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小学的学习生活伴我行

首届学生　王力殊

作者简介

王力殊，曾用名王丽珠，汉族，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40年8月生于陕西延安；1949—1952年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就读；1952—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1958—1964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21所五室九组，从事爆炸力学数值计算工作。1976年4月调往北京国防科委507所四室，参加宇航员飞行视场数值模拟预研；1978年10月—2001年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其间于1984年10月前往美国地处华盛顿的NOAA/NESDIS，针对气象卫星资料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学习及工作一年。2001年4月退休。

我1940年生于陕西延安，1945年随家人从延安出来，目的地是东北，由于辗转于各地生活不安定，学习也无法按部就班进行。当我们走到承德时，苏联军队已进入东北各省，准备撤回国内将占领地区移交给八路军，所以急需大批干部接收地方工作。八路军指挥部在沈阳，命令新到东北的干部，凡能参加战斗又能做地方开展工作的男同志都到沈阳听候分配工作，女同志和有小孩的妈妈都留承德参加工作。我妈被分配到承德女中任校长。学校的一位国语教师看到我已经5岁多，没人照顾，便主动说她弟弟在市立第一小学当校长，让我去第一小学上学，由他弟弟照顾一下，就这样我开始上了小学。1946年7月到白城子，上一年级，第一天就跟算数老师吵了一架，我说我学过的“一”是横的，不是竖的（“1”）……接着又去齐齐哈尔等地，一路走来念的一直是一年级，父母亲的朋友都称我是“一年级老干部”。直到1949年下半年父母调到吉林，由于他们分别住省委和市委机关，无法照顾我，于是我远离父母进了沈阳东北育才，可能是年龄够三年级了就上了三年级（52届），这时才开始了正规的小学生活。

进育才遇到的第一关是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自然想“家”。虽然当时“家”的概念在我印象中并不具体。因为即使在延安时由于父母不在一个单位，不住在一起，也不生火，也不做饭，只有在周末时大家才能见面。记得一次爸爸给我做面条，是在院子里用搪瓷缸子架在三块小石头上煮的，结果我还不领情，说是不好吃，他生气地用缸子打了我的头。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对爸爸的不满。虽然在童年我们家人团聚的时间不多，但最亲近的人还是父母，“家”就是爸爸妈妈。到育才住了校，内衣内裤等小衣物要自己洗，周末家在沈阳的孩子能回家，自己见不到父母，心里特别难过。毕竟是孩子，不久他在老师和阿姨的照顾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很快就习惯了离家住校的集体生活。从此以后无论上中学、大学都住校，以及十几年的部队生活，都是住集体宿舍、吃食堂，过着“大家庭”的生活，直到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回到了“家”，还很长时间不适应这“小家庭”生活。

刚入学时学校为了孩子们的清洁卫生，男孩子剃光头，女孩子剪我们称“毛盖子头”的短发。要知道阿姨给每班十几个女孩洗头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所以浇到头上的水有时凉，有时烫，但谁也不敢乱喊叫。孟阿姨人高马大在孩子们的眼里很有权威，否则几十个人不乱成一锅粥了。脸应该怎么洗，我记得就是孟阿姨教的。一天早晨她看护大家洗脸时，就问“洗脸应该先洗哪？”大家七嘴八舌：先洗脸蛋、先洗鼻子、先洗耳朵……说什么的都有，阿姨说：“先洗眼睛！”这一顺序我记了一辈子，而且也是这么教我的孩子们的。

后来李校长的几个孩子来到学校，同学们发现她的大女儿梳辫子，羡慕得不得了，女孩子们就强烈要求也留辫子，学校答应了，但男孩依旧是光头。只是在快毕业时女孩子们为男孩求情：要上中学了，就别给他们剃光头了，学校不同意，竟然在拍毕业照前夕给他们剃了头。所以我们的毕业照女孩们有的梳了辫子、留长发，男孩个个是光头。

关于头发的故事还有，女孩子能梳辫子当然是件乐事，可打理起来就不那么愉快了。班上几个小女生因为洗不好头，长了虱子，其中就有我。好像学校曾用“六六六”包在头上来灭虱，但无法彻底解决，最后的办法仍然是要手工操作。记得当学校要检查个人卫生的前夕，几个年龄稍大的同学拿着小板凳围坐在寝室的中央，我把头靠在她们的膝盖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捉虱子、掐虮子（虱子卵），只听得虱子、虮子被挤碎的清脆声，那一根根头发被拔得钻心地疼，但为了班级的荣誉就拼命地忍着。本来这种事在家里应该是妈妈做的，但那时就是我们这些小姐妹之间互相帮助来完成的。

为了孩子们之间完全平等相处（平均主义），学校不准从家里带吃的，每次家在沈阳的孩子回学校都要接受检查。可我们班周末能回家的女孩子惦记着留在学校的同学，为了逃避搜查，把零食放到夹克、灯笼裤腿里，阿姨在衣服兜里摸不着就带回寝室，为避免被阿姨发现，我们熄灯后躺在床上大家分享。在走廊里巡视的阿姨肯定能听到房间里孩子们大嚼糖果及欢乐的笑声，但从来没有进来干涉过。

每当班上同学的家里来信往往都被在教室里大声宣读，像是自己的父母来信一样。记得刚开始赵清娟大声读着爸妈称呼我的小名“小珠”时，还觉得不好意思（“王丽珠”是为我上育才起的大名），后来她就常叫我“小珠”，甚至就简单地叫我“珠子”，真让我觉得就像姐姐一样。

1950年爸爸去苏联参观、学习，回来时给我带了一个手脚能动、穿裙子的塑料娃娃，我把她拿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玩。巧手的陈淑蓉给娃娃织了毛衣，做了背带裤……虽然比不上今天的“芭比”娃娃，大家还是爱不释手。

最不能忘怀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沈阳那时算是比较靠近前线，为了防空窗户的玻璃贴上了“米”字纸条，最叫人心神不安的是“防空警报”。为了身体健康及安全，学校制定了一套规程。睡觉时衣服要按一定次序叠好，放在床头的小板凳上，特别是袜子要放到枕头下，这一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离开集体宿舍有了自己的家。记得那时天冷，除了要穿好衣服，还要把毯子从白被罩中掏出再披上。从警报响起到跑到楼下，也就几分钟，那时练就的动作迅速的功夫，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中都派上过用场。记得在清华有一次半夜校办工厂失火，我能穿戴整齐地赶到火场；毕业分配到部队后，早操我不仅穿戴好，而且还把长辫子都梳好（这是从育才开始留下的，直到“文革”，红卫兵到营区来“命令”剪发，为了不给部队惹事才剪短），就这样我还总是第一个到达操场的女同志，甚至比好多男同志都快；唐山大地震那晚，我正在北京国防科委507所的集体宿舍5层楼上。当感到大地摇动的刹那，立刻边穿戴边呼喊战友往楼下跑，等站到树下时，除我能比较整齐地穿着外，其他人就不能看了，据说家属宿舍甚至有一丝不挂地跑出来的。这真是我在育才时练就的“真本领”。

那时隔三差五就拉警报，有时是真防空，有时是演习，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认真地“跑防空洞”。有时晚上会通知是演习，不用“跑防空洞”，可警报一响，那一声高过一声瘆人的声音，让孩子们怕得个个都把头蒙在被子里，直到警报解除多时仍无法入睡。为了我们的正常学习，学校决定迁往后方——哈尔滨。在准备搬迁前夕，寝室里的床已经撤走，大家打通铺睡在地板上，晚上孩子们在地铺上翻筋斗、追逐打闹，高兴得不亦乐乎。为了抵御哈尔滨的寒冷，老师、阿姨带领我们女生把同学们的棉被加厚。一床床被子铺在地板上，同学们围在四周老师手把手地教大家缝。那时因灯火管制经常停电，为了安全就把蜡烛放在隔房间门上照过来，在昏暗的烛光下，絮棉花、绗被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趴在地上一针一线地认真缝，手指时不时地被针刺得流血，但谁也不叫疼，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缝被子”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以后无论在中学、大学以及在部队，拆洗被褥对我来说绝对没问题。

每当我们同学聚会时，大家总是乐此不疲地回忆在育才学习、生活的趣事。现在回忆起那短短的3年，真像有的同学总结的：学校就是家，老师、阿姨就是家长，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因此使我们这些同学以及老师保持了60年不断的友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