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留美经济学会一起走过的日子

和留美经济学会一起走过的日子⁽¹⁾

李海峥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留美经济学会（CES），对我自身的成长及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加入学会以来，我参加了众多的留美经济学会活动，接触到了许多杰出学者前辈和新秀，从中学习领悟到了很多，历经了从一名青涩的学生到独立的研究者的转变，我成长过程中几个重要阶段都和留美经济学会息息相关。我一直感恩学会提供的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机遇，故特写此文纪念和留美经济学会一起走过的日子。

初识学会

与留美经济学会的初次接触可追溯到1992年刚赴美国Colorado‐Boulder大学念书时。当时在美国学经济的中国留学生很少，系里120—130名博士生中仅有两名中国学生，信息比较闭塞，完全不同于现在，很容易就能接触到中国学生群体。一个偶然机会我在系里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些留美经济学会的材料，材料介绍了学会情况和当时学会中一些已为美国教授的成功学者，如田国强教授等。抱着仰慕的心情，我开始关注并填表申请，正式成为了学会的一分子。

第一次参加留美经济学年会的活动是1994年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抱着感受学会氛围的想法，我与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夫人杨淼一起报名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地点是加拿大的London，我们也顺便游览了附近壮观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当时开会的人并不多，仅四五十人。会议由徐滇庆教授主持，徐教授很幽默，嘱咐我们“开好会，吃好，玩好”，并安排了在当地很好的中餐馆吃龙虾。在会后寄会议通讯时徐教授还附上了自己的诗作，我们才发现他的中文功底也相当好。会上也进行了学会会长和理事的选举，由此我初次接触到了很多资深的留美经济学会学者成员，如当时向我们拉竞选选票的陈爱民教授。

第一次参加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开始特别关注学会信息，参加学会各项活动，我在学会认识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

学术生涯的起点

如果说在加拿大的会议是初次接触学会，那么199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学术演讲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的第一次学术尝试。

留美经济学会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组成的纯学术性组织，早期以留学生为主体，并吸纳了杰出学者。后来学会获得美国经济学年会及社会科学联盟会（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ASSA）的认可，在ASSA年度会议上主持3场分会。美国经济学会的认可无疑促进了学会的快速成长。随着中国赴美留学的青年学者的增多，留美经济学会越来越发展壮大。

在1995年我进入博士生第四年，向年会投了一篇文章。听到文章被录取，并且很多知名教授，如钱颖一教授、Gary Jefferson教授，也将参加我所在的同一个分会并宣讲论文时，喜悦与紧张之情同时交织于心。开心的是第一次我的文章被正式的学术会议录取，将有机会与众多学术大家进行学术交流；忐忑的是这将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学术演讲。当时为了不超出15—20分钟的演讲时间要求，我在完成幻灯片后反复卡表计时，练习了很多次。

当时洪永淼教授是我的论文的评论人，到会后，洪教授主动联系我，和我事先讨论文章。我们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有争论，原以为20分钟的谈话，我们谈了将近1个小时。此次谈话让我受益匪浅，其中让我感受很深的是洪教授在学术上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认真地阅读了我的论文，并耐心、平等地与我共同探讨论文存在的问题；他让我感受到一种相互尊重的治学精神。

那次的学术报告很成功，更重要的是我通过留美经济学会会议，逐步对科研和学术交流有了更深的理解，心态从纯粹念书的学生开始转变为对研究有了真实的感觉。这种体验使得我在之后一年如期完成博士论文，求职时选择去不同大学访问并在之后作学术报告时更加自如。总而言之，留美经济学会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与学会一起成长

1997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佐治亚理工大学任教，之后每年AEA会议和留美经济学年会我都有参加。记得留美经济学会与中国社科院合办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长为尹尊声教授，主题为社会保障。当时会上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少争论，国务院发展中心很多工作人员也参与了圆桌讨论，讨论过程中各种观点论述都很激烈。这正是留美经济学会组织会议的一大特色:其既有国际化的分会，也有专题圆桌讨论会议。在这些圆桌会议上参会者交流想法和观点，学术界与政策界思想交流，这对于学术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有利于产生新的思想。

除了参加国内外留美经济学会的各种学术会议外，我印象更深的一次学会组织活动就是访问台湾。1999年从大陆去访问台湾的还特别少，我记得当时我们从美国去中国台湾需要办入境许可证，证件审核特别严格，但台湾不在大陆护照上直接盖章，只传真了一份入境证件。当时我坐在飞机上还在担心凭这样一份传真件能否入境，还好，飞机刚降落，台湾方面就安排了专人在飞机出口转交给我正式入境许可证。

下飞机后上了车，快半夜了才住进了台北的宾馆，然后一个人出来在台北街头走走，晚上下着淅沥小雨，我挺有感触，不禁想起了孟庭苇的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无论是坐在出租车里还是走在路上，大家都不敢相信我们是从大陆来的。这次近距离的接触令我感受很深的是台湾当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比大陆更为完善。

2003年，我在科研、教学等方面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达到了在佐治亚理工大学申报终身教授的条件，感觉时间上宽裕和自由多了。同时，随着参加学会的各种活动，我对于留美经济学会的熟悉程度不断增加，并深入地了解了学会运作管理，包括其内部结构、机制、学术活动，理事会及会员联络等，这也为我进入学会领导层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宋顺峰教授即将担任学会会长，他与我联系并希望我可以与他一起为学会工作，于是我欣然应允，参加竞选并顺利进入2003—2004届的理事会，成为了理事会副会长。

从亚特兰大到斯洛文尼亚

进入理事会后，我主要负责在亚特兰大主办的留美经济学会北美年会，于是我开始全力投入亚特兰大年会的筹备和组织。

当时我联系了国内几所高校，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美国年会，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几位后来一直合作的朋友。由于家乡的原因，我给当时是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院长的赖明勇教授发了封邮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参加并共同合作组织我们的北美年会。他很快地回复了我，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2003年底，我到湖南大学访问，访问中我与湖南大学校和经贸学院领导相谈甚欢，很快就亚特兰大会议达成共识，湖南大学成为会议组织单位之一并提供赞助，并派专人参加了亚特兰大会议。天津财大也参与并赞助亚特兰大会议，我很荣幸地认识了天津财大副校长张维教授，至今我们还在合作共事。另外还有我本科毕业学校华中理工大学的经济学院也参加并共同主办会议。当时从国内来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不容易，留美经济学会会议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亚特兰大会议邀请了诺贝尔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教授、邹至庄教授、乔治亚州众议员及当时国内最年轻的人大常委，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郑功成教授作为大会主题发言人。休斯敦领馆的总领事，教育参赞也受邀出席，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参加了全会并发表讲话，佐治亚理工大学伊万·阿伦学院人文科学部部长设午宴宴请了所有参会来宾。

两天的会议进行得很成功，既有特色又很紧凑，晚宴上Belton Fleisher教授特意挑选了亚特兰大一支很有特色的乡村音乐乐队助兴演出，优美的南方蓝草音乐使所有参会人员及特邀嘉宾兴致盎然，Heckman教授的夫人禁不住起身翩翩起舞，还主动到各桌前邀请大家一起跳，于是整个餐厅热闹欢腾，其乐融融。

会长宋顺峰教授和其他理事会成员，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Patrick McCarthy为这次会议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不可忽视的是在这次会议筹备中我在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的辛勤工作，保障了整个会议的顺利进行。

2004年8月我获得了终身教授教职，随着亚特兰大会议成功的召开，学会内部很多人希望我出来竞选会长。于是在众多同仁的信任与支持下，2006年我竞选了CES主席，并顺利当选2006—2007届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成为会长后，我首先考虑怎样建立一个思路明晰、办事高效的理事会。我希望理事会成员国籍多样化，便建议曾经合作过的新朋老友来参加理事会工作，其中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的Belton Fleisher教授，摩斯大学的Penny Prime教授，夏威夷大学的王小军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刘智强教授，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秦向东教授，芝加哥大学Lucas教授的博士生李冰。大家各司其职，合作相当愉快。

我们理事会首先主办了留美经济学的首次欧洲会议—斯洛文尼亚年会，以往学会在中国之外的学术会议大都在北美举行，而此次我们选择在斯洛文尼亚的玫瑰港（Portoroz）举办。玫瑰港有着美丽的海滨、宜人的地中海式气候和独特的热带植被。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Belton Fleisher教授与夫人去斯洛文尼亚旅行，在骑单车游览时意外发现既靠山又临海的，很有特色的一家小型度假酒店Hotel Marko，它建于1886年，可观赏到美丽非凡的亚得里亚海海景。他的夫人说如果选在这开会应该挺不错，而这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们把它确定为了最终会议地点。会议与斯洛文尼亚的University of Primorska联合举办，他们的经管学院院长Egon Zizmond非常友好，性格开朗，对会议大力支持。

这次会议邀请了伯克利分校的Gerard Roland教授，耶鲁大学的Paul Schultz教授等为会议的主题发言人，也同时邀请了很多的国内学校，其中包括共同合作国内会议的湖南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持续了3天，分为10个专题会场进行，学者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去的机会不多的地方，我们之前对这个国家了解甚少。这次会议使我们不仅了解了那里的风土人情，还对其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参观了葡萄酒庄园，葡萄酒是他们的重要产业之一，还参观了那里著名的火腿生产企业。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参观世界著名的马种Lipizzaner的养马场。

汇聚星城长沙

一年一度的中国年会是留美经济学每届理事会最重要的工作，当时国内正探讨中部崛起的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于是我选择了我的家乡———地处中南部的湖南，以及美丽的星城长沙作为会议地点，并且选择已经建立了愉快合作关系的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共同组办此次盛会。千年学府之名来自著名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湖南大学的校园内，并属于湖南大学管理，因此，会议安排的活动之一就是参观岳麓书院。

这次会议主题定为“经济转型、区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为期三天的会议包括5场主题演讲，2场圆桌论坛，41场专题分会，4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们畅所欲言，就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次会议邀请了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Arrow教授和James Mirreels教授，他们都全程参加了会议。主要发言人还包括邹至庄教授，Paul Schultz教授等在会议期间也全程待在长沙。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会议的成功举行首先要归功于作为会议承办方的湖南大学，从学校书记、校长到学生，在两年的时间里，不断为会议出谋划策并提供全方位支持。当时湖南大学赵跃宇副校长与经贸学院赖明勇院长引荐我认识刘克利书记，在我简单谈了会议情况和计划后，书记便爽快地答应支持，并明确出资100万资助会议。令我感动的是，在具体资金到位出现困难时，赵跃宇副校长首先从自己的经费中拨出10万元供我启动使用。主管财务的张强副校长等校领导都给予了会议财务的便利和资金划拨的支持。

我在湖大带的16—18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成为了这次会议的主干力量。他们被分成7—8个组，帮助处理会议的各项关键事宜。当时由于印刷组负责的会议议程需要根据文章和人员参会的情况最后才能定下来，学生们最后几天整天都在和印刷社改编排版，晚上三点钟还在与我通电话确定细节修改，材料一直到会议当天凌晨才最终确定下来。此外我们还招聘了90名志愿者，招聘培训事宜都是完全由助理和学生们自己组织完成，志愿者们分组处理各项会务，包括从机场车站接车，注册，到会议材料分装送到房间。

学会理事们及其他筹备组成员都尽心尽力地进行会议准备工作，可谓废寝忘食。Belton Fleisher教授负责所有VIP的邀请，在他的努力下，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们同时现身长沙，参与了此次学术盛宴。作为筹备组成员的湖南大学李斌教授帮助学会理事会联系政府部门，为两者的沟通联系提供了便利。

会议的注册环节很重要，由于大部分的参会人员在集中的时间到达宾馆，这个环节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登记入住缓慢，长时间排队，会引起参会者抱怨，从而影响到整个会议的流畅进行。徐振挥教授是注册组的负责人，他们安排了很多套配套方案，一旦出现争议情况，立即转往特殊专用桌进行处理，从而减少注册者的等待时间，使得一个下午三四百人入住进行得有条不紊，快速井然。刘智强教授负责会议论文征集和筛选，做了大量的工作。湖南大学祝树金教授协助负责中文论文的筛选，当时有大量中英文论文投稿，他们组成专门的中英文论文筛选委员会。

宾馆及后勤工作极为繁杂，王小军教授承担了全部后勤工作，负责安排整个宾馆、会场事宜。当时为了选择宾馆，我们组织代表团提前半年来长沙考察了长沙几家五星级酒店，包括神龙、通程、华天酒店。因为华天配套硬件及服务质量很好，我们最终选择了华天。华天对于会议配合程度也相当高，对客房、前台、销售、餐饮部等所有部门经理下达任务，要求他们完全按照留美经济学年会的要求照办。当时我们对无烟房按国际标准要求极高，为了达到我们的要求，华天在会议前将无烟房间全部换新。我们按照国际会议标准，要求餐饮决不浪费奢侈，因此我们餐饮价位远低于酒店正常要求的最低消费，但他们照单接受。

记得到会议前天晚上看会场，会场喷漆大背景全部准备妥当，很漂亮，但把主席台及鲜花一摆，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桌台把位于喷漆大背景下方的湖南大学四个字挡住了，这样第二天媒体电视就会拍不到湖南大学的名字。湖大对此次会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因此我觉得一定要改，但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而第二天8点会议就要正式开始，时间相当紧迫。华天工作人员见我着急压力大，便立即决定重新喷漆处理，并马上通知美工连夜赶来，学生宣传组和华天的工作人员一直加班忙到了晚上3点。他们的辛劳换来了会议筹备中完美的最后一笔。为了表达对于华天优质服务的衷心感谢，会后我代表学会给华天写了一封专门感谢信。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会议全盘助理的王华。王华本来是我在湖南大学的985项目助理，当时商量是否需要另外招聘一名会议助理时，她提议自己试试，不用再另外招聘了，因此会议筹备相当她一个人承担两份工作。在会议筹备的全部时间她是最忙的，需要随时接受和落实我直接分配的任务，协助学会、校方、政府及学生志愿者的大量计划、安排、接待、协调等无数琐碎而又重要的工作。她是我的左右手，为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次会议也成为湖南省很少有的一次省长书记都参加的会议，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长周强都分别和与会的著名经济学者进行了座谈，他们就促进区域发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消除贫困、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探讨，并在会后宴请大家。尤其是当时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郭开朗更是亲自组织省政府各相关部门和湖南大学召开会议筹备协调会，强调各单位一定要协力办好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快开始前，我们还面临30万元资金缺口，我非常为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向郭副省长提出了困难。郭副省长几乎是立即行动，马上联系了湖南有色金属集团，说明了此会议对湖南很重要，希望他们资助我们，于是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最终会议得到湖南有色有限公司，乔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等国内外机构的慷慨赞助。

会议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中国广播网、湖南卫视、湖南日报、湖南红网等几十家媒体对会议盛况进行了报道，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7中国年会成为七月舆论的焦点之一。

长沙会议终于不孚众望，取得巨大成功，我自己对长沙会议的结果非常满意。但会议的成功凝聚了众多人的辛勤努力，篇幅所限，这里无法一一尽举，尽管时光流逝，心存的感激如旧。记得我在会议闭幕晚宴致谢时，想到办会两年来，同事、朋友、尤其是助理和学生们日夜的辛苦工作，感动得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默立台上，而台下许多人都流了泪。

学会内部改革

从1994年加入留美经济学会，2004年进入理事会，再到2006年担任留美经济学会主席，这期间一方面我对学会内部运行状况有进一步了解，同时也看到学会在运行和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内部组织和机构问题，这也就是我担任主席之后想要改变的地方。在我看来，留美经济学当时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留美经济学会的属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会成员回国并全职在国内工作，一些关于留美经济学会如何运作的新论题浮现出来，如是否需要在国内设立办公室？未来会长和董事会组成是否以北美为主？学会成员是否以北美学生、学者为主体？这些问题对学会未来的发展很重要。

对于留美经济学会是否要保持这样的北美地域属性，我的想法一直很明确:留美经济学会第一要以北美为基础，因为它是留美经济学会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根据地。事实上，其他国家或大洲如欧洲、英国、澳洲等也在建立类似的当地经济学会，但一直都没有留美经济学会这样的发展；第二，国内也建立了中国经济学会，但两者性质相异。因此，从起源发展来说，我认为保持这样的北美特性对于留美经济学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关于留美经济学会的职业道德保持与发扬。这是基于我对于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忧虑，例如如何免受官方压力和利益等的影响，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及严谨性，如何保持诚实正直的学术道德等。如果留美经济学会本土化，则可能会很难抵挡这些因素的影响，比如China Economic Review杂志的文章发表，在国内各大高校的学术评估上很受重视，本土化使得杂志很难排除上述因素的负面影响。而如果我们的杂志不能呈独立形态运作，那么它的价值和学术信誉就可能很快会丧失。

总的来说，保持留美经济学会的北美特性，降低留美经济学会的本土化程度，保持它真正作为学术机构的独立性，需独立于政府，需独立于经济利益。学会的学术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何保持北美特性、避免过于中国大陆本土化、并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学会的组织结构。学会早期规定较含糊，对会员、理事、会长资格的规定并不清晰，为此需要对宪章进行修改。这是涉及全体会员的，需经过一个合理的正式程序。其次是学会的运行机制。由于每届理事会工作周期为一年，学会工作量大，理事会连任的动机小，这可能会造成短期行为。而涉及影响跨越年度的决策，我们可以成立跨越年度和超越日常运作的机构委员会，即相当于董事会，来负责决策。董事会不参与、不干涉学会的具体日常运作，但决定跨越理事会年度范畴的事情，以保障留美经济学会长期发展。

第三是China Economic Review杂志。我们要保持它作为留美经济学会的主力刊物的影响并不断提升其品质。这些牵涉到以下问题:编辑的选拔，与出版者的关系。这些都超越理事会范畴，同时其牵涉的专业性，连续性，不是理事会这样一个在方向上决策的机构能把握的。学会可以将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重新梳理清楚，以便其能够独立领导China Economic Review及其他出版物的发展。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不参与具体的编辑和文章选拔的本身，但须把握好大的方向。

另外就是学会与出版商Elsevier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China Economic Re‐view的所有权并不属于留美经济学会，而是归Elsevier所有，有会员对于学会与Elsevier之间关于杂志的经济利益分配不是很认同。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声誉和质量，而外界事实上都将China Economic Review作为留美经济学会的官方期刊，因此我认为与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商Elsevier保持友好合作，并逐步实现学术和经济利益的互惠双赢，对于学会及China Economic Review都是最有利的。

还有，很多呼声希望建立另一个新杂志，我对此持保守态度，因为现有的China Economic Review呈现很好的发展势态，所以开新刊物需要首先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便两者实现相互补而非竞争，否则有可能会造成China Economic Review受到影响，而新的刊物声誉又得不到提升，难以达成双赢。所以，在以上问题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于开始新的期刊需要特别谨慎。另外，学会创办新期刊的问题并非理事会能决定，需全体会员参与讨论，并通过决议。

对于学会期刊和出版的问题，特别是China Economic Review，我上任后就与前任会长宋顺峰教授等进行了多次讨论，对已有的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的章程、组织及其运作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特别是对China Economic Review编辑的选拔过程，创办新学术期刊的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例如，创办新学术期刊的提议需经过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三分之二以上人数的赞成，然后交给全体会员进行讨论，投票，最终经过三分之二投票同意才能启动等等。这项关于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的修改意见及相应的修改补充条款经过全体会员投票批准，已成为正式的文件。

而针对之前提到的另外两个问题，即留美经济学会属性问题，和理事会可能的短期行为，我在任期内专门成立了Ad Hoc委员会，由当时的下一任当选主席Jack Hou主持，专门研究一系列留美经济学会长期发展问题。Jack Hou领导的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展了认真细致的工作。

在学会长沙会议的最后一天，所有的Ad Hoc委员会成员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讨论。大家都对如何解决以上问题持一致的观点，例如保持留美经济学会的北美地域特征，避免完全的本土化；会员组成以北美学者和学生为主；同时会长的主要工作须在北美进行；理事会成员超过三分之二须在北美工作；办公室须设在美国，等等。第二，为了明确长期发展策略和理事会职责，我们建议正式成立学会董事会，负责长期的超越一届理事会所能处理的事情的决策，对留美经济学会长期发展负责任，并讨论决定了董事会的组织及运作章程。

Ad Hoc委员会的会议很有成效，我们在认真严肃的氛围中讨论宪章的修改补充条款，并决议由后任的会长Jack Hou上任后主持全体会员正式的投票程序。Jack按照此次会议的决定举行了全体会员的投票，通过了以上决议，并正式成立了学会董事会。

这样，通过与学会内部各专门委员会及新老会长们的合作和大力支持，我这届理事会在任期内进一步推进了学会内部组织机构的建设和改革，对学会内部的运行机制和章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希望能使学会在制度章程的规范下更专业化地运作，可持续地发展。通过保持留美经济学会的北美地域性，通过成立负责长期发展的学会董事会，通过改善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的运作，我们希望进一步完善使学会的内部系统。经过改革，留美经济学会在内部管理上有了董事会、理事会，办公室，Academic Publication Council，财务委员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有持续性的组织机构。

感激和祝愿

回顾我和留美经济学会一起走过的日子，总是深有感触。我在学会中参加和组织各种活动，认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学生，进行各方面的广泛交流，结交了很多良师益友，使自己的人生受益匪浅，留美经济学会已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重要平台。

在学会我感受到了一种民主的、独立于政治的机构运行机制，感受到了民主机制和个人责任感紧密结合，感受到了奉献的精神和严于律己的责任心，也感受到了一种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大家在处理学会内部事务时，超脱个人利益，处事建立在职业道德的原则上，进行各种透明的讨论，并达成最终共识。这些理念和精神是我终生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学会在处理事务时崇尚法治、民主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处事原则，这些理念通过与国内的广泛合作也在不断传达渗透，真正国际化思维和行事方式将对国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会的众多会员在开创学会与促进学会发展时都怀着远大的志向，他们立志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对转型经济提出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提出很多有益的创新思想和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在当时还是相当激进的。他们敢说敢言，怀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在学会的各种会议上进行广泛而有深度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论，为学会注入了活力和生机。会员们的活跃思想在学会的运作中得到凝聚和升华，并向外扩展传播，从而形成留美经济学会特有的影响力，这些思想在学术界，政府及社会上都发挥着深远的作用。作为学会一员，我为此深感自豪。

去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25周年会长论坛时很多人都提出学会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我想略谈下我对于留美经济学会未来发展的一点思考。

学会目前每年做的事情主要是:第一，组织学术会议，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会议；第二，邹至庄基金资助学者短期回国教学；第三，组织学者参观访问，和各地政府合作，提供政策参考与思路。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国内外学者交流正得到不断加强。而国内目前以各种方式吸引海外学者回国，比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高校建立国外学者回国工作的特殊平台，全职招聘国外优秀人才，其中既包括取得国外学位的博士生，也有已获得在国外高校终身教职的高级教授。

国内与国际直接交流的渠道的增多使得留美经济学会的桥梁作用不断下降，作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它的作用在不断减小。学会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如何进一步提升其影响，继续发挥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旗舰作用，这是学会目前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值得每一位会员深思，需要在学会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以凝聚共识，找到新的发展点，从而调整方向，继续前行。

我担任会长的那两年，是忙碌、纷繁、而又充实的时光。我很高兴能像前任会长们一样，为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我也感激学会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大舞台，使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学术大家庭中学习，成长，成熟，也为我今后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记得在长沙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理事会成员王小军教授特地带了一瓶红酒和我共饮。经过几天的热闹繁忙后，参会人员已全部离去，此时的宾馆显得格外安静，我和小军相对而饮，回顾两年来共同奔波忙碌，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也完成使命，即将卸任。品味此刻的宁静，我们甚感轻松，也不无惆怅。紧接着第二天，我立即去广西，与学会理事刘智强教授带领留美经济学会代表团应邀考察广西。当时的广西处于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到处是风生水起，一片蓬勃发展的气势，当地政府对和学会的广泛合作寄满期望。我与智强漫步北海沙滩，对广西的热情和期待颇感压力，因为我们此时已经感到有些疲惫了。然而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新的一届会长和理事会即将上任，他们将会推动学会继续发展。我认为会长及理事任期一年是学会组织结构的精华所在，通过学会的领导层年度换届，新任的会长和新一届理事会将更有激情，有更新的想法，从而使得学会时时都充满生机和朝气。

正因为拥有了层出不穷的人才，与时俱进的思想，民主的机制与正直严谨的学术精神，留美经济学会才有了蓬勃发展的25年，而且也会有更加兴盛的未来；而学会的会员，理事，会长们也先后在学会这一平台努力奋斗、不断进步；这样真正实现了学会和会员相辅相助，共同进取，可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注释】

(1)本文主要由我的现任助理刘沁怡和前任助理王华根据我的录音口述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本人深表感谢。同时以此文感谢留美经济学会的师长、同仁和朋友给我的所有支持、鼓励和帮助，特别是那些与我一起为学会辛勤工作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