机取巧。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认真负责地做事，先公而后私，不避艰苦困难而勇往直前，为坚持真理而不顾个人得失。还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使我们走在一起。

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在漫长的奋斗中，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人甚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无论我们做多少，都不足以报答人民对我们的养育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