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东北育才学校的日子

1954届学生　刘大伟

作者简介

刘大伟，籍贯黑龙江省望奎县，1940年9月生于陕西省延安。1948—1954年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念书；后在辽宁省实验中学念初中，北京第二十二中读高中；1966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先后在陕西铜川灯泡厂任厂党委委员、车间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无线电专业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校外事处副处长；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党总支副书记、调研员；1989年1月—1993年4月和1996年2月—2000年4月，在中国驻荷兰使馆教育处和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教育组任一等秘书。2000年10月退休。

我和妹妹都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1944年母亲病逝后，我兄妹进入延安第一保育院。后来父亲于1945年随大部队到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1947年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我军撤出延安作战略转移时，我和妹妹随一批家长在东北的延安保育院小孩，乘坐“马背摇篮”，由解放军叔叔和保育院阿姨护送，通过封锁线过黄河，经山西太行山根据地休整，出山西，过河北，经山东，由山东烟台坐船到大连，再由大连乘船到朝鲜，第一次坐火车，经图们江到哈尔滨，历经敌人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耗时一年，于1948年春天才见到父亲。1948年冬天，辽沈战役结束，11月2日沈阳解放，其后，我随接收东北兵工总厂的父亲刘咸一到沈阳，被送到时称“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读书。当时已8周岁。

我在东北育才学校学习生活了6年，至1954年秋进入东北实验学校（后改称“辽宁省实验中学”）。6年的寄宿生活都是供给制，生活条件很好。学校设在原“国民党东北‘剿匪’司令部”所在地，院子里有一假山（实为一极其坚固的防空洞）。记得我们刚入校时，在大楼的一间屋内，发现很多国民党仓皇撤离沈阳时，来不及带走的奖章、勋章。我们的伙食挺好，那时早餐已有奶油、鱼子酱，鱼子酱有腥味也必须吃。午睡后有水果点心。每个孩子都养得白白胖胖。按时换洗衣服、被、褥单。定时打预防针，很少生病。学校为我们定做服装。皮鞋是请鞋厂工人师傅给每一个孩子量脚画样做出来。我父亲说：“没有想到你的身体会这么好。”因为我在延安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生下来营养条件跟不上，母乳不够，只好喂羊奶。又经历一年的跋山涉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到达哈尔滨时，为了头上不长虱子，无论男女小孩都剪光头，有的小孩头上还长疮，身体健康状况可想而知。

东北育才学校的学习条件极其优越。首先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请的教师中，有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也有刚从专业院校毕业的优秀青年教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音乐老师金迺珍和美术老师马丽。记得那时年幼无知，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弹玻璃球、斗“老将”、掸“小画片”等，稍大一点，就是踢足球。金老师觉得我的听力可以，发音较准，让我进合唱队，有时带大家“练耳”（根据老师弹出的钢琴音阶唱出来），还教我学习打拍子（指挥）。金老师还让我挑选一种乐器（手风琴、二胡）学习，我也没有学，一心只想踢足球，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辜负了金老师的期望。由于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高中时，我是班民乐队的指挥；大学时，给班里同学教唱歌曲，还是校民乐队的指挥。我的画画，有一点悟性，美术课的成绩较好，也是马丽老师启蒙和指导的结果。记得马老师让我参加了儿童剧《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演出，至今还有印象，那时我演小白兔，最后用棍子使劲打大灰狼，以至那位演大灰狼的同学，到老师那儿告状。学校对音乐和美术课极为重视，选优秀教师任教，对我们的一生影响极大，看似吹、拉、弹、唱，抹抹画画，它却达到了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

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也不例外。大约小学二、三年级，我就开始踢足球，那时也没人教，只觉得好玩，发的布鞋还算结实，但也经不住天天折腾，很快就踢破了。当时发的高靿儿球鞋，鞋头较厚，靠它，我用脚尖踢球，踢得又高又远。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业余到家。通过看有关足球知识的书和自己的感悟，才初步掌握了用脚背、脚内侧和脚外侧踢球的基本功，根本没有脚尖踢球的技术。那时，我先是把大门（守门员），后来觉得总踢不上球，不过瘾。人人都想踢前锋，由于我跑得不快，就改踢左后卫，因为我是左撇子。由于小学打下的基础，到初中时，从东北育才学校进入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同学中，有大约五六名同学被选进学校少年足球代表队，记得他们是：关绍成、许小铁、李战胜、高启锦、周华生等。参加沈阳市少年足球锦标赛（1957年），我们获得区冠军后，代表区里参加市锦标赛获得亚军，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获得的银质奖章。无论是区里的比赛还是市里的比赛，我们未输一场，总的进球数为28∶2。只因为与最后的冠军和第三名的比赛均打成平局，而他们决出了胜负，我们获得亚军。在我们球队里，只有一名沈阳市少年队成员，而获得冠军和第三名球队中的市少年队队员很多，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如他们，就靠着一股敢打敢拼的团队精神，为学校争了光。1957年，我们正赶上考高中，顾不上复习功课，学校也给打保票：只管好好踢球，保送上高中。我们就把精力都用在踢球上，没有认真复习功课。那年考实验中学高中的录取比例大约6∶1，难度很大，结果，学校的承诺没有兑现，球队队员中考上高中的不多，我也是其中之一，不得不赶紧回北京（我家1950年已搬到北京），再考北京市的高中，最后考上了北京第二十二中学，成了现代名人赵忠祥的同班同学。我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也是校足球队主力，在东城区中学生足球比赛获得过亚军，成为国家足球三级运动员。当年的条件，没有进业余体校学习，全凭自己的悟性和琢磨。踢球只是业余爱好，是人生成长的一段经历，它培养了我对体育的喜爱，也给我一生打下健康体魄的基础。大学时，也曾进过校足球队。直到我55岁时，还与本单位的小青年玩了一场40分钟的足球比赛。

我只想说的是，在育才学校生活的6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6年。我们这一批战火中出生，马背上长大，经历过艰苦环境磨难的孩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享受到这样优厚的生活条件，接受这样优越的德智体全面教育，真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样一句话。但是，这个“后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包括我们的父辈，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拯救了国家和民族，缔造了新中国而得来的。我怀念它，更无比地珍惜它！

光阴似箭，人生短暂，一晃60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进入了颐养天年的年龄段。在东北育才学校建校60周年之际，写下以上文字，倾诉我的感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