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育才初创期的学生特点

1953届学生　墨　愚

作者简介

墨愚，曾用名许小铁，1940年3月生于延安，祖籍河南，中共党员，职称副编审。1949年4月—1953年8月在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读书；1953年9月—1957年7月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初中；1960年在北京市101中学高中毕业；1964年8月在新疆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留校至退休。曾任新疆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新疆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在国内发表论文、书评50多篇。

人们只要客观回忆、公正评价真实的历史，无论是经验抑或教训，都有其重要意义。这一切都将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令我们格外珍惜。在母校60华诞之际，作为首批小学生的我，回忆在母校得到的师长教诲和同学情谊，仍倍感亲切而深深怀恋。东北育才这个温暖集体，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现凭记忆，简述当年学生队伍的特点于后。

来自五湖四海

小学生按地域入学是常规，可育才学生却来自东北各地，五湖四海。学生的父母当年投身革命，就是从祖国四面八方先后进入以瑞金和延安为代表的各根据地的，他们的孩子当然在各根据地生长。坚持地下斗争的革命者的后代就在各白区出生。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从陕甘宁等根据地抽调几万干部和十万大军到东北创建新解放区，为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做准备。东北解放后，又有大批干部来到东北工作学习。这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中的一部分就进入了育才。虽然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为共同的目的学习，又都是党的孩子，故没有地域界限和乡井观念，能以校为家友好相处。

语言南腔北调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语言自然南腔北调。东北育才在开始阶段，以东北话为主，各地的语言几乎都能听到。南方地下党的，革命老区的和新四军来的孩子，多为南方几省口音；陕甘宁来的学生又多是西北土话；从农村出来的更是乡音浓重，泥土味十足。如我认识的颜永俊、颜永健哥儿俩来自上海，满口“阿拉”，见花生叫“长生果”，哭时喊“阿孃”（奶奶），让我们感到新奇。崔均为、崔永为兄弟来自山西，满口晋腔；许世坦河南人，豫西音明显；高鸿图山东话味很浓。李树华等几个从苏联回国的学生一口俄语，我们根本听不懂。当时学校真可谓语言、方言的汇合之地。孩子们语言适应能力极强，很快就被东北话征服了。

年龄相差悬殊

受革命和战争环境影响，许多干部子女失去了正常上学的条件。东北解放后，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学校，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相差悬殊的现象就凸现出来。尤其从老区农村来的孩子，不仅年龄偏大，而且还有半文盲、文盲的。当时同年级、同班学生相差三四五岁的很普遍。我记得有一大姐好像叫汪玲，入学时恐怕近20岁了，个头与老师差不多，几乎是文盲。她学习刻苦用功，接受能力极强，短期就学完了基本课程，没毕业就工作了。有些哥哥姐姐继续升学，上初一已十五六岁了。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暂时现象。我升入中学后，发现同班十七八岁的竟有八九人之多。看来这种情况在全国解放初期很普遍。旧社会无权力和条件读书的大龄穷孩子能进学校了，这正是历史的进步和新社会优越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证明。

兄弟姐妹同校

学校创办在供给制时期，只招收领导干部的子女。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兄弟姐妹同时或先后进入育才读书的较多。这也是明显特点之一。我能记住的就有：高宝娃、高延延、高安安兄妹；伍曼曼、伍望生、伍莲莲姐妹；张一兵、张阿根、张小兵和洪虎、洪狮、洪豹三兄弟，以及丁人骧、丁人鹤、丁人鸾、丁人霖四兄妹等都同在育才就读。至于像傅英、傅华兄妹，张皖中、张延中和王维维、王盟盟哥儿俩的就更多了。当时有小名叫小狗、小猫的双胞胎，小狗胖乎乎、憨厚朴实，小猫削瘦机灵、善言乖巧，很受师生喜爱。在育才，课间弟妹找兄姐的现象随处可见。节假日，几个孩子手拉手被家长接走，充满了亲情，洋溢着温馨，让我们家不在沈阳的或无家可归的孩子羡慕不已。

学生流动频繁

听从组织调遣，服从革命需要是党的干部调动准则。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东北是我党锻炼、培训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基地。随着大军入关、南下、西进和全国大陆逐步解放，大批干部调入内地，派往全国。各地新政权稳固后，部队和地方首长子女就从东北育才被接往各地。同时，从内地调来东北工作的或抗美援朝出国的干部的孩子也有随时进入育才的。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我的印象中，伍曼曼三姐妹是1950年春季开学不久离开学校的；丁人鹤兄妹三人是1952年底寒假后再没有回来；张虹生离开得更早些。我们班的陈玲是1953年毕业前的寒假后迁往北京的……这种情况几乎每班都有。我们班在最后一学期人员才稳定下来。据老师讲，由于北京与沈阳的学制不同，大多数转入关内的人均要留一级，我很为他们惋惜。等我以后去北京读高中后见到了几个育才校友，才知果真如此。

住校集体生活

东北育才学生全部住校，集体生活学习，这与当时实行供给制的历史、建设与战争相结合的特殊形势分不开，尽管解放初期由政府全包下来的各类学校很多，当时有些人对干部子女寄宿学校的误解偏见和非议却很多。改供给制为薪金制后，“封闭的”干部子女学校逐步向社会开放招收了各类学生入学，东北育才也不例外。

现在住宿制学校遍布全国，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学校也不少，特别是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办的西藏、新疆内地初、高中班和牧区寄宿学校，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世界舆论的好评。偏见和误解灰飞烟灭。再比如，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期，学生穿校服很普遍。现在全国城镇大中小学穿校服不仅习以为常而且成为必然。可当年，东北育才为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就受到误解甚至嘲讽；离开历史背景的误解肯定有欠客观和公正，这已成为历史，不必认真考量计较。国内外教育界确认，住校集体生活学习的教育效果优于住家走读。以我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就证明了这一点：是东北育才培养了我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大公少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东北育才教育我们形成了要互相帮助、友爱的善良之情和协作精神；是东北育才的领导、老师、阿姨锻炼了我们独立自主、自信自强、自立自尊和克服困难的品质。特别是在集体生活中形成的真诚无私的师生关系和尊老爱幼的同学情谊，温暖着我的一生。这些是在父母的怀抱里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很难体会和真正获得的。当然，在革命队伍里熏陶长大的孩子生活在一起，难免形成政治优越感，过分关心政治、国家民族命运、百姓疾苦的心态和疾恶如仇、直言不讳、不善吹拍的正直品质，使一些育才学子很难适应和融入社会的复杂环境，而陷入困境。这个问题随着干部子女学校的解散而较好解决。东北育才的教育永远使我受益和牢记。我希望，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教育事业投入的增加，全国的中小学，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中小学，都能够办成寄宿制，这对人才培养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