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是一回事吗

第七章　公共投资与扩大内需

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引自2008年11月9日新华网：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扩大内需十项措施

第一节　为什么我们如此期待4万亿投资计划

2008年底以来，相信很多国人都非常关心我国政府所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一些地方政府希望能够借助这次中央政府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的东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一些企业家希望能够从这4万亿投资中分得一杯羹，参与4万亿投资项目，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市民则希望4万亿投资能够把我国经济带出危机，提升我国发展的同时，使得老百姓的收入能有一个大的提高;很多股民则希望借助4万亿投资的东风，重振中国股市的信心，促使我国股指触底反弹，增加自己的投资性收入。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政府为什么会拿出这4万亿巨资来投资，我们又为什么如此期待4万亿投资给我国经济乃至个人收入带来重大的变化，这4万亿投资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政府乃至全国人民的美好期望?

始于2007年的这场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给中国企业以及给普通的中国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如此，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几乎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本次危机之中得以幸免，大批以往在国际市场中呼风唤雨的世界知名企业走向破产，即使那些侥幸得以幸存的企业也都咬紧牙关，收缩企业规模，希望能够熬过这场经济的严冬。大批企业的破产与减产也使得世界各地的失业率重新开始飙升，无数的家庭由于收入减少而大幅降低了家庭的日常开支。危机之中，全球金融市场、投资市场开始了一段跌跌不休的苦难历程，从美国道琼斯股指到中国的证券市场，从石油期货市场到各国的房地产市场，我们都见证了一个黑暗时刻的到来。

即使在远离危机中心的中国，我们也明显感受到本次危机对我们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力。由于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欧美国家正是本次危机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企业与民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较危机之前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本来应该是在一边冷眼旁观这次危机的局外人，可是当欧美各国相继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下滑，大批出口企业的经营业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在我国南方，一些以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的省份，很多出口型企业由于出口订单大量下降，不得不停产或者减产，这也导致了大量企业的临时性员工、季节性雇员甚至企业的正式员工都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被无助地抛向了社会。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在广东、福建等南方省份，大量农民工下岗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一度成为2008年中央多次强调的一项重点工作。

随着危机的发展，一些出口型外资企业由于出口订单的大幅减少，面临生存的危机。与此同时，它们的母国由于身处这场风暴的中心，更深地受到危机的冲击，母公司在危机中损失惨重，因此不得不收缩其在国外的投资规模与企业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无良的外资企业为了摆脱对中国员工的工资支付责任，甚至为了摆脱一些债务纠纷而选择乘夜逃匿，只留下一堆烂摊子给当地政府处理。

仅仅2008年2月至2009年2月，我国法院系统所受理的关于外企私逃所造成的经济纠纷案件同比上升了19.62%。仅山东地区，这一时期出逃的韩资企业就超过200家;而在广东地区，2008年前10个月，因欠薪逃匿所引发的30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更达到251宗，比起前一年同比上升92%。

2001年开始，中国股市走过一段令众多股民不愿回首的长达4年的漫漫熊市，上证股指也从2245点一度跌到998点的历史低位。然而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中国股市又重振信心，开始了一段气势磅礴的牛市，仅仅两年的时间，股指从不到1000点，居然在2007年10月一跃达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然而伴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期而遇，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股民信心的丧失，仅仅一年的时间，到2008年10月，股指又重回1664.93点，一年时间跌去了70%的市值，令无数股民哀唱“一场游戏一场梦”，无数家庭资产“一夜重回解放前”。中国股民与同样规模庞大的基民，真实地感受到了投资的风险。

随着次贷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考验。如果论起本次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前的那次危机。现在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拥有了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核武器”——以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理论为核心的政府干预理论体系，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机所带来的伤害。我们也看到了，正是由于各国政府对于本国经济的拯救计划的有力作用，世界经济才没有演变得像上世纪30年代的那次经济危机那样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要解释本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不用过长地去论证美国的泡沫经济，也不用去过多地介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更不用向大家介绍现代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何扩大危机并把危机传导到全球金融市场的，想必读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早已经了解到了这次危机的真正来龙去脉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仍然可以用70年前凯恩斯解释经济危机的观点来解释当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源于生产过剩，由于社会需求不足导致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就必须压缩生产规模，裁减员工数量，这也就带来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和工人收入水平下降，转而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社会需求下滑，进一步拉大供需矛盾，最终使得危机扩大化。以前的危机是这样，现在的危机仍然是这样，相信以后再要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其基本的产生原理仍然是这样的。

即使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我们也感受到危机背后的供需矛盾的激化。首先是国外的危机使得我国的出口需求急剧下滑，造成大量的出口企业面临销售不足而被迫减产、大量裁员，在我国形成了危机的第一轮冲击波。由于现代经济体系中所有企业都是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运行，市场中任何一个小的波动都可能对其他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局部的危机就像肆虐全球的H1N1流感病毒一样，迅速传递到世界各地。

可能有些读者听说过“蝴蝶效应”这个名词，说的就是在一个系统之内，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最终也许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个理论提出的时候，学者们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通过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个月后，就可能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发一场龙卷风，故而得名“蝴蝶效应”。

当一个企业出现需求不足进而造成减产或者裁员后，必然会导致为它提供原材料的企业也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而它的员工失业后减少消费，又会导致一些供应生活资料的企业的销售下降。无论原材料企业还是生活资料企业的需求不足，同样会造成减产与裁员，从而引发一轮又一轮的需求下滑，最终就会造成一次大的经济危机。

在中国也是同样如此，外向型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危机造成了全社会的需求下滑，最终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中的所有企业。在危机到来之后，很多企业对所面对的经济形势甚至是未来的经济发展都丧失了信心，因此它们不敢投资，也根本不愿意投资，像守财奴一样把自己的钱紧紧攥在手中，而不愿意将它花掉，这必然会导致社会需求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人们由于收入水平的大幅下降，以及出于应付未来的不可测事件的考虑，也纷纷降低了消费需求。

凯恩斯老师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市场机制是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不足是无法避免的。而现在是全球经济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所发生的危机都会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其他国家去。整个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的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需求不足，必然会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传导到其他国家。而作为全球经济领导的美国，则扮演了这个第一个出现问题并殃及全球经济的不光彩色彩的始作俑者。

每一次经济危机，包括刚刚经历的这场次贷危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其实都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想像那些经济自由主义者那样，寄希望于市场机制自身的调整来克服本次危机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等市场慢慢恢复信心，然后再逐渐增加投资与增加消费。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必然会给更多的人造成巨大的痛苦。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凯恩斯思想的精髓，懂得利用凯恩斯所提出的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对于经济的刺激，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与社会投资需求，其实是可以弥补市场中供需之间的缺口的，这不是就能够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了吗。

自危机爆发之初，布什政府就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救市方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更是加强了对于美国经济的救助，大批的美国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已经破产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内的很多大型跨国公司，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巨额注资。

在危机之中，有些企业产生了巨额的亏损，或者收不回来的坏账、呆账，如果听任它们存在下去，就等于给企业留下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于是美国政府又拿出大量美元来收购一些受危机影响较为沉重的公司的不良资产，等于由美国政府在危机关头帮企业承担起一些重大的损失。美国政府希望能够通过这一连串的措施，帮助这些公司重新恢复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使这些曾经名震一时的大企业能够重现辉煌。与此同时，由美国政府所推行的政府采购与政府投资的力度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也正是得益于此，我们也见证了美国经济的缓慢恢复。

与美国相类似，2008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除了百年未遇的经济危机打击，年初的雪灾、5月的汶川地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如果不设法恢复民众的信心，一些外国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中国经济的拐点也许真的就可能到来了。

因此，我们看到了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工作会议上，国家提出了总额达到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进入2009年以来，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逐步推进，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国经济重新恢复了健康发展的良好趋势，这也为现代经济为什么需要公共投资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第二节　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是一回事吗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一下4万亿投资计划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差异性了。

国家通过4万亿投资方案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主要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从这里面，大家就大致可以看出政府的这4万亿投资主要投向的领域了。

在这次会议之后确定的4万亿投资的具体结构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为2800亿，农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3700亿，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投资为1.8万亿，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为400亿，生态环境投资额度是3500亿，自主创新结构调整投资为1600亿，此外灾后重建投资达1万亿。

如果哪位读者是企业老板，你会对上述的4万亿投资所涉及的哪个领域感兴趣吗?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一些明显区别了。

首先，这4万亿投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投向公共设施建设。我们现在经常提的“铁公鸡(机)”，也就是铁路、公路和机场的建设投资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总花费已经占到这4万亿投资的一半以上了。这里所说的公共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甚至包括安居工程，都属于公共产品，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公共产品应该都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为什么要由政府来承担公共设施的建设，市场难道不能自己实现这些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吗?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公共产品交给市场来供应呢?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所谓的公共产品的特点在哪里。在经济学中，通常都把公共产品的特性归纳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谓的非排他性是指，当这个社会存在某一公共产品之后，就很难阻止其他社会成员使用这一个产品了。比如说政府修了一条公路，那么我们就很难规定这条路是专属于某一个人，只允许他一个人走，其他人都不允许通行。既然是公路，这条路应该由公共来使用，我们不可能排斥一部分人群使用这条公路。其他公共产品也与公路相类似，只要这些公共产品已经得已供应出来，那么就很难禁止别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

非竞争性则是说当这种公共设施或者公共产品存在后，一个人使用该公共设施的时候，不会影响其他人再使用该公共设施，或者说当该公共设施存在之后，再增加其使用者不会增加其使用成本。比如说，当一条路修好后，大家都可以走，我走在马路上不会影响你也走在这条马路上，多几个人走在这条马路上并不会给马路带来更大的使用成本。当然了，这里的非竞争性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如果有几万个人都挤上一条路，把路堵得水泄不通，那么再有人使用这条道路影响就会很大了。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多几个人走在马路上是不会影响其他人的通行的，这才是真正的非竞争性。

根据上面的标准，国防就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我享受到国防给我带来的安定的生活环境，但是我没有办法排斥你也享受国防带来的和平。你对政府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很安全，我武功超群，足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不需要政府为我提供国防服务来保障我的安全，所以我不想交税，我完全可以把交给政府的税拿来自己吃吃喝喝，增强自己的体质，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嘛!但是政府有可能在给全国人民提供国防安全的时候把你排除在外吗?

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到自己国家的国防保障之下，因此，承担纳税责任也就成为每一个公民必须履行的神圣义务了。另一方面，当政府提供了国防服务之后，这个国家人口的变化，或者说享受国防的人的数量的变化，其实是不会改变国防的成本，并不是说哪一个人多生了几个孩子，政府所承担的国防压力就忽然加大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国防是明显的具有前面所介绍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国防也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公共产品了。

与那些公共产品不一样，一些普通产品，比如说汽车，显然就不符合这里所说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标准了。一辆汽车只能拥有一个主人，我买了这辆汽车，你显然就不可能再买它，你只能再选择其他的汽车。当一个汽车工厂存在了，当市场中对它的汽车需求量上升的时候，它显然要增加生产投入，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汽车。一些商业性服务也不符合这两个标准，比如说我们要出去旅游，一个旅行团的规模是有限的，如果你参加了这个旅行团，显然别人就少了参加这个旅行团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旅行团的人数增加了，规模扩大了，整个旅行团的运营成本显然也会随之上升，如果旅行团不能够随之增加它的运营成本，那么每一名团员所享受到的服务质量就可能因此而下降。

但是有些读者可能也会反驳我，谁说公路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啊，我们经常得上高速公路，这些公路明显就通过收费来排斥一些汽车的通过啊。你交了高速公路通行费，你才可以在这些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你不交钱，你只能走质量差的不收费的普通公路。其实这里你们所提到的高速公路，的确不属于公共产品，准确地说，它是属于准公共产品。它既不像一般的公共产品那样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不像普通产品那样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它实际上是具有有限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的。这些特殊的公共产品可能是由于它们存在于一定的区域之内，这也就决定了它的使用或者消费也必须局限于这些地方之中，就比我们通常所说的高速公路。

另一方面，有些公共产品尽管在一定的规模之内是不具有竞争性的，但是当消费者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造成消费的拥堵，那就有可能会在实际上产生一定的竞争性。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关心的教育问题。大家都希望子女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我们也知道教育是属于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供应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内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存在较大的不均衡，可能会造成不同学校的教学质量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去就读于最好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但是这些学校可以容纳学生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真的放开限制招收过多的学生，一个班二三百名学生坐在一起上大课，一个年级一二百个班级，那么即使是最好的学校，即使拥有最好的教师，它的教育质量恐怕也是难以保证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希望就读重点学校的申请者中，只有少数幸运儿才有可能得到入学的机会。从这个方面来看，教育也成为具有一定的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从公共产品转变为准公共产品其实会造成一定的效率下降，或者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比如说高速公路收费以后，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不愿意支付通行费的人去改走其他公路，这就会导致这条公路使用效率的下降。而且，每一辆通过高速公路的人都必须停车交费，那么这些浪费在排队交费过程中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也就是从公共产品转变为准公共产品所带来的附加成本。此外，为了对高速公路收费，我们必须建造额外的收费站，雇佣专门的收费人员，这显然也会带来高速公路运营成本的增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与地区，尽管也曾经对高速公路收过费，但现在很多都已经取消收费了，而转向通过在汽油的售价中征收一个附加费来变相的对道路收费。现在全球70%以上的收费公路在我国，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实都已经逐渐的把准公共产品的高速公路转变为了不再专门收费的真正的公共产品。

有些读者也许曾经到过香港，也曾经感叹过香港交通的通畅，并且为香港免费开放所有的高速公路而吃惊。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香港以前也曾经对高速公路进行收费，结果香港政府发现，由于高速公路收费所带来的拥堵成本远远高于高速公路的收费收入，这么算起来，针对高速公路收费根本就没有对香港经济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因此就取消了高速公路收费项目。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一些大陆学者的倡议之下，香港政府一度又重新论证了高速公路的电子收费的可行性，尽管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对于通行车辆的收费活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收费对于交通的影响，但是香港特区政府仍然以收费可能会影响汽车流量与汽车时速为理由，最终否决了对高速公路收费的计划。

正是由于这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难以进行收费，或者说收费所带来的附加成本会很高，想要完全通过经济效益来衡量其投资的效益往往会很困难，这也就导致了这些投资项目对于私人来说往往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如果把公共产品交给市场的话，往往会因市场缺乏投资的动力，就有可能导致这些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既然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它的供应，显然就必须得依赖政府来实现它的供应了。

当然，除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外，公共产品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拥有极高的外部经济性了。所谓的外部经济性，就是指一种产品不仅能使直接拥有者获得收益，还可以使其他人从中获得额外的收益。

就拿道路来说吧，它固然可以帮助所有通行的人从交通通畅中获得收益，因此我们通过对道路收费的方式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然而我们也知道，位于一条通畅道路边上的土地、房屋乃至厂房的价值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就好像我们住在市中心，可以享受到更便利的交通以及商业设施，那么我们购买市中心的房产就必须支付更加高昂的价格。但是如果现在修好一条路之后，道路建设者找所有在这条路周边的房屋、工厂、设施的持有人去对他说，你看，现在修了这条路，你的房子一下子就增值了，你占了大便宜了，你现在必须把你的房子因为这条路所增加的价值全都交来。那么真的有可能从所有从这条道路中获得利益的人那里收到这笔钱吗?毫无疑问，根本不可能。既然道路修建者不可能向那些因此而获得收益的房产或者土地的持有人索要一定的代价，那么这些坐享道路给其带来的收益其实就表现为道路的外部经济性，是一种由道路建设者创造却让其他人无偿的参与分享的利益。

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教育也同样具有非常强的外部经济性。教育的投入固然可以向接受教育的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的方式得到补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会更好地促进社会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如果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社会经济也就可能取得更快的发展，但是这些方面的收益都是教育投资者所无法得以分享的。

正是因为公共产品的这些特征，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其投资固然有一部分是可以收回的，但是还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成为其投资的外部效应而让其他人分享。正所谓“在商言商”，所有的商人都是逐利的，他们不是活雷锋，他们更不会愿意自己投资的收益让他人无偿分享，这将极大地制约私人企业投资公共事业的积极性。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公共基础建设设施，还是医疗、教育等具有明显公共产品特征的产品或服务，通常都是由政府来提供的。

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也看到了无数国人纷纷捐款捐物，帮助灾区重建家园。但是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寄希望于完全依赖国人的爱心捐款，或者企业的义务投资来进行灾区重建的话，那会怎么样?尽管在灾难关头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心，但是他们所捐的钱物要用于灾区重建的话，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足。然而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投入一大笔经费，专门用于这项工作，这将有效地帮助灾区人民重新恢复平静的工作和生活。

在一般情况下，私人投资更注重经济效益，追求如何最快速度、最为安全地收回投资成本，利用投资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公共投资则更注重社会效益，更关心投资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以及如何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公共投资所带来的好处。

在4万亿投资项目确定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投资方向大多是属于一些投资的外部性极大、难以完全利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其投资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对于普通企业或者个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才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第三节　我们应该如何规范公共投资

公共投资与公共采购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出于为了避免市场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考虑，而由政府人为地利用自己的财政收入来提升社会需求，增加就业岗位，最终实现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目的。它们的源泉同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它们的推行又通常都是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其执行效果又同样受相关政府官员的个人决策能力与个人决策行为的制约。

如果要问如何才能够规范公共采购行为或者公共投资行为的话，问题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了。每个国家都应该一方面提高公共投资决策者的素质，培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工作作风，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共投资的每一个环节的管理，加强对于公共投资行为的监督，从而尽量减少在这些环节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想必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某一条路刚刚修完没几年，由于城市规划有了新的变化，必须把它挖掉换一个位置再重新修。也许就是你每天经过的马路，今天会有市政建设单位把它挖开铺些管道，明天又有另一个单位把它挖开再铺些电缆，再过两天又有一个单位把它挖开又重新再铺些线路什么的，于是乎一条好端端的马路就被搞得像拉链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挖开再重新铺设。也许还是在你的身边，园林单位在路边种植了很多美丽的外地树种，可是由于所种树种与当地气候不相适应，或者缺乏细心的呵护，仅仅几个月以后，所种的树种全都枯萎死掉;还有些地区马路修得非常漂亮，可是相应的排水工程却没做好，一旦下大雨，整条马路就水漫金山，行人、车辆都只能涉水通行。相信前面我举的例子很多读者都不会太陌生，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投资一些低效率的现象。当然了，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有些是源于相关责任人员缺乏相关素质，漠视公共投资决策的效率，也有些是源于公共投资项目推行之前的规划论证不够科学完善。

我们都知道，打造我们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就必须依赖科学高效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负责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官员都是建筑规划工作的专家学者，我们也不希望在每一个公共投资项目推行之前，光项目论证就得三年五载，然而我们更不希望这些花费我们纳税人巨额税收的政府投资项目只是凭借某一个领导一时的灵机一动就匆忙上马。

要想提高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科学性，首先，投资方案必须由专业人士提出，而不应该来自某一位领导干部偶尔拍脑门的灵光乍现。换而言之，公共投资方案应该由具有相关知识技能的专业人员专门负责拟定。其次，公共投资方案不应该仅仅由市政建设或者某一个政府机构独立制定。在确定方案的时候，应该和供水、供电、通讯、环保等多家单位进行协调，提高建设方案的完整性，避免重复建设。另外，政府在进行公共投资之前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完整的规划方案，而每一个小的公共建设工程都应该与其总体的规划方案相吻合，从而有效避免一些建设工程由于不符合总体规划而被推倒重建，以致造成了巨额政府投资资金的浪费。

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加强民生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对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力度，很多城市也推动了强劲的旧城改造，或者打造新城区的宏伟计划。然而我们发现，在这段时期的反腐活动中，落马的一些政府官员很多都是负责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土地转让等公共建设项目的。尤其2003年以来，随着国家住房改革的推进，各地都加强了商品房建设，与此同时，各地的房价也开始了飞速飙升，很多城市低收入阶层甚至中收入阶层都难以承受购买一套商品住宅房的压力。而在这过程中，在开发商的商品房开发与城市有关土地部门、建设部门、规划部门之间则不时的曝出贪污腐败的丑闻。要想真正提高公共投资计划对于当前经济的促进作用，打击公共投资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实，我国之所以在公共建设与公共采购过程中出现如此多的腐败现象，还是源于我国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早在2002年我国人大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之同时，关于政府投资中的招投标制度、关于政府投资的审计制度等也早已确定。应该说，如果单从制度上来看，当前的制度已经足以形成对于腐败现象的抑制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公共投资中的腐败仍然屡见不鲜呢?其实问题不仅仅出在制度的身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出在执行这些制度的人的身上。

尽管法律规定我国的公共投资主要都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尽管会有一个看上去相对公平的制度以保证有众多的企业可以参与竞争，然而在决定谁是赢家这个关键环节上，却在很多时候仍然取决于相关领导的一句话。当然，正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公共投资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价格来判断哪个投标者应该是胜利者。但是即使是政府投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成本与效益，低效与浪费并不是公共投资的代名词。

在当前中国公共投资中的问题还在于，即使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招投标制度，也能够吸引多家企业参与某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工作，在很多时候却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去评价这些投标企业标书的优劣。在这个时候，有时某一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可能决定了这场竞争的赢家与输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导致招标者不再把精力放在论证项目、完善标书上，却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向相关领导游说甚至贿赂。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当前公共投资制度的一个极大的悲哀。

我们在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方面其实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但是上面所说的执行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掩盖了这些本来应该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制度的存在。为了打击公共投资之中的腐败，我们更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公共投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加强这些制度的执行，在决策中推行更加民主、更加规范的工作作风，提高公共投资招投标过程的透明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最大限度地打击公共投资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公共投资都不仅仅是像凯恩斯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弥补市场需求不足的一个手段，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起到推动社会创新，引导产业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保障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进一步提高公共投资的科学性，也就成为摆在每一个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然，在凯恩斯提出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社会需求、治理经济危机的时候，凯恩斯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政府的投资行为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他着眼的是公共投资行为最终能够带来的社会需求的扩张，并没能想到会有如此众多的人把脑筋动到了政府投资这块大肥肉上。治理政府投资中的腐败，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并不是凯恩斯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也许是凯恩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个思考题。如何解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民主建设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4万亿投资逐步展开的时候，如何真正地深入理解凯恩斯的公共投资理论，如何有效提高这4万亿对于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如何有效治理4万亿投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腐败滋生问题，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凯恩斯不可能告诉我们上述问题的标准答案，而只能留待我们去研究，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