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长道路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长道路

陈　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

一、从物理学到经济学

留美经济学会中最年长的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的铁路工程师茅于轼。留美经济学会中除我之外，还有两个“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徐滇庆和尹尊生。其余多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

我是1958年的教改试验点，上海格致中学五年制试点班的学生，高中两年学完原定高中三年和大学一年的数学课程，1962年被华罗庚先生动员考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物理老师是中科院的两弹元勋，干部是志愿军总部的转业干部，因此对物理学和社会的基本问题都产生浓厚兴趣。我1968年大学毕业后在成昆铁路当过五年车站控制系统的电工，1974年回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所工作五年，研究氢弹和平利用的受控热核反应堆，1978年参与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改革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政策研究。

我当铁路工人期间，开始系统研究科技史和经济史，对李约瑟问题产生兴趣。1973年读到物理学家普里戈金的论文《演化的热力学》大受启发，认识到生命和社会演化的前提是开放系统的非平衡机制，改变了传统重视国内矛盾的研究思路。我从小农经济结构与土地战争的战略关系出发，分析了中国和西欧劳动分工演化模式的差异，批评了毛泽东时期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和战略思想，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在国内讨论农业政策的会议上投石问路之后，我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治乱反复的病根》，于1979年11月16日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报上加了编者按发表。我的文章从战略而非产权制度出发，讨论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使战争出身的老干部能够理解开放政策。我的另一篇调查1 500名科学家成长经验的文章《历史上的科学人才》，讨论了各国发展科学的历史经验和体制教训，也在全国几十家报刊转载，对科教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做研究生，文章发表后被安徽省政协聘为特邀委员参与议政。

我的恩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和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坚持要求我继续物理学的研究。我决意到普里戈金那里去研究非平衡态物理学和社会演化问题。我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帮助下联系到美国的助教奖学金和免试资格，于1980年秋赴美留美。先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大学物理系做研究生。第一学期通过休斯敦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后，于1981年转学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热力学研究中心，继续做理论物理的研究生。普里戈金是俄裔比利时籍的物理学家，他用非平衡态热力学与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生命起源的物理化学基础，获得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也有很大影响。我因为研究劳动分工的演化动力学模型，从1982年起几乎每年夏季都在比利时访问。因为对中西文明分岔的研究，也结识李约瑟、费正清（John Fairbank）、白鲁恂（Lucian Pye）、William Skinner、黄宗智、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等汉学家和人类学家。因为经济混沌的研究，也和萨缪尔森、西蒙（Herbert Simon）等结下友谊，为后来建立留美经济学会的顾问委员会建立了人际网络。1987年5月我因发现货币指数中的经济混沌现象而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普里戈金中心做博士后，便有较多时间可以参与留美经济学会的工作。

二、参与发展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5年5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总领事馆成立，并举行首届年会。那时，我因为在欧洲没能出席。当时学会的英文名称是中国青年经济学会（Chinese Young Economists Society，CYES），因为多数成员是未毕业的研究生。另一种说法是仿效北京的青年经济学会，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的探索。后来毕业的人多了，要申请加入美国经济学会（AEA）成为团体会员，才改名为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CES）。1986年5月24—25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年会我参加了，还竞选上第二届的理事会理事，开始参与学会的组织工作。1987年6月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我当选为第三任会长。在我的任期，发起国内主持经济改革的政府官员与国外经济学人的对话，扩大了学会资助的财源，创建了学会的顾问委员会。后来又和田国强等参与组建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协助单伟建等创建《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委员会。我1997年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之后，逐渐淡出留美经济学会的组织工作。以下的回忆，来自个人的观察。记忆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三、学会首闯财务关

初出国门的中国学生虽然爱国热情很高，但是都很穷。

我在“文革”前上的大学，每月的奖学金只有14元，包括全部的伙食费。“文革”时毕业，当了12年的实习生没有提级，每月工资46元，按当时汇率合14.38美元。出国时虽然是美方提供助教奖学金，也要工作一月后才能拿到。所以，购买出国机票和服装，都是先从单位借款。为了巴黎转机要付的小费，中国科学院开证明让我到中国银行换来5美元，这是我出国时的全部现金。在巴黎吃顿饭，我只敢给3美元小费，到美国时身上只剩下2美元。幸好到休斯敦机场接机的是华裔教授派来的台湾研究生，先借了几百美元给我租房子和买食品杂货。当助教一个月后才拿到500美元的工资，逐步还债。

我和中国领馆工作人员接触才知道中国的外交官比留学生还穷。外交官除了住在使领馆免费吃住外，大使级官员的个人零用外汇只有50美元，短期出国的部级官员只有20美元。美国号称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三十余年，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钱，就既无自由，也无民主。选举和打官司更得花钱。中国留学生思乡心切，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活动，最大的吸引力是在大学放映中国电影。但是我每次去中国领馆借电影这样的小事，都要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监视约谈。联邦调查局还通知物理系不许中国留学生接近核反应堆，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做实验物理，只做理论物理了。我在美国的一切活动都先调查相关法律，以免掉入可能的陷阱。在美国研究、生活三十余年，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但是珍惜可能的机遇。我深知个人再聪明，也改变不了社会。所以始终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努力。问题是单靠奖学金和打工搞地区活动还行，搞全美学生组织的第一关就是筹款。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得以成立，初创的功劳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于大海。他从福特基金会筹到几千美元，用来补贴各地学生到纽约开会的机票。于大海、杨小凯，钱颖一又争取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支持，提供开会的场地和食宿。于大海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到普林斯顿大学转为经济系的研究生。他自己研究美国的社团法律，在新泽西州为学会注册，节省了律师费。学会也设立审计制度，以检查确认会长的财务报告。后来我找了得克萨斯大学毕业后在新泽西州工作的校友刘柔和，接替于大海免费替学会服务，为学会年度的申报事宜工作多年。于大海为人不善言辞，但是深思熟虑，办事沉稳，给我深刻印象。

杨小凯是位奇才。他自学控制论和经济学，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经济学家邹之庄先生的赏识，虽然没有读过大学，直接到普林斯顿做研究生。杨小凯的数学基础并不好，但是经济学的雄心极大，要解决英国经济学家Allen Yang提出的劳动分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不兼容的问题。他在保留优化理论的前提下，提出用角点解加交易成本来讨论规模递增条件下的劳动分工的演化，颇得芝加哥大学教授Rosen的欣赏，并把他的论文发表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他后来到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任教，并当上澳大利亚的科学院院士，可惜癌症在2004年过早夺去他的生命。我在学术上和杨小凯一直有争论，因为优化模型是保守系统的特征。杨小凯把交易成本作为劳动分工的基础，就只能是耗散系统。但是我十分钦佩杨小凯研究经济学基本问题的雄心和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教训的严肃思考。我们是和而不同的好朋友。如果说于大海在筹款与注册上为学会的运行立了开创之功，对留美经济学会的会章设计贡献最大的应当数杨小凯。杨小凯和于大海一开始就坚持经济学会必须是学术组织，不得参与政治。会章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代表学会发表非学术见解。这让我觉得他俩的立场富有远见、非同寻常。像于大海和杨小凯那样把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学会宗旨严格分开的人，在当时极为罕见。他们的主张获得我和其他许多老会员的赞同，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有别于其他留美的中国学生组织，能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

当时，我们坚持会章以学术为宗旨的理由有三。第一，大家公认经济学是科学，不应成为意识形态。个人可以直接从政，不必打经济学的旗号。第二，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政治改革因有争议而非常谨慎。虽然留学生中不少人关心政治，但是多数人厌倦“文革”的政治挂帅，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抱有极大希望，不愿意让经济改革被新一轮的政治斗争所取代，学经济学的学生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留美经济学会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组织相对更具共识。第三，学会财源不能自立，分散财务风险要求学术独立和政治中立，否则立即会中断某方资助。这是非常现实的学会生存问题。我也因此得以理解，三十年代海外留学生组织政治分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和学生组织接受单方援助有关。

经济学会的会长工作量极大，风险极高，当选者在会员中有很高威信。为了防止元老利用苦劳换功劳换权威，杨小凯提出两个办法，第一，限制会长任期，会长不得连任，理事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第二，给会长发适量的劳务津贴。第一届会长于大海为500美元，第二届会长钱颖一为600美元。虽然钱数远低于实际付出劳务的影子价格，但是形象上是为学会服务的公仆，可以降低会长的道德权威。第二条规定不久就发生效力。因为学会竞选时不时出现西方许诺式的人物，宣布个人可以拉来赞助和不要补助。幸好多数会员对夸口许诺的真实性十分警惕，更关注会长人选本人的学术操守。杨小凯的深谋远虑，对经济学会的稳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我在实践中观察到组织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只要有一届会长沽名钓誉或滥权舞弊，学会就会中断甚至瓦解。为了防止投机性人物借民主程序获得权力，我在第二届年会修改学会章程时也提出两条动议:第一，我担忧创始会员人去政息，所以在修改会章的程序上仿效美国宪法，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修改学会章程。第二，会长候选人必须有一年担任理事的经历，以接受实践的考验。我的动议也得到通过。留美经济学会虽然不时有投机式的人物出现，当选理事而不做事者也不乏其人，但沽名钓誉者至今无人当选会长。后来，学会又修改程序，提前选出下年的当选会长，让候选会长可以提前一年筹款和策划年会。每届理事会局部改选，保留部分老理事的留任。这些组织安排有效分散了学会不稳定的风险。

四、学会二闯政治关

第一届会长于大海和第二届会长钱颖一从福特基金会共筹到15 000美元，用来出版会刊和办年会。纽约领馆也赞助了3 000美元。虽然头两届经济学会闯过了财务关，却没料到第三届学会却立即遭遇政治关。

第三届经济学年会于1987年6月11—12日在密歇根大学召开。密歇根大学的理事，来自复旦大学的刘琍琍，在筹款上获得巨大成功，她筹得28 000美元，把年会搞得有声有色。她打算竞选会长，人气很高。另一位竞选会长的人物是北大物理系出身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硕士生汪康懋，他当过第二届理事。汪康懋是另一种类型的怪才。他的想象力和投机才能让人难辨真假。我记得他的许多言论中有两个特别出格的主张:其一，中国可以学拉美国家大量借债，钱借多了，不用担心还不起，因为放债人怕借债人。其二，通货膨胀无害论；中国的价格改革无需担忧通胀，因为通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他同时给中美政府写信，收到感谢回函，就要求在学会刊物上发表，以此证明他是经济和金融学的专家。我任学会通讯的编辑时，以“非学术资料”为由拒绝刊登。他就经常半夜打电话来唠叨，搞得我头痛不已。他在年会竞选会长时用西方式的竞选方式拉票，宣称他如当选会长将不取分文，还要为学会募捐几万美元，想当第三届会长志在必得。

我去参加密歇根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年会时，并无竞选会长的打算。因为我刚刚胃出血出院不久。我虽然拿到物理学博士，继续在普里戈金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我的经济学博士委员会中有经济学教授，他认为我的论文已经达到经济学博士论文的标准，只要补修点经济学研究生的学分，可以再拿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双博士将来很好找工作。我当时还没拿定主意，是继续做物理学，还是拿第二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时杨小凯和于大海来动员我竞选会长。当时学会有一个传言，说领馆教育组官员对经济学会的政治倾向很不放心，希望经济学会保持不参与政治的立场。此传言引发学会成员中的左右之争，首次出现政治分歧。杨小凯和于大海希望我出来工作，稳定学会的学术导向。我知道当会长的工作量挺大，不知身体能否吃得消。但是，经不住杨小凯和于大海再三动员，我答应出来报名会长竞选，但是不去拉票，由会员投票决定。我的竞选纲领很简单，要努力把经济学会从研究生的组织，提升到专业经济学家组织的水准，同时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刘琍琍得知我报名后主动退出会长竞选，转而竞选理事。汪康懋挑战我的身体健康不适合当会长。别的会员则挑战汪康懋的学术记录言过其实。投票结果，我当选为第三届会长，理事以票数当选的排列是:张欣，汤敏，刘琍琍，徐滇庆，韩晓跃，许小年。龚小冰当选为审计。第四届年会的承办有两家竞选。乔治城大学的诸宁建议在首都华盛顿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海闻提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诸宁自告奋勇去筹款和办会务。理事会决定授权诸宁在华盛顿办年会。理事韩晓跃任年会组委会主席，诸宁任副主席。各位理事分头负责编辑一期会刊。

会后我的第一步是谋划留美经济学会的长远地位。为此我开车去普林斯顿大学拜访前辈邹至庄先生，请教如何提高留美经济学会的学术水准。当时，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留美的经济学家已经有一个“北美中国经济协会”的组织，他们是美国经济学会的成员组织。我就请教能否动员留美经济学会拿到博士学位的会员，加入北美中国经济协会。邹先生觉得内地学生背景特殊，还是独立运行为宜。后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要成员来自中国内地，但是也吸引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入并担任理事。

我的第二步是稳定学会的学术地位。我仿照西方学会惯例，设立学术顾问委员会，请有影响的前辈经济学家坐镇。万一学会有人“走火入魔”，或者外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研究，年轻的会长理事如压不住阵脚，必要时请老先生出来说话，对年轻人应当有影响力。于是我筹划顾问委员会的名单，一一亲自写信联系。我希望的阵容是:一要有影响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可以提升学会的国际知名度；二要有国内参与改革的老经济学家，可以表明学会支持中国经济改革的宗旨；三要邀请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才能和国内的改革家对话。学会有一位在大学任教的中年美国经济学家自愿报名做普通会员，他叫Bruce Reynolds，非常热心会务。依据他的经验，学会最大的压力在筹款。他建议还要邀请在美国经济学界善于筹款的经济学家当顾问，给学会增加人脉关系，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议。第一批同意担任留美经济学会顾问的经济学家包括:Kenneth Arrow（Stanford University，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Herbert Simon（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obert Lucas（University of Chicago，获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Walt Rostow（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经济史家），D.Gale Johnson（University of Chicago），邹至庄（Princeton University），马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童大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董辅礽（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Dwight Perkings（Harvard University，中国经济史学家），Robert Dernberger（University of Michigan，中国经济研究专家）。后来继任会长逐步增加的顾问还有:Lawrence Klei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获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Leonicz Herwicz（University of Minnesoa，获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Abraham Charne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管理学家），以及蒋硕杰（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等。顾问委员会对提升学会的专业形象，加强国内政府机构与大学对和我们联合举办经济学研讨会的信心，邀请西方知名学者到我们在国内外举办的年会上讲演，提高学会的吸引力，帮助学会后来的学报进入国际评价体系，并最终以成员组织加入美国经济学会，提高会员的专业道德和眼界，都提供了很大帮助。

1988年初，华盛顿地区的学会成员通知我他们的筹款努力失败，并取消了承担年会的许诺。海闻和许小年主动承担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年会的组织工作。但是年会的资金从何而来？这成了学会存亡的考验。福特基金会的传统方针是提供启动的种子基金。一旦启动之后，就逐渐断奶，逼受援者资金来源多样化，以减少受资助者的依赖性。其对留美经济学会是这样，对后来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创建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资助政策也是这样。福特基金会已经对留美经济学会的运作与年会资助三年。再要申请资助，没有新概念就难以成功。

恰在我苦思苦想之时，学会顾问、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与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到美国访问。他从纽约打电话给我说，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想加强两岸经济学界的联系。马洪邀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在香港对话，没有回应。估计不是对方没有经济学交流的愿望，问题出在政治的敏感和风险。童大林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两岸经济学家的对话。我立即想到一个方案，可以减轻台湾经济学家与大陆经济学家会晤的政治风险。我建议由我代表留美经济学会出面，在我们的年会上组织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的经济学家加上留美经济学者与学生的“四方会谈”，研讨中国经济改革。如果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能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我就有希望在国外筹集资金。童大林非常赞同这一建议，回国后就通知我，大陆可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派出代表团。我写信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先生联系，也获得积极的反应。

我亲自飞到纽约，见福特基金会的总裁Peter Geithner，即现任美国财长Tim Geithner的父亲。Peter Gaithner对我的“四方会谈”设想反应非常积极，他当即表示可以赞助5万美元。前提是我必须保证“四方会谈”的成功举行。我当时信心满满，完全没想到Peter Gaithner的顾虑。

1988年夏天，我们四个人结伴回国:包括我、于大海、徐滇庆和张欣。我发现国内国企改革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村的包产到户。放松企业自主权使工人的工资大幅提高，引发通胀。领固定工资与奖学金的公务员与学生对通胀不满，把问题归之于腐败，主张政治改革先行的呼声日渐增高。主张渐进改革双轨制和休克疗法闯价格关的争论在经济学界也非常激烈。于大海回国之初对回国参政的预期很高，不知为什么转为失望，并淡出了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张欣回国对新兴乡镇企业非常有兴趣，似乎参与投资。我和徐滇庆则忙于广交改革朋友，争取对留美经济学会的支持。体改委领导帮我组建了中方赴美的代表团，由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尚清任团长，团员包括当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后来负责财税改革的周小川（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晓彬，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少杰、唐欣，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后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最后阶段，代表团的出国签证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阻拦。我多方打听才了解到首要阻力来自教委，教委反对的理由是，孙尚清是部长级代表团，留美经济学会算什么级别，有什么资格和部级代表团平等对话？要是开此先例，岂非承认海外学生组织的独立地位，以后如何管理海外留学生？我利用所有可能的渠道宣传我们的使命，争取有关领导的支持。由于天气炎热，心情焦虑，结果十二指肠溃疡复发，连牛奶也喝不下去，最后晕倒在科学院和科委机关，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做手术，把胃切了三分之二。那时，海闻和许小年已经动身到伯克利组织会场去了。福特基金会的钱还未到位，因为代表团的签证未能放行。我做完手术无心休息，天天在医院往外打电话托人。最后在离会期前两周，代表团才拿到签证，徐滇庆赶快去福特基金会领钱汇到加州。据说最后拍板的是最高国务会议，改革初年的举步维艰，可见一斑。等到1988年7月15日年会在伯克利顺利开幕时，我已经连主持会议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华经济研究院”派了第一研究所（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岗教授出席，他也是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经济史的教授，我在研究中国农业史时，和赵岗教授有许多共同见解。大陆出来的代表介绍国内的改革激情飞扬，留学生的问题也是尖锐多样。一改国内经济学界开会论资排辈的风气。会议期间，美国方面的学会组织工作，全是我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同学孙涤代我主持，会务海闻、许小年搞得井井有条。我们本届理事会的筹款和会议规格也突破了前三届年会的记录。我正打算松一口气，不料匹茨堡大学的老会员左学金出来发难，指责我这个会长没有按照民主程序报告会务。许小年跳出来替我辩护，但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平时发言滔滔不绝，年会高峰却低声少语。假如我当时尚有余力，我会表态赞赏左学金的问责精神，借机介绍我们走过的道路和收获，表现本届理事会的责任心。但是，我什么过程都不能说。我一不能怪罪华盛顿地区筹委会的筹款失败，因为他们是义务劳动，筹款本身的不确定性很高。我二不能透露代表团出国程序的复杂，让国外不理解国内改革的听众对中国改革失去信心。我只能苦笑说我身体不好，以后再补书面汇报吧。

大会选出了下届会长孙涤。会后海闻和许小年热心地组织留学生陪代表团参观加州的经济和社会。从此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逐步建立留学生与国内改革政府部门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孙涤和张欣任会长时稳定了学会。易纲任会长时首次把年会移到国内，在海南的年会请去了邹至庄、张五常。我和Jeffrey Sachs就渐进疗法和休克疗法的得失进行了首次交锋。徐滇庆任会长时把国企改革的研讨放到上海，尹尊生任会长时的研讨进了北京。留美经济学会和国内改革部门的合作与信任，终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会后我回到奥斯汀不久，又胃出血住院。医生说我手术后没有休息，结果刀口处产生新的胃溃疡，从此成为我的病根。代价一是放弃了拿第二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也放弃在国外寻找经济学终身教职的可能；二是回国后放弃任何行政职务的机会。后果是我专心研究经济学的基础问题，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意想不到的挑战者。我的人生体验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自由和机遇不是一回事。

五、价格闯关、学生运动与学会的稳定

我们很快发现1988年中国的价格闯关，低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先是价格闯关的宣传引发民间的抢购潮，让价格闯关的决策悄然转为价格双轨制的政策。不料价格双轨制又产生“官倒”和“腐败”的问题，引发了学生上街要求政治改革的学潮。在美留学的经济学学生和学者开始日益关注国内改革的政策问题。

我们发现东西方政府改革时，都会面临学生和市民的抗议甚至冲突。经济学不能回避社会冲突和政治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多数骨干坚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支持。在“六四风波”后继续和中国的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合作研讨经济改革，推进了经济学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加强了留学生参与经济政策的对话。我们和其他留学生组织的不同之处，是从学理和历史的角度看待现实问题。我们对国内过时的规章制度，不是采取对抗的态度激化矛盾，而是用分析的态度化解矛盾。不仅批评现有体制的不合理之处，更探索合理化的改革建议，帮助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达到相互信任、共同合作的结果。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外建立了持久的信誉:即我们的思想是开放的，我们的努力是建设性的，我们的服务对国家、人民和会员都是有利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无论经历和教育有多么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理想，可以长期合作。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和东欧、苏联的不同之处。

六、学派多样性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我邀请诺奖经济学家西蒙担任学会顾问时，西蒙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语重心长地警告中国学生:新古典经济学尽管有许多应用，但是能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有待于观察。我在学会会刊上全文发表了西蒙教授的来信，也依据自己经济混沌的研究，从非线性动力学的角度，在会刊上撰文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但是没有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

1993年，易纲和田国强主持编辑了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使留美经济学会对国内经济学的学生产生较大影响。丛书策划时，我曾答应写一本经济学方法论的书，讨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但是没有如期完成。

这两年国内经济学界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问题发生争议，我才认识到当初西蒙的忠告，没有在留美经济学会的骨干中形成共识。留美经济学会的局限和美国经济学界的局限类似，即过多注重英美模式的经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忽视了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例如德国、日本模式和北欧模式。非主流经济学，包括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思想被忽略。这导致金融危机来临时，经济学家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我们更缺乏原创性的研究。如何从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实验，扩大中国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这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未来面临的新的挑战。

留美经济学会能否更上一层楼，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影响，这有待更年轻的中国留美经济学家来探索。能否加强学会学术委员会的活动，是值得老会长们研究的问题。

七、感谢和纪念

因为会员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许多好人好事大家未必知晓。回顾留美经济学会的早期活动，除了于大海和杨小凯的贡献，还有许多老会员的贡献应当提及。单伟建创办China Economic Review，并和出版社成功谈判，解决了杂志出版的风险问题，是学会筹款之后的又一突破。为了防止学会因财务报表问题被美国税务局查处，田国强和我设计了财务委员会。我虽然出任了财务委员会的职务，参与监督前任会长结清财务，但是主要的会计工作是俞卫做的。他勤勤恳恳的低调作风值得大家学习。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曾先后提议刘琍琍和孙涤为学会的荣誉会员，以表彰他们俩对学会的贡献，但因每年荣誉会员的名额只有一人，多是投票给本届的会员，难以投票给以前的会员，我的动议未能获得足够票数通过。我个人一直觉得遗憾，特在此回忆录中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致谢。我的记性不好，记录不全。还有许多老会员的贡献没有提及。遗漏或错误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教。个人观点的谬误由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