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留美经济学会初期

回忆留美经济学会初期

张　欣

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

我1982年复旦本科毕业到伯克利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亚洲研究。1984年暑期转学到密执安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前，我到世界银行实习。当时我在东亚部，杨小凯在农业部实习。他几乎天天到我办公室来聊天，从现代经济理论到他参与的农村改革，相得甚欢。华盛顿特区夏天挤满各地到政府国会律师事务所来实习的学生，能找到一个方便价廉的住房不是容易事。我在邓志端这儿住了几天后，同在世行实习的蔡金勇在华盛顿西北21街找到一间分租的房间，于是我搬去和他合租。过了些日子，于大海从普林斯顿来华盛顿做事，临时找不到地方，也和我们挤一间房子住了几个星期。

暑期结束后，大家各回自己学校。过些时候，小凯打电话和我说，于大海、钱颖一和他正在一起发起组织中国留美经济学生，计划在85年暑期聚集开会，要我也帮助他们传播联络。到了暑假，我开了辆刚买的二手车，找了王辉进、张帆等同学，兴冲冲地到纽约去开会。会场在纽约42街的中国领馆里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朋友以外，会上新认识的还有林毅夫、方正民等。参会会员约30多人，最后宣布成立留美青年经济学会（Chinese Young Economist Society）。然后选举于大海为会长，颖一和小凯是理事。大家合影并欢聚。方正民作为纽约的地主，带我们去观光。

第二届年会在哈佛举行，也是一群中国留学生。钱颖一组织会议，尽地主之谊。樊纲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帮助张罗会议，为大家提水送菜服务。茅于轼老师也在。第二届选出颖一为会长，我被选为理事。

由于第三届理事有我和刘莉莉两个在密执安大学，因此学会决定第三届年会在密执安大学举行。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到国外来留学的越来越多。来Ann Arbor参加第三届会议会的人已有上百人，我们借了一个大礼堂，还是挤得满满的。由于来往人非常多，发动了一批密执安的大陆同学来帮忙，接客送客，不亦乐乎，每天睡不了两个小时。那时到底年轻，能撑得住。

第三届大会年会有个有趣的插曲。会长竞选时，我主持会议。汪康懋出来竞选会长，洋洋洒洒，抬出一大堆头衔，爆笑会场。可是会议上有其他同学指出他在学历上作假，他在纽约大学（NYU）并没有如自己说的拿到过硕士。美国对学历掺假是很严肃的，因此汪康懋落选，大家选举陈平为第三届会长。康懋会后就拉着我抱怨，说是他人容不下他，造谣攻击。我劝他说，你还得听听大家的，做诚实人不会吃亏。

第四届年会选出孙涤为会长。第四届后期是一个非常时期。在美国的大陆留学生都非常关心国内情况。但是学会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又应该如何定位呢？大家在邮件的传送中，有很大的争议。有些同学认为也要参与政治活动，学会应该发声明公开立场。孙涤和我通了不少电话和邮件。我的个人意见是，学会是独立的学术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只要他承认学会的学术宗旨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章程，不管任何人的政治背景如何，我们都要容纳。我们不是中国政府官方组织的留学生团体，而是独立的学术组织，不应该为任何政治背景所左右。小凯很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同感是，中国真正的民主，必须有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基础。学会做的事，应该是求在经济学术基础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改革与发展，也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实事。

由于1989年整个暑假对大陆的留学生是个特殊的时期，第五届年会延期到了1989年冬天在匹兹堡大学举行。由徐滇庆和匹兹堡大学的会员们做东道主，他们组织得非常热情，孙涤等也动员我去竞选会长。我起先有些犹豫，后来同意了。在竞选陈述中，除了学术方面，着重对学会进行定位。我说，学会是为独立学术组织，不受任何其他政治团体的影响。会上就有其他同学质询。我做了回答，大部分同学还比较认同。我被选举为第五届会长。之后，理事做了竞选陈述。记得海闻的陈述简短有力，就几句话“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大家一直看到，只要让我做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做好！”赢得了一片掌声。汪康懋也出来竞选会长，但是留了一句，说请大家照顾，不能做会长也愿意作为理事来为大家服务。最后学会选出了理事会，理事为孙涤，海闻，左学金，史正富，汪康懋。

由于第四届年会时间有些推迟，因此我们决定这届要开两次年会。1990年夏天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召开，海闻为会议主席。1991年夏天在马里兰大学开会，史正富为会议主席。汪康懋反复提出要分管论文期刊。我对康懋不太放心，但觉得也得让他有些事做，于是提出他负责会员通讯，由左学金来负责论文交流。左学金的才学，责任心，办事认真的态度，能让人放心。汪对此不甚满意，结果他并没有做会员通讯的事，而是左学金做的。后来他多次和我打电话和通邮件，说学会大会上大家对China Economic Review的事有争议，即大家认为学刊的归属关系没有写清楚。汪康懋提出他要去和主编单伟建谈判，然后他来代表学会做合作主编。我告诉他强调China Economic Review归属学会是一件事，他是否做合作主编则是另外一回事。两件事我都必须征求大家意见，我同时将他的信转给学会几个理事。汪康懋由此知道，我实际并不放心让他担任合作主编，因此他相当不快。后来他搜集了世界日报孟炫先生对我的一些报道文章，包在一个夹子里，在理事会上对我发难。由于他的指控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最后只能作罢。

学会的基本运作，除学术活动如出版会员通讯以及论文集外，担任CES会长最花时间的事，就是募款。其中比较大的开支是年会活动经费。特别在当时，学会还对参加会议的同学给予交通补助。我到纽约和福特基金会谈，希望他们能提供资助，让留学生到国内展开教学的计划。福特基金会本来就有这么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建议通过留美经济学会来组织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当时福特基金会的亚洲主任皮特·盖纳（即后来美国财政部长提姆·盖纳的父亲）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于是又提出，留美经济学会派出一个回国“观察团”，和教育部对话，探讨继续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项目的可能性。同时对国内高校的考察，以便回来后向海外的留学生汇报。福特基金会同意给予我们资助。我们也和中国大使馆联系了。当时我们用的名称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观察组”，中国大使馆对“观察组”这个名称颇反感，但我们作了说明，他们也没再坚持要改，只是让我们把行程计划报告给大使馆。大使馆请示国内后，也同意了我们去国内考察。小组成员包括会长张欣，理事孙涤、海闻。还要有普通会员。因此征求会员自我报名，最后根据各人的情况决定两个。一个是阎炎，另外一个是肖耿。肖耿后来家里有事，不能成行。海闻家里有事，有一部分活动没能参加，如我们到教育部的访问等。

按照教育部和中国大使馆的要求，我们将要去访问的地方给了他们一个清单。后来在中国一路上还很顺利，和我们要求见的学校、研究机关以及个人都见了。在北京我们访问了教育部，教育部来了两个负责人，加上两个记录的秘书在场。双方有些争议，不过还是很职业化的。记得我们表示留美经济学会将继续支持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并希望教育部能支持留学生回国教学的计划。教育部负责人表示可以考虑，不过希望我们带口信给留美学生，如果回来的话还是能保证来去自由的。我们也访问了社科院，和董辅礽、赵人伟及他们经济所聚了。当时北京交通很堵，迟到了一个小时，可是董老师很耐心地等我们。访问北大时，北大一个副书记会见我们，刘伟也在场。第二天中午和当地的留美经济学会会员聚会，樊纲定了豆花饭庄，林毅夫用他的车来接我们。晚上由茅于轼老师安排，请厉以宁、董辅礽等京城经济学前辈在北京饭店吃了饭。谈的都是改革的事情。晚饭中厉老师最有谈兴。

1990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开年会。由海闻筹备组织。国内来参加的学者有杜鹰、王新奎等。为了省会议中的饭钱，海闻组织戴维斯分校同学们自己动手，烧饭做菜。海闻夫人小毕带着小孩到处张罗，我觉得很是过意不去。海闻做事和组织会议，尽心尽意，各个环节都很周到，不需我另外操心。大会上，请杜鹰和王新奎介绍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则将回国的经历和大家汇报了。也鼓励大家报名参加回国短期教学的计划。

1991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年会，由史正富筹备组织在马里兰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在这个主题下，学会坚持的包容和学术的路线。我们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捐款，没有一方附带条件。我也邀请各方面的经济学者，不管他们的个人背景，在大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上我到期卸任。我任期中筹款有10万多美元，除了各项开支外，还剩下有2万多元节余留给学会。当时会长的选举都是当年的，不像后来每年选的是下一年的候任会长。因此，下一任会长是谁如何接下去工作都有问题。因此会议前我动员田国强来竞选下任会长。国强开始不甚愿意，说他有很多研究计划，没有时间。我和他反复说，你应该当仁不让。你都是终身教授了，更该放手贡献。我又请小凯来帮我动员。后来在大家的鼓动下，国强出来竞选，并请了易纲做副会长。长江一浪推一浪，在国强、易纲等的下任几个会长的努力下，学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