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东北育才学校

教师　胡肇兰

作者简介

胡肇兰，1930年生人，天津人，中共党员。1947—1950年在北平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50—1953年任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语文教员、班主任老师。1985年离休。

人生旅途中一段美好的历程

1950年，新中国首次施行大、中专毕业生全国统一分配，我是当时北京唯一的师范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我毕业实习在大连二中教初二语文。我很喜欢这座海滨城市，就报名去东北。我校去东北的10名同学中，我是唯一的共产党员，组织上就指定我带队，通过北京市教育局与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王振联系，我到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去见马文瑞夫人，她受东北育才委托在北京挑选教员。我介绍了10名同学的学业及特长情况。于是，我和周乃瑞、秦福昌、崔启泰、王淑兰留在东北育才，其余同学去了大连。

东北育才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学校，校长李力群、副校长马志英、教育主任马淑性、体育主任冯佩铭、后勤主任老秦等都是从延安过来的。支部书记夏柯是育才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后来的。

七月中旬我到校时，教职员有孙立平、刘秀媛、张英连、郝洁芳、张玉善、韩旭、王亚兰、李彬、李成玉、教俄语的维拉老师（白俄罗斯人，给从苏联回来的高老虎、林晓霖等人当翻译），校务干事张富荣、刘迢，保育主任孟雷、严孟莲“舅妈”（她是陈小牛的舅妈，大家都这么叫），校医小山（日本人）。

育才在全国挑选教员，陆续从各地调来一些教学经验丰富和有专长的教员：湖南来的刘辅同、肖先锐、彭淑璋；四川来的钟国本、阴国琼（川大中文系毕业）；湖北来的武汉体育学院毕业生晏开华、邓云林；哈尔滨鲁艺音乐系毕业生金迺珍、张爱丽；从北京来的有北师1951届毕业生王传励、马丽、夏武珍、沈念芳、孙兰英、许通懦；东北各地来的有杨秀斋、孙鸿博、陈友梅、杨迺福、王金茹、赵秀琴、凌春云等；部队转业来的胡丽玺、周宗复、苏德育、薛振中，省试验中学毕业生翟丽华、崔君贤等。

育才师资力量雄厚，班主任及科任老师都只教一门课，体育、音乐等学科则分高、低年级教学，备课时间充分，教学质量要求很高。

育才的全部学生、教职员工、部分家属都在校吃、住，还有一批服务人员和保育员（从农村干部中选的姑娘），我只记得五年级的阿姨叫许桂花，是个党员。

育才校舍高大雄伟，位于中山公园北侧，原为东北军区卫生部大楼，当时可以算是很现代化的建筑。校园很大，西处是体育场，校门有解放军战士日夜站岗，左侧是收发室，出入校门及会客制度都很严格，教师带学生出门必须随带警卫人员。

前楼：校部办公室、教员办公室、高年级教室、图书资料室、医务室。

后楼：低年级教室、音乐教室、美工教室、食堂、伙房、锅炉房、师生员工及家属宿舍、裁缝室（为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制作服装）。

学生要求统一着装，冬装：男女生都是棉衣、棉裤；秋装：男生是黄色、女生是绿色的粗呢上衣，式样类似夹克；夏装：男生是蓝裤子、白上衣，女生是花布连衣裙。对教师不要求统一着装，由于教师享受机关干部供给制，有时统一发布料，有一次发的是黑色粗呢，不分男女，裁缝给做的都是中山装。夏装：小班老师大多穿天蓝色背带裙或连衣裙，大班老师则多为蓝裤子、白上衣。

在育才执教三年，生活待遇是很优越的。有时，我很留恋那个时代。1953年7月我离开育才时，有些校领导已去北京，让我最怀念的是我参加工作时的第一位上级领导——马淑性，她对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是十分关爱的。对我更是关怀备至，给过我很大的帮助，相隔数年一直没有联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她的爱人安志文同志到吉林当省革委会副主任时才有了她的消息。有一天老两口到我家来做客，此后我也常到她家去，共享“他乡遇故知”的欢乐。她调回北京之后，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出差或旅游途经北京时都要去看她，她家住百万庄申区18号，是在京的育才师生们的联络据点，从她那里我才慢慢和我的学生们有了通电话或见面的机会。

马淑性找到我之后急切要找孟雷，因我的工作性质是常常到各市县基层调研，所以拖了一段时间，好容易我俩凑在一起去找孟雷，但听到她女儿的第一句话是：“半年前我妈就去世了。”我俩哭了一顿，问了问情况就失望而归了（我俩第二次相对而泣是1992年在北京为白炎之死）。

回想当年育才教师们来自四面八方，是个很完美、很和谐的群体，虽然过着像部队一样的集体生活，但欢欢乐乐，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革命后代而努力工作。育才教师过的封闭式、与外界隔绝的军营生活，生活待遇很高，在供给制时，发的津贴几乎用不上，那时我月月把津贴捐献给“抗美援朝”的战士。在工资改革时，是按政府机关干部的标准，参照教师等级，育才的教师工资一般都相当中学教师工资，因而转到地方企业单位，就显得工资偏高了。

我在育才工作期间遇到最大的事情就是迁校，195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育才突然迁往哈尔滨南岗花园街的一所围墙很高、很威严的大楼里，才知道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

居安思危，学校领导告诉我：“如果战火烧到哈尔滨，你们这班学生最大，你要带他们去打游击……”

学校对师生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组织参观烈士纪念馆、兆麟公园、下水道七号、一曼桥等地。对学生触动最深的是烈士馆中的四颗抗日将领的头颅，刘北延还亲眼看到她父亲刘卓仁烈士的遗物。那天晚上我在学生寝室巡逻，见到年龄最小、胆子最小的冯淬用被子蒙着脸睡觉；往日里总是吵吵闹闹的男生寝室，这一天特别肃静。

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结合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爱国抗敌教育是有实效的，学生们大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出生，从小跟着父母南征北战吃尽苦头；有的被迫送到老家或老乡家中寄养，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和父母团聚；有的则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战争在他们的记忆中是可怕的，残酷的，但通过英勇斗争，最后也是会胜利的。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发生战争，虽然举国支援，但物资供应还是很困难的，学生们的伙食较差，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洪学智到育才视察后说：“应该让孩子们吃得好些，把军需大米拨给育才一点吧。”那天中午小灶食堂餐桌上摆着一盆大米饭，厨师用山楂粒在上面摆了“抗美援朝”四个大字。

胡肇兰获奖证书

12月初，钱卓麟的父亲病重，让他速回北京，班里给他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送别班会：讲台桌上摆着一棵小松树，祝愿他永远像哈尔滨青松一样坚强挺立，他向同学们告别后抹着眼泪走了。学校后来回到沈阳，收到他寄给我的信和照片。后来知道1961年他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当了一名教师，到长春来办事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我家，分别十几年后师生相会，但可叹聚不逢时，在“造反派”的监视之下，我们的相聚草率尴尬。

在我的记忆中，我有一张“优秀教师奖状”，是随校去哈尔滨的那位美术老师用水彩画笔，画的麦穗、红星、和平鸽的图案，发奖状的时间是1951年1月，奖状上印有“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大红印章。

1951年3月学校迁回沈阳，但我还很留恋哈尔滨那个革命气氛浓重又有些异域情调的城市。每当夕阳快下山时，学校附近便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曲调忧伤，那是一位俄罗斯老人在弹奏，不知是在乞讨还是在发泄乡愁；洋味十足的秋林公司可能是当时全国少有的百货商店，去逛逛，很开眼界；最难忘的是冰封的太阳岛，一望无际的茫茫冰雪世界像是童话里的仙境，我和几位老师在那里留影作纪念，如今照片中有的人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1951年3月在迁回沈阳后，3月8日我被东北局机关评为“优秀机关干部”（当时东北育才学校隶属东北局机关），奖励了十五尺灰布。五一劳动节，肖先锐老师和我被评为市二级优秀教师（劳模前身），在市政府门前戴大红花，照了集体相。1953届毕业生林小群的父亲在东北教育部工作，曾聘我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委，我写过两篇文章，署名“育才小学”，在他主管的《东北教育》上发表，沈阳有个“育才小学”渐渐为社会一些层面知晓。

六一儿童节，育才的儿童歌舞剧《小翠鸟》在沈阳市公演。《小翠鸟》的剧本是我写的，金迺珍谱曲并教唱，王亚兰(记忆不准确)是导演并编舞和服装设计，道具和布景则出于马丽和李成玉的巧手匠心。

五十多年前，市面上是见不到丝绸的，而《小翠鸟》中群鸟的服装都是用各色丝绸剪成羽毛状，帽子上的鸟头形象是各色彩绘，是什么鸟，一看便知。

演员都是三年级的学生，傅华（作家罗烽、白朗之女，后改名白莹，在中央民族学院教舞蹈）主演小翠鸟，许小铁（改名墨愚，在新疆大学工作）演老鹰。

剧情是群鸟在树林花丛中嬉戏，老鹰突然袭击要抓走小翠鸟，群鸟奋起斗争赶走老鹰，树林里又唱起欢快的《和平之歌》。

我写这个剧本的动机是希望抗美援朝战争早日胜利，国家在和平环境里发展壮大，繁荣昌盛。还有一股不为人知的动力是：从北京把我们送到育才的那个王振同志，在机关活动中（如野游、球赛等）见过两次面，我在东北举目无亲，他便是我出校门后遇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熟人”，育才迁校后他也赴朝，在收发室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几个月后学校回沈阳时我才看到。后来他曾给我寄来一些战况资料、照片等（他在总后第二十兵站任副政委，常与国内媒体记者或战地记者接触），这些都成为我对学生进行抗美援朝教育的活教材。以后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我称他为最可爱的人之中的最可爱的人，所以更加期待战争的胜利。

《小翠鸟》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给育才当时三年级的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前，已经67岁的赵延桥来看我，她还唱了一段《和平之歌》，那几句歌词我都早就忘记了。

育才还有过不同于任何学校的创举：1951年暑假，学校组织部分教师和毕业班的学生到大连过了一段夏令营生活，辽阔的大海，汹涌的波涛，启迪人们要乘风破浪勇敢远航，永远前进，这个理念在以后学生作文中有过反映，当年也只有育才有条件搞这种活动，我们这些教师是沾革命后代的光，得天独厚了。

东北育才小学，无论是在这里学习过还是工作过的，都应当视其为人生旅途中一段美好的历程，虽然60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记忆犹新，值得品味。

我们的师生情谊

我怀着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对老一代革命者的崇敬，全身心地投入教育革命后代的工作，三年之内与学生们朝夕相处，有着浓厚的感情。在我的记忆中，有几百个面貌和姓名的育才学生，五十多年以来，和我见面和通过电话的有40%以上（名单附后），我常常有滋有味地咀嚼着育才的往事和趣事，这是我平生感到最得意的时候。

1.1961年我在一机部工作，住在百万庄午区20号，5月2日那一天，有16个育才第一班，也就是1952届毕业生来到我家。

第一个来的是张今弼，他是科大在校生，穿着一身黄卡其制服，自己扯着衣角对我说：“老师，你看我穿的衣服多干净！”我立刻想到他在育才时的样子：红领巾尖朝后，满脸都是汗流的泥道道，衣服总是穿得脏兮兮，被批评时总是低着头笑，腮边有两个顽皮的酒窝。有一天晚上，许桂花阿姨找我说：“你班的男生熄了灯还不睡，有的还光着身子在床上跳，我也不敢进去管他们。”我到寝室门口咳嗽一声，室内立刻停止了喧闹，我按床察看，只见张今弼装睡，闭着的眼睛还在动，嘴角上挂着顽皮的笑，回头一看，蒙着被子睡觉的高启铭正掀开被角偷偷往外看，这一下子被我抓住了，而且产生一种成见，他俩是一对调皮的搭档，所以一有事我就抓他俩一块批评，但我心里是非常喜欢这两个顽而不劣的宝贝学生。

最后一个到我家来的是李醴，她已在铁路部门工作，并且结了婚。徐力平从小就好挑女生的毛病，他又酸溜地说：“叫家人给拖住大腿了。”那时多数同学虽然没有结婚，但都有了对象，只有他和白炎没有对象（白炎来的那天还带来两只试验用的小刺猬给我的女儿玩），同学们有意撮合他们，谁知竟成悲剧结局。徐力平长期在山沟搞军工科研，出国深造后和一个朝鲜女子结婚了。白炎一直没有谈婚论嫁，全身心投入工作，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以免疫学专家身份出席过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她53岁就英年早逝。这个令我痛心的消息是马淑性告诉我的，我俩相对哭了一通。

那天在我家聚会的男生们都留宿在我家，别离九年后重逢，他们通宵达旦畅谈，其乐融融。以后闵小吼也几次来过我的家里。我家有个很大的苏联收音机坏了，他是学电的，就由他来我家修理。我在北京住时有关电器方面的事都找他，他帮了我很多忙。

2.1977年我出差去银川回来途经北京，那时住宿特别困难，就给高启铭发一封电报，他就自驾车到车站去接我，把我安排在国务院二招住下，还通知一些同学去看我。那天去看我的除高启铭，还有邵海波、伍曼曼、傅华、江苏新、何安生、王裕群、赵德崑、马高高。都是我教过的学生，虽然过了20多年，我依然可以一一辨认出来，只有自称是学气象的马高高我不认识，他说：“我是冯淬的弟弟呀，在育才时我记得你领我们去逛太原街，还给我们买水果糖吃！”我想起了当年育才情况：每周末沈阳市有家的学生都被接走，那些父母不在沈阳或者是父母离异的孩子眼巴巴看同学们欢天喜地回家，我班的冯淬只有10岁时，小班的弟弟马高高8岁，妹妹冯旦旦6岁，一到周六、周日就跟着姐姐转，别的班也有类似的情况，于是我有时就带几个孩子还有警卫员跟着我们去逛太原街，“水果糖”是那个年代孩子们最喜爱的东西。

早在1956年高启铭就给我寄过信，需要一点钱买书，我给他寄了一点去，1964年我家人去中南海送红旗轿车，遇见当时是公安局车管科负责人的高启铭。此后北京有人来汽车厂，他总是给我捎点东西来，有一次是一小桶香油，那在当时可是非常珍贵的东西。1974年，我女儿中学毕业要到北京去玩玩，我就给高启铭寄封信，委托他照顾并住在他家，我告诉女儿要称他为“高叔叔”，可是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信，核桃大的字：“老师，永远是老师……”

除了高启铭，那几个女生对我非常亲近，江苏新像小时候一样，贴我的耳根小声说关于伍曼曼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男同学们就补充说他们如何到学校去给伍曼曼抢孩子的过程；何安生则告诉我：“在‘文革’中，育才同学有受父母连累的，但育才学生没有一个去出卖父母当造反派想当官的……”同学们又把他如何在纪念周总理的群众大会上朗读自己写的悼词告诉我，他虽然是学理工的，但写的文章非常感人，读完马上钻入人群被同伴保护着走脱，所幸没有被抓住。

这次从北京回来，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既兴奋又感叹，老一代革命者的后代、育才的学生们终究是经得起时代狂风巨浪的考验，一身傲骨，满腔正气，个个继承了父母不屈不挠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3.1998年12月4日，邵海波、伍曼曼告诉我，她们要找当省长的洪虎办事，让我同去，那天第一个到我家的是曲少共，他一直在长春，读完地质学院后就教书，退休前是建工学院的教授。他说在“文革”中什么活动也不参加，潜心研究气功治病。他给我相面：“老师你能活到90岁！”我说：“现在我的病很多，腿疼得厉害，行动困难，能活到80就不错了。”于是他施气功给我治腿，在距我两米处比比画画发气，又按摩一阵，我的腿立刻不疼了，而且十多年来也未犯病。海波则在北京求医问药，在两年内一次一次地给我邮药，我的肾病也治好了，最近她听说我的肝硬化已到晚期，连续四五次给我打电话指导“每天健康法”治病的方法。实践一段时间后，已初见成效。邵海波经常给我寄来健康书报杂志和光盘，不断询问我做功情况，时时加强指导，她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老而顽固，她指教我唯唯诺诺，但不照她的意见办，她提醒时我就坚持几天，过不久就忘了。我的学生如此为我增福添寿，我感到实在幸运。

邵海波在育才时是班长，过了半个多世纪，她仍然是1951届、1952届育才学生的班长，她掌握所有同学和一些老师们的情况，在这些年中师生间有了联系全靠这个“联络中心人物”，好像管老师、同学们的事是她的责任。育才有幸有这样的学生，把湮没太久的历史重新拾掇起来，能够使育才师生的感情保持鲜活。

开发商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饭后闲谈中，伍曼曼喊了一声“米田共！”原来这是大男生刘岱畴、陈阳春给曲少共起的别号，女生们都这样叫。我感到很有趣，想不到我天天给他们说文解字，竟培养出这样的创意。在闲谈中，曲少共提到：“我的同桌陈玫有一天晕倒，胡老师抱起她就往医务室送。”但我记忆中没有这件事，陈玫的父亲是老电影演员，新中国成立后才把她从山东老家接出来，在班上她年龄大，身高和体重和我差不多，好像我不可能做到这件事，但是，情急所至，人们往往能做到力所不及的事情。而学生们对小学时代的事情往往又记得很扎实。

下午3点，洪虎在名门饭店会议室和我们见面，还有些工作人员在场。一见面洪虎就问我：　“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说：　“记得，你总喜欢用大木棒子在操场上滚铁环。”他笑笑说：“不知谁把铁环棒给弄丢了，我只好捡个大木棒子。”他还谈到何安生，从家里带来几粒维生素C丸跟大家说：“这可是好东西呀，好朋友才能给一粒呢。”又谈了些育才情况，他要去北京开会，机票是下午四点的，所以我们聚会了半个多小时，在合影留念时，洪虎又说：“我个子最大，要站在老师后边。”

通过这次见面，邵海波、伍曼曼回到北京后许多育才师生都知道了我在长春。1999年春节时在北京的25名同学给我打了电话，丁人骧住在秦皇岛，他的儿子丁飞打来电话说是代表他父亲给我拜年。北大教授刘北延在电话里说：“我这点语文底子还是你教的那些。”这也是言过其实了。

4月30日，在香港经商的王介民来电话：“老师你来香港玩玩吧，一切由我安排……”

7月8日，江苏新从广州来电话，说她在办双语学校，很忙，春节没有回北京和同学们一块给我拜年，现在补上……

7月18日，国家经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德崑和刘北延的姐姐刘北辛来到我家，一见面就十分惊讶：“老师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回头告诉刘北辛：“我们老师在育才时可精神呢，站在讲台上有点像林道静。”然后他看了看我的住房又说：“看来老师的住房还不错，我回去告诉同学们就放心了，不然，我们同学们要想办法给你买房子。”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它的分量是多么沉重！一个区区小学教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学生记忆中有着美好形象，而且赢得学生们的关爱，这就是教育事业伟大之处。此后，赵德崑成为我联系最多的学生，成为“第二个邵海波”。我没有想到那个当年坐在前排的小男生，日后竟成为发扬育才历史和光大师生感情的有心人。以后刘北辛也来看过我几次，还送我《山城魂》一书是纪念他父亲刘卓仁烈士的。这是人间多么珍贵的情感！

4.2007年1月14日，我随老伴去北京，住在中裕世纪大酒店841号，又一次见到我的学生们。

首先到来的是傅英和赵德崑。傅英说：“老师，我都70岁了。”赵德崑解开腰带让我看他裹着的腹带，他说：“我刚动完手术出院，要不是来看老师我是不能出门的。”接着进屋的是伍曼曼、冯淬、江苏新。这个伍曼曼，50多年来我会见学生四次，次次都有她，而且有两次跟我合影；接着，梁茄玲来了，我习惯地问她的对象，她风趣地说：“我嫁给一个养猪的。”原来她爱人是农科院的养猪专家白旭东。

肖朗是最后到的，他比这几个同学都有趣，有自驾车，他首先递给我一张名片，名头是“国家一级电影导演”，名片背面是密密麻麻的他所导演的电影片名，我查了查，一共34部，后边还有“等等”。此时此刻我记忆中有一个爱哭的小男生，哭起来歪着脖子，两个鼻孔一扇一扇的。肖朗在班上男生中年龄最小，他的母亲长影演员肖昆和他的继父老演员杜德夫曾到学校和我谈关于肖朗爱哭的问题。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个堂堂大艺术家，我对同学们说：“还是人家搞艺术的会保养，看来肖朗比你们年轻多了。”肖朗在1961年去我家时，就在北影工作了，以后我看过他导演的影视作品，也在画报封面上见过他的照片，这些我都曾暗暗引以为荣，其实在育才的学生有许多是继承父母事业的，肖朗是其中之一。

开中午饭的时候，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我心里热乎乎的，但愿我和我的老学生们都好好活着，将来能够有第5次会见。

他们没有忘记我

送走与我朝夕相处两年的1951届毕业生，接任1953届毕业班的班主任。当时我遇到一点麻烦，没有全神贯注教学工作，愧对他们。50多年来一直没有跟他们联系，育才校庆60年筹备活动开始，周静茹、方无忌让在长春的赵延桥寻找我，费了许多周折，她终于“如从天降”般的站在我面前。我们倾谈两三个小时，谈到由金迺珍谱曲、我作词、王亚兰编导的育才儿童歌舞剧《小翠鸟》时，她立即唱了一段《和平之歌》的歌词，于是我首先想起许小铁和傅华。许小铁性格刚烈，举止言谈颇有点“铮铮铁汉”的劲头，瞪大眼睛，嘴角往下耷拉着，好与人争论，饰演剧中的老鹰表现勇猛凶狠。当我成为他的班主任时，我了解到他的童年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可能是他“疾恶如仇”性格的由来。我有过闪念，这孩子将来可能成为军事指挥官。最近通过周静茹提供的情况，才知道他在新疆大学工作，主管出版，标准的文人。

傅华是作家罗烽和白朗的女儿，他的哥哥傅英是1951届学生，性格内向、品学兼优。傅华有舞蹈天分，扮演“小翠鸟”得到赞许，无论在校内演出还是在沈阳市公演，都得到好评，她成为育才的“小明星”，也可能因此确定了她的人生走向。当我成为她的班主任时，她的各门功课都很好。但后来她没有和许多同学一样学文科或理工科，选了舞蹈专业，成为民族学院的舞蹈教授。

赵延桥与我取得联系后，周静茹、方无忌、安幼华等都给我打来电话，周静茹寄来一封长信，叙述她从小到大全部经历以及她所了解的同学们的情况，还有五张历次同学聚会的照片，令我震撼，对他们强烈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首先，看到照片中的韩小磊，我老泪纵横，痛惜他英年早逝。

50多年前，大脑壳，大眼睛，抽着鼻涕的韩小磊，他是老一代革命青年工作的领导人韩天石的儿子，他总是对我围前围后地问这问那，无休止地提出各类问题，他的大脑壳永远装不够他所需要的知识；大眼睛闪烁着好奇和求知的渴望。我很喜爱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想他将来一定成为善做学问、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的人。果然，他成为电影专业的教授，临终前还给学生讲了四节课，他是在工作岗位上倒下去的，短暂的人生却付出了很多!

我夜不成眠，韩小磊的大脑壳、大眼睛总在我眼前闪动，我回忆他曾问过我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他愤愤不平地说：“美国人用飞机炸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让飞机炸美国?”那时他还不知道我们国家没有飞机，现在问题有了答案：“我们国家强大了，再也没人敢欺侮我们了!”韩小磊，安息吧！等几年后，我和你在天堂会面时，不用你问，我会把你走后这些年我们国家许多可喜可贺的大事告诉你!

照片中的周静茹高人一头，显得很阳光，她怎么长成这么大个子!原来她已是一名大学教授、环保专家了。在信中，她深情讲述在育才时我如何指导她作文，如何给她纠正错别字以及我的头发如何，表情怎样，以及穿什么样衣服等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还告诉我：安幼华还保留着我在她作文本上的批语，她们甚至把我“美化”了，连我的缺点“板书不好”也变成了“板书很好”，真是“情人眼底出西施”。育才的学生们现在虽然大部分成为大学教授，而在他们心中的我这个小学老师仍然是美好的，这就是育才师生感情绵长而鲜活的特征。

周静茹是我的小同乡，她父亲，那样的老革命是我少年时代的崇拜偶像，因为经历了敌人在冀东地区的残酷斗争，以及我接触过一些八路军游击队员，才使我走上革命道路。

周静茹长信中讲了她从小到大的全部经历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还讲了许多同学的情况，“我们受东北育才教育，继承了许多革命传统，都知道努力工作，踏实肯干，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咱们同学搞业务的多，搞行政的少，两袖清风的多，大款少；老百姓多，当官的少……”这是我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愿意听到的成果，虽然我不能“贪天”之功，但也是付出点滴心血的结晶。

方无忌、安幼华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方无忌的名字古雅不凡，我一直以为她的父母可能是历史学家，最近通过电话才清楚她的家长姓名，她在班上算是学习最优秀的。安幼华坐在前排，听课的神情总是那么认真，她是学习最认真最努力的好学生。

照片中的吴纳嘉让我想起很多往事。她是作家欧阳山和草明的女儿，还有两个姐姐——欧阳天娜、欧阳丽娜，当时在北京，后来不知道她是否与母亲、妹妹在北京团聚。但愿如此。

吴纳嘉是个沉静的女孩，学习很用心。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报上关于广州美国孤儿院残害儿童的报道，她突然站起来说：“老师，你说得不对，美国姑姑可好呢!”于是我作了一次家访，草明革命前辈在她的工作室和我谈了很长时间，详述家庭变故情况，吴纳嘉就是在广州美国孤儿院长大的。革命前辈还对我说，吴纳嘉长期在孤儿院，最亲的就是“美国姑姑”（工作人员），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些冷漠，建议我跟她提一提“邮包”的事。

我从小崇拜作家，这次近距离接触了革命女作家，我感到一个坚强的女性不仅成为令人敬佩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那瘦弱的身躯却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为了革命文学事业，她抛弃一切!

我把我的感受告诉吴纳嘉，给她出了一道特殊作文题“一个邮包”，她哭了，原来在她三四岁时曾收到一个邮包，是母亲从远方给她寄来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从那时才知道自己不是孤儿，但不理解为什么母亲不把她带在身边……

此后，吴纳嘉有了变化，周末很愿意回家，返校时也是高高兴兴的。有一次她告诉我：“妈妈要到大连去搞创作，打算让我跟她去，这是多么好的机遇，简直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事。”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似懂不懂地拼命读当时的八大作家选集，在北京求学时代，沙滩的北大红楼墙外旧书摊（北大文学院）使我流连忘返，我无数次梦想进入楼内并努力为之拼搏，但命不逢时，我始终是个门外小卒。这个大好时机，又因我处境不允许，我的梦也永远破灭了。革命前辈并没有忘记我，在我离开育才到汽车厂工作，有一年我收到她签名的一本书，书名是《一切为了和平》，内容是作者首次访问欧洲各国的随感录，很可惜，这本我生平获得的唯一的作家赠书，竟在“文革”中丢失了!更为遗憾的是，当时我为什么不和作家取得联系?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从周静茹来信中才知道，吴纳嘉去北京陪伴母亲安享晚年，老人很长寿，这也是她胸怀宽广、气魄伟大的必然结局，一盏明灯熄灭了，光辉却永远留在后人心中。

照片中的林小群和小时候模样差不多，回忆在育才时，这孩子少言寡语，学习很认真，不知什么时候她把我的教学情况告诉了她在东北教育部工作的父亲，致使我能在《东北教育》上发表了几次文稿，还聘我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委。我给学生们点点滴滴，她们给我的是放大了的“好感”，把我托“高”了，起码和一般小学教师不一样，这是育才师生和家长之间的一种特殊感情。很可惜，我和林小群的父亲只见过一面，连他的名字、工作、职称等都一无所知，不知这位前辈是否健在。

李俊国是吉林省委书记李梦龄的女儿，毕业前曾送我一张照片；汪力力是长春市委宣传部长、诗人汪小川的女儿。她俩可能一直与我在同城居住，但我却没有和她们联系，师生情谊失之交臂，有生之年不知能否见到她们。

李辛、蒋洪、张皖南、段三三，这几个都是学习好、守纪律的好学生，看到他们不禁令我想起名声不太好的王永寿、欧丑牛，好学生现在都成才了，不是专家就是教授或是高级管理干部，这两个“淘气包”不知如今怎样了。有时我想起他们在育才的“洋相”就不禁哑然失笑，这一“寿”一“牛”曾经是小班老师们谈论的话题，当然到毕业时已经大不一样了。

我想起让我最费口舌的刘文东，人孤傲又暴躁，和同学们格格不入。他没朋友，也从来没有人来学校看他或接他，问起他的家庭时，他气呼呼说他没有家。后来他才告诉我，父母离异，他最恨他的父亲。

刘文东逐渐和我亲近了，有什么事也和我说说，毕业时，同学们都回家等待升学，他仍然留在学校，我离开育才时，只有他一人替我扛着行李送我上火车站。我的行李也很简单，我自提一个小皮箱，他给我扛着一个不大的柳条包。我的沉重的“财产”已在育才锅炉房付之一炬：从北京带来的书籍，是我从旧书摊上一本一本买来的，只留下“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讲义（北师基础课和专业课没有课本，都是“讲义”，自选一些参考教材）、6大厚本“读书笔记”（主要是世界名著）、10年的日记本、数量不少的发表过或未发表的文稿以及信件、照片等。

遗憾的是和刘文东挥手告别时，没有告诉他我的通信处，当时没有报到，我也不知道自己在何处落脚，而他今日在何处也就无从知晓，但这段师生情谊当是永存的。

到长春时，前来接我的竟是育才三年级的饶达、饶凯，他俩是厂长饶斌的儿子，不久前来到长春准备转学。我爱人出差了，嘱厂办公人员接我，因为他俩认识我就带他们来了。我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厂报到时，正在举行奠基开工典礼，这也是几十年庆祝的“7·15建厂”纪念日。汽车厂成为我告别育才之后的终老之地。

在育才工作三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生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天然的、绵长的，尽管经过时代风雨的冲刷和长时间的磨砺，也仍然是鲜活的，永不变色。

育才师生感情特点

1.育才是建国前由共产党建立的学校，教师有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崇敬;老一代革命者理念；学生是秉承父母优良品质，素质极佳的“接班人”，三者结合，必然产生情感合一的结果。

2.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正处于努力辨别“真、善、美”的敏感时期，而且是“先入为主”，除了有限的书本知识，感受到初级人文知识的来源，只有来自家长和老师，所以，有些东西总是念念不忘，记得很扎实，这是延续情感的线索。

3.古今中外因父母离异影响儿童心理不在少数，社会的变革、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地位，社会潮流，也必然反映在育才学生身上，教师有责任维护和康复学生的心理创伤，这可能也是师生情感深重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