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期

回忆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期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的5月25日在纽约首次召开。那次会议叫“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到会议结束时提出要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联谊会。由于大海任主席。理事有杨小凯，海闻等五人。会场设在纽约中国领事馆，领事馆还出钱支持这次会议。留美经济学会一开始就注意和国内官方机构保持良好关系，这是极有远见的一项原则，以后我们这个组织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不但在美国，而且也在中国国内，和这项原则有很大关系。

会议开了两天。参加的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之外还有:邹至庄，宦国昌，张欣，尹尊声，林毅夫，徐滇庆，陈一咨，金曦，樊民等。先是领事纪立德先生致辞，然后邹至庄教授介绍了如何招收中国学生来美国学经济学，如何考试，以及经费从哪里来等等。然后是论文报告。那时候论文的水平很一般。会后还出了一本讨论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杂志，每季度出一次。其中文章只够练习题的水平。但是提高得很快。会议两天很快就过去了。会后我搭杨小凯的汽车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同车的除了小凯爱人还有汤敏夫妇。小凯把我送到也在普林斯顿我的表姐家。这次我之所以有机会去美国参加会，是因为中国社科院派我参加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中美经济学家会议。我提前四五天先到了美国，赶上了这次会议。那时候通讯没有电子邮件，要靠电传和电话，成本都很高。

次年1986年我去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留美经济学会第二次年会于1986年的5月24日在哈佛大学召开。我也是筹备人员之一。我们事先讨论了第二届学会主席如何产生候选人，什么人可成为候选人，因为当时留美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并不是谁都合适可当主席的。那天到会的人有一百多，正式注册的人有86人。第一项议程是由钱颖一做筹备工作报告，第二项议程是于大海做工作总结和财务状况报告。第三项议程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Perkins教授发言，他强调了经济学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性。然后是Vogel教授讲日本发展的经验对中国的意义。再下是何维凌发言（他后来不幸因车祸去世）。下午分成四个小组。我参加的那个小组中发言的有林毅夫，陈平，钱颖一，杨小凯，徐滇庆，毛立本和我。至今我还保留着本次会议20篇参会论文的题目和作者。

次日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发言的有刘琍琍，于大海，尹尊声，钱颖一。然后由陈平主持讨论会章。讨论中特别注意会长权利的监督，财务的透明，制度的执行。这次会议给以后学会的健康成长打下很好的基础。当然也由于以后各届会长认真执行制度，并不断做出表率，修补制度中的不足有关。这次会议选举了钱颖一任第二届会长，并将学会定名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那天还举行了钱颖一的结婚典礼，热闹非凡，大家尽兴而散。

一个月之后，6月21日留美学政治学的同学在休斯敦的中国领事馆召开了留美学政治学的同学会。会议主席郝雨凡，副主席宦国昌。大多数经济学会的同学，于大海，陈平，杨小凯和朱嘉明等也都出席了。留美政治学会以后办得不及经济学会成功，领导人的更换发生一些纠纷。事实上留美经济学会在人事上也出现过问题，但是没有改变基本制度。特别要防止个人利益造成的纠纷。要成功办成一个组织并不是容易的事。

以后两届的学会主席，据我的记忆分别由陈平和易纲担任。他们两位对学会的制度建设有很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财务制度上规定了会长的责任，要为学会积累资产，不得动用库存。易纲任会长的那一年，把年会移到海南岛的海口开，进一步和国内的经济改革联系起来，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那时候国内的气氛还很不够开放。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不大愿意和国外的学术界发生正式关系。学会的年会邀请往往被国内学者拒绝。会议的议程，谁首先发言，谁其次，都要慎重考虑，在观点上也要小心谨慎。在这种情况下开一个讲西方经济学的会，是一件冒险的事。

在这两届时我担任国内联络员的职务，为学会在国内开展活动做组织工作。其实，学会的工作重点越来越偏向国内。因为中国正在经济改革，有许多经济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留美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有资格为经济政策发表意见了。我和单伟健一起办了《中国经济评论》杂志。他负责英文版China Economic Review，我负责中文版。英文版一直办到现在。但是中文版只出了两三期。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从1985年初创至今已经26个年头。在此期间国内国外发生了许许多多变化。学会的人员也新陈代谢，越来越由年轻人担当重任。老的会长和理事中有不少现在担任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学会的创办是成功的。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没有完全成功，问题还非常之多。学会还有机会继续发挥它的影响，为经济改革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