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是一回事吗

东方的文明长期以来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但是在科学体系的建立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李约瑟之问”或“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呢？

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开展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国家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中国只有0.4人。我们可以从这两组数字看到“李约瑟难题”的题解，科学素养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是造成“李约瑟难题”根本原因。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可想而知，一个缺乏科学素养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今天，我们常常把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与技术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只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与技术才密切相关。

“科学技术”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二是技术。科学是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以认识和探索真理为最高追求，其主导精神是知识理性；技术是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以实用为最终衡量标准，其主导精神是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技术是“知其然”，而科学是“知其所以然”。由此，历史上形成“为求真理而认识”和“为求实用而认识”两种不同的科技价值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曾指出：“一般而言，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这一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古代就是如此，其技术是很发达的，但没有科学传统，实质上体现的是实用理性，它缺乏对科技原理穷追不舍的求真精神。如果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通过分析中国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就不难解答为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有两个源头，其中之一就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演绎科学。可以说，几何学的精神贯穿在整个希腊人文精神里面，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就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一样。

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天，欧几里得的一个学生在学了几天几何学之后就提出一个问题，他问欧几里得学习几何究竟有什么用啊？平时性格很温和的欧几里得却勃然大怒说，你在骂谁，我怎么能教你有用的东西，我教给你的完全是无用的东西，正是因为无用的才是真正高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有用的东西最终都会把自己消散在那个“用”之中，等到没有用了你就废了，而真正高贵的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存在的，这类知识才是最高贵的知识。所以，希腊人认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存在的，它是没有“用”的。当然，它不是最后“没用”，而是说，科学的动机是“无用”之学。这与中国的老子“无用之用”是一脉相承的。老子的“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就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概念，实质上自然、科学、理性、真理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你读过《几何原本》就会发现，它的公理、公设往往都是废话，比如，两点之间可以做一根线；等量加等量等于等量这也是著名的公设，等等。因此可以看出，希腊的科学带有很强的超功利性。

科学是正确反映客观现实，实事求是，研究规律并用于改造客观的知识。它是一种认识自然、探索、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不停留在定性描述层面上，它的显著特征就是确定性或精确性。而科学精神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怀疑、求真等精神气质。它是人们在长期认识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换句话说，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

科学精神源于古希腊。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经验、技艺和科学做了区分。他认为，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说，知识（科学）不是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源于对世界的“惊异”。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惊奇，超越了实用性和功利性，它感兴趣的是知识本身，着迷的是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关注的是真理的内在推演，这也构成了从古希腊一脉传承下来的科学精神的内核。从这点看，科学审美是科学精神的内在呈现。技艺高于经验，但还不是最高的“知”，“科学”才是最高的“知”。因为，它不是以消磨时间、获得利益为目的的——追求科学就是求知本身，而不为其他目的。

我国古代也发展了一套处理人与自然、治国安邦的智慧，但不得不承认我们思维中向来缺失超脱的求知精神。缺乏科学传统，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中一个重大缺陷。我国古代的科技，正如李约瑟所言，是经验科学而非实验科学。黑格尔对于古代中国的评价时说道：“能够称为科学的，仅属于经验的性质”。

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同时，他们还有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和素养，为近代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发展打好了基础。而中国人偏重人文，在科学上主要的贡献在于应用科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萌芽的发育成长，抑制了人们科学精神的弘扬。黑格尔曾经评价儒家学说：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虽然，黑格尔的话有失偏颇，但不能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思辨的哲学”缺失的事实，这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发展方向不同的标志所在。

那么，科学的源头在哪里呢？伽利略、牛顿认为“科学始于观察”；20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波普尔认为“科学始于问题”；到了今天，人们越来越普遍认为“科学始于数据”。数据才是科学的本源，因为，数据表达的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