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科学的年代

当我接到邀请来做约翰·丹茨讲座，而且听说安排我做三次讲座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对这些问题考虑了很久，很希望有机会通过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演讲来慢慢地、仔细地梳理我的这些想法。我发现在前两讲中我已经逐步细致地完成了对这些想法的梳理。

有条理的想法已经讲完了，但对这个世界我还有大量不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都还未能梳理成明确的、有条理的容易理解的形式。因此，既然我已经答应要做三个讲座，那么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这些未加梳理的不成熟的感觉和盘端出。

或许有一天，当我找到了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真正的深层次原因，我就能够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好懂的演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此外，如果你因为我是一名科学家，而且根据发的小册子，知道我赢得过一些奖项等，从而开始相信我以前说过的一些事情是正确的，而不是依据你对这些思想本身的看法来直接判断它们的话——换句话说，你对权威怀有某种情结——那么今晚我就要让你摆脱这一点。我将通过这场演讲来表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会给出什么样的荒谬结论和罕见的陈述。因此我希望能够铲除你们心中已有的任何权威形象。

你看，周六的夜晚应该娱乐娱乐，就是说……我想我现在找到恰当的感觉了，我们继续说下去。给讲座安个没人能信的题目总会产生好的效果。这样的演讲要么很特别，要么与你预料的正相反。而这正是我把这一讲的题目定为“这个不科学的年代”的原因。当然，如果你对科学的理解就是技术应用成果，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科学的年代。我们今天毫无疑问拥有各种科学应用成果，它们既造成种种麻烦，也带来种种好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肯定是一个科学的年代。如果你将科学年代理解为科学迅猛发展和全速推进的年代，那这肯定是一个科学的年代。

在过去两百年里，科学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我们现在处于发展速度的高峰期。特别是在生物科学领域，我们正处在取得最惊人发现的当口。至于会是什么新发现，我也说不上来。自然，这令人兴奋，就像你翻开一块又一块石头后不断有新的发现那样令人兴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数百年，而且还在不断地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肯定是科学的年代。科学家称其为英雄时代，但其他人体会不到这一点。或许将来某个时刻，当历史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它会发现，这是一个最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时代，我们从对世界知之不多转变为知之甚多。但是，如果你将科学时代理解为在艺术、文学、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和理解等方面科学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年代。我们不妨回头看看，譬如说，以古希腊人的英雄时代为例，那时有歌颂战争英雄的诗篇。再譬如中世纪宗教主导时期，艺术创作与宗教紧密相连，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也与宗教观点紧密相连。那的确是一个宗教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还谈不上是一个科学时代。

其实，存在不科学的东西并不让我感到伤心。这个词没用错。我的意思是，我不担心存在不科学的事情。有些事不科学并非是坏事，也没啥了不起，不过是不科学而已。当然，所谓科学我是指那些可以试错的事情而言。例如，若当今的年轻人反复地呼喊说看到紫色的食人怪物的事，这显然荒诞不经。但如果我们还属于旧时相信有扁平脚怪物的一族的话，这就没啥了不起了。母亲对儿子唱起“来，约瑟芬，在我的飞行机器”听起来如现代“我想要带你乘慢船到中国”。因此，在生活中，在欢乐中，在情感世界里，在人们嬉戏追逐活动中，以及在文学等领域，不需要讲求科学，也没理由讲求科学。我们需要的是放松和享受生活。这不是批评的时候，批评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如果你停下来想想，你会发现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谈不上科学，也没必要扯上科学。举例来说，前排还有很多空位，但有些人就是愿意（站在后面）。

有一次我在跟一个班的学生交谈时，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大概是，“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从事科学工作时，感到这些信息对其他工作可能也有用？”

（顺便说一句，我在最后会说到，当今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智的、理性的和科学的。这是很大的一块。所以，我先说不好的一面，这更有趣，然后我们再在最后予以弱化。我觉得在谈论我认为不科学的那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演讲内容的方法。）

因此，我想先来谈谈判断一个想法时的一些小技巧。我们的优势在于最终可以将这个想法付诸科学实验，这在其他领域或许就做不到。但尽管如此，这里判断事物的某些方法和经验无疑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所以，我从举几个例子开始谈起。

第一个要谈的是，一个人是否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的究竟有没有根据。我的诀窍非常简单：如果你问他一些需要动脑子想一想的问题——也就是那些尖锐、有趣、坦诚、直率、与问题直接相关且不带陷阱的问题——然后看他是否很快会卡壳。这就像小孩子问那些天真的问题。如果你问一个幼稚但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个人几乎不可能立即做出回答，如果他是个诚实的人的话。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世界不科学的一面，如果我们做得科学一点的话，这方面原本可以做得很好。这个例子与政治有关。假设两位政治家竞选总统，其中一位经过一个农场，被问道：“对于农业问题你有什么打算？”他马上给出答案——言辞卓卓，侃侃而谈。现在轮到另一位候选人：“对于农业问题你有什么打算？”“嗯，这我不知道。我当过将军，但对农业可以说一无所知。在我看来，农业问题想必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人们已经为此奋斗了十二年，不，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人们总认为他们知道如何解决农业问题。由此可见，这一定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打算这样来解决农业问题，就是组织起一批懂农业的人，分析此前我们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取得的所有经验，花上一定时间，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现在我不能事先告诉你结论是什么，我只能给你一些我会尝试使用的原则——决不让每户农民的生活变得困难，如果遇到具体问题，我们一定想出具体办法来照顾他们……”

如今，在这个国家里，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取得成功，我想。当然也从没人这么试过。在大众的心目中，政治家必须有答案，而且能给出答案的一定比给不出答案的更值得期待，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情况往往恰恰相反。由此带来的结果当然是政治家必须给出答案，其结果则是政治承诺从来不会兑现。这是一个无情的事实，不存在兑现的可能——结果是没有人相信竞选承诺，人们普遍鄙视政治，对尝试解决问题的人普遍缺乏尊重，等等。这都是（也许——这里只是简单的分析）从一开始就注定的结果。也许一切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公众的心态就是要寻找答案而不是寻找一个设法给出答案的人。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的另一个方面——对每个一般性概念，我只给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概念，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笑话。我想提醒你，你可以确信很多事情，即使你不是十分有把握，你大可不必凡事都小心求证后再行实施，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不偏不倚。有人对我说：“喂，你都不清楚还怎么教孩子分辨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那是因为我有把握肯定何谓对错。我不是绝对肯定，有些经验可能会改变我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教给他们的是什么。当然，孩子也不会完全按照你教给他的来学习。

我想谈点技术性较强的想法，以后你会看到，这是我们在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时必须搞懂的。一件事情是如何从几乎肯定是假的过渡到几乎肯定是真的的呢？在这里经验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呢？你如何依据经验来处理这种确定性的变化的呢？技术上确实比较复杂，但我会给出一个相当简单的理想化的例子。

我们假定有两种理论来判断某事的发生，姑且称为“理论A”和“理论B”。于是问题变得复杂了。在你进行观察之前，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譬如你的过去经验、其他人的观察结果或直觉等，总之你对理论A的确信程度要高于对理论B。现在假设要判断的是你观察一项测试的结果。根据理论A，应该什么变化都没有。但根据理论B，结果应该呈蓝色。而你的观察结果是变得有点绿。于是你检视理论A，说“这根本不可能呀。”再转向理论B，你有点明白了，“嗯，应该呈蓝色，但带有绿色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观察的结果是理论A的可信度下降，理论B的可信度上升。如果你继续进行更多的测试，那么理论B的可信度就会越来越高。顺便说一句，这里说的更多的测试不是简单的重复测试。无论你做多少次简单的重复测试，绿色的结果不会给你带来确定性的提高。但如果你发现，鉴别理论A和理论B的很多其他方面的测试都反映出二者的不同，那么通过这些结果的积累，理论B的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

举个例子。假设我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一个相术家，他能够洞悉对方的心思。或者说，他自称不是相术家，但是具有心灵传动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纯粹通过思维力量来影响事物的行为。这家伙走过来对我说：“我来做给你看。我们站到轮盘赌那边去，我会事先告诉你是每次开的是红的还是黑的。”

在这之前我认为，譬如说，你选什么号码没任何区别。根据这么多年从事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研究的经验，我不相信有什么心动术。试想，如果我相信那个人是由原子制成的，如果我知道原子间相互作用的一切——绝大多数——规律，那么我是看不出心灵有什么办法能直接影响到轮盘上的小球的行为。因此，从其他经验和一般知识出发，我强烈反对心灵相术。它们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百万分之一。

现在我们开始。相术家说轮盘这次会开黑色。开出果然是黑色的。相术家说这次将是红色。结果确实是红色。你现在相不相信相术了？不信，这只是碰巧了。那就继续。相术家说这次是黑色的。结果是黑色的；相术家说这次是红色的。一开，确实是红色。开始冒汗！我要琢磨琢磨，学到点东西了。接着开盘下去，假设我们开了10次。而连续10次都猜对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因此，现在我可以断定，这个相术家真具有这种能力的概率是千分之一，而此前只有百万分之一。但如果我再来10次，他还是全对，你看，他是能够让我相信的，尽管不是百分之百。但就这点不确定性就足以使我们想到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我们总可以找到一种替代理论来解释，我本该在前面有所提及这一点。譬如当我们走到轮盘桌前，我在心里就可能会想到，这个所谓的相术家与赌场之间存在着串通的可能性。这是可能的。起初这家伙看起来并不像与火烈鸟俱乐部有过什么勾结，因此我怀疑他作弊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一。但之后，他连续10次成功，而我对心灵感应的成见又是如此严重，因此我得出结论：这里一定有勾结，可能性上升到10比1。我的意思是说，是勾结而不是意外使可能性变为10比1，而不存在勾结的可能性则仅为万分之一。对于我这么有成见，又声称他有勾结，他该怎么证明他的相术确实有效？有办法，我们可以换一家俱乐部再做其他测试。

我们可以做其他测试。我可以买来骰子，单独开个房间进行测试。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开盘来摆脱所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但他在轮盘前就是站到永远也无济于事。他可以总是猜对，但我的结论就是这里一定有串通。怎么办？

他仍然有机会通过做其他事情来证明他的相术是真的。譬如我们去另一家赌场，他能猜对；那就再换另一家，还是能猜对；我买来骰子，仍屡试不爽；我带他回家，自己做个轮盘，结果还是一样。我该怎么下结论？我得承认，他的相术确实有效。可能还真是那么回事，当然也不是完全确定，只是确信的概率大增。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我有一定的把握说他的相术是真的。但也可能随着新经验的增长，我或许会发现，有办法通过别人很难注意到的嘴角吹气来影响结果，等等。如果我真的有此发现，那么这个确信的概率就又要大打折扣了，因此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一系列测试，我们有可能得出确实存在心灵感应的结论。如果是这样，我会非常兴奋，因为以前我确实没想到有这等事情。我学到了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会将它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研究。譬如看看是否与他到开盘用的球之间的距离有关？如果在这之间插若干块玻璃或纸板或其他材料会怎么样？这种方法对所有这些事情一直都是很有效的。磁是什么，电是什么，就是这么搞清楚的。什么是心灵感应当然也能够通过这类充分的实验来分析清楚。

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找到如何对付不确定性、如何科学地看问题的例子。即使你对相术心存一百个不信，也不意味着你就能够永远不信会有真正的相术家。能够使你永远不信会有真正的相术家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下面二者之一：要么是你只能做有限次数的实验，他不让你无休止地做下去；要么是你打一开始就心存无限偏见，认为它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来谈检验真理的另一个方面。可以这么说，这种情形不仅在科学上有效，而且某种程度上说在其他领域也有效。那就是，如果事情是真的，确实如此，那么如果你继续观察并且改进观察效果，事情就会暴露得更为明显，而不是更不明显。也就是说，如果那里真有东西，而你因为隔着有雾的玻璃看不清，那你擦干净玻璃再看，就会看得更清晰而不是更模糊。

举一个例子。我印象中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什么地方的一名教授，曾在多年里就心灵感应问题做了大量实验，心灵感应与意念控物属于同类现象。在他的早期实验里，用的是一套印有不同设计图案的牌（你可能熟悉这些，当时这种牌哪儿都有卖的，人们常玩），实验内容是，在其他人能够看到牌并想着这张牌的情形下你来猜测他看到的牌的图案是圆形还是三角形还是其他什么。你可以坐着，但看不到牌，只有他能看到牌并想着这张牌，你只能猜他想的是什么。在研究开始之初，他发现这种感应非常显著。有人能猜对10至15张牌，而平均来看猜对的应只有5张。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能够接近百分之百地猜对所有牌。真是优异的相术家。

不少人就此提出了批评。例如，人们指出他没将所有没有奏效的样本统计在内。他只取那些为数不多的奏效的，然后就不再做统计了。此外还有大量的明显线索表明，看图者和猜图者之间存在着有意无意的信号传递。

人们对采用的技术和统计方法进行了各种批评。逼得实验技术有了改进。结果是，虽然理论上猜对的平均值应为5张牌，但大量实验结果的均值却是6.5张，但再也没出现猜对10张、15张甚至25张的事情。因此，这一现象说明第一轮实验是不正确的。第二轮实验证明第一轮实验中观察到现象是不存在的。但现在均值为6.5而不是理论上的5这一事实却为存在心灵感应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只是强度水平要低得多。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如果此前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在改进了实验方法后，这种现象就应继续存在，也就是说，仍能猜对15张牌。为什么会降到6.5张了呢？答案只能是技术改进了。现在的问题是，6.5仍然要比理论上的统计平均略高一点，怎么解释？这时人们的非难会变得更为细致，他们注意到其他一些不起眼的效应，这些都可能影响到结果。根据该实验教授的说法，在测试过程中，人会感到疲倦。有证据显示，这时受试者猜对的概率平均而言会略有降低。但如果你剔除掉那些猜中率较低的个案，那么统计规律就不准了，统计均值变得略高于5，等等。因此，如果该受试者确实是疲倦了，那么最后两三组数据就应剔除掉。事情就这样不断地改进。结果显示心理感应效应仍然存在，但现在均值已降到5.1，因此，所有的实验表明6.5也是虚假的。现在问题是5会怎样……我们可以永远这么追问下去，但关键是，实验总是有误差的，这些误差的来源很微妙，不可能穷尽。但我不相信这一实验研究证明了存在心灵感应的原因是，随着技术的改进，这种效应不是变强而是变弱。总之，每一次后续实验都驳倒了前面实验的所有结果。如果记住这一点，那么你就领悟到了事情的原委了。

当然，人们一直对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抱有很深的成见，因为它们源自于19世纪的各种招魂术、骗术等勾当。成见使得要证明一件事情变得更难，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存在，那么它迟早总是会显露出来。

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例子是催眠现象。人们接受确实存在催眠术这一事实曾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催眠术的使用始于梅斯梅尔先生，他让患有歇斯底里病症的病人坐在一个连着很多管子的浴缸边，病人扶着管子，慢慢就会平复下来。这一现象里就有部分是属于催眠现象，只是这之前人们从没有认识到。从这个开端你可以想象要让人们对足够充分的实验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多么艰难。幸运的是，催眠现象已经被提炼出来并得到无可置疑的证明，尽管它的开端是如此怪异。因此，使人们抱有成见的起因不是事情有一个怪异的开始，而是他们打一开始就有偏见。但经过调查之后，你是会改变态度的。

另一个原则是，我们所描述的效应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常性或某种不变性，就是说，如果一种现象很难用实验来观察，但如果它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出，那么它必定在某些方面是大致相同的。

我们以遇到飞碟为例。描述这一事件的困难在于，几乎每个看到过飞碟的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除非他们在此之前被告知他们有可能看到的是什么。因此，在飞碟观测的历史中，所谓飞碟从橙色光球、地板弹起的蓝色球状物、消失的灰雾、游丝般流入空气的热蒸汽、罐头盒、具有类似人形的古怪形状的短粗物体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如果你对大自然的复杂性和地球上生命的进化有一点鉴赏力，你就能理解生命可能具有极其繁多的各种可能形式。有人说生命离不开空气，但水下不乏生命形态。事实上，生命就始于大海。你能够四处走动并有神经系统。植物则没有神经。对生命的多样性只要想上几分钟，你就会明白，所谓飞碟不可能像人们形容的那样。非常不可能的。飞碟根本不可能这么巧正好在这个特定的时代无声无息地到来。它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我们刚刚懂点科学，知道了可以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飞碟就来了。

有许多性质十分可疑的论据认为，飞碟来自金星——事实上，这种看法相当可疑。这么多疑问意味着需要做很多精确实验才能一一加以验证，但观察到的现象的各种特征之间缺乏一致性和恒常性则意味着它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除非问题暴露得较为清楚，否则就不值得去关注。

我曾经与很多人争论过飞碟的事情。（顺便指出，我必须解释的是，我是一个科学家并不意味着我不与普通人接触。我知道他们的所好。我喜欢去拉斯维加斯，也喜欢和漂亮女孩交谈，也喜欢打赌等。我的生活同样有声有色，所以我了解普通百姓。）譬如你知道，我就在海滩上与人们争论过飞碟。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老是争辩说这是可能的。这么说没错，是可能的。但他们不明白，问题不在于证明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而在于是不是将要发生。在于它是否就要出现，而不是它是否可能出现。

这就引出了我对各种概念的第四种态度，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那种是否存在可能性的问题。那不是问题。问题是出现的可能会是什么，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能否定这有可能是飞碟，那没用。我们必须提前猜到我们是否有必要担心火星人入侵。我们必须作出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在飞行的飞碟，这种想法是不是合理，到底有多大可能。这些判断我们通常更多的是基于经验，而不是只看它有没有可能，因为普通人无法充分了解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具体有多大。因此他们不清楚很多理论上可能的事情实际上都不可能发生。因此说每一件仅存在理论可能性的事情都将发生这是不可能的。这二者之间简直异如霄壤，所以你觉得有可能的大多数事情其实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这是物理学理论的一个一般原则：无论你想的是什么，十有八九都是错的。因此在物理学史上，称得上正确的理论也就五到十个，我们想要的也就这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有错我们总会发现。

为了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将仅仅存在可能性的事情误判为现实中就将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妨以圣母西顿的宣福礼2为例。这是一位圣洁的女人，她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这一点毫无疑问——请原谅，应当说少有疑问。教皇已昭告天下：她彰显了美德的伟业。在天主教里，到此阶段即确定为圣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考虑奇迹。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确定她是否能创造奇迹。

有一个女孩得了急性白血病，医生们不知道如何来医治她的病。家里人病急乱投医，试了各种办法——不同的药物，各种能想到的措施。其中就有这样一种办法：将一条与圣母西顿的遗骨接触过的丝带别在女孩的床单上，并且安排了几百人为她的康复祈祷。结果——不，不能说是结果——然后她的病体略有起色。

一个特别法庭被安排来调查此事。很正规的，非常小心，也非常科学。其实凡事就该这么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要问得非常仔细，问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谨慎地记在本子里。结果记录厚达1000页，翻译成意大利文后，编辑造册，用特殊的绳子捆好，然后被送往梵蒂冈。特别法庭问参与医治的医生，他们觉得病情如何。医生们一致认为，以前没见过这种情形，这个病例完全不同寻常，以前从没有过得了这种类型白血病的人能够将病情稳定得这么久。结束。诚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有可能是个奇迹。但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可能出现这个奇迹，而是是否真的出现了这个奇迹，特别法庭的问题正是要确定是否真的出现了这个奇迹，要确定圣母西顿是否真的对此有影响。噢，他们做到了，在罗马做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问题是疗效与对圣母西顿的祈祷过程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收集所有有利于说明向圣母西顿祈祷在不同病人、不同病程中作用的病例。然后，他们还必须将这些祈祷有明显疗效的案例与没有祈祷的普通人的平均治愈率进行比较，等等。这是一种诚实的、直截了当的调查方式，其中不掺杂任何不诚实和亵渎的成分，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奇迹，它就靠得住；如果它不是奇迹，科学方法就将摧毁它。

学医并尝试给人治病的人对能够找到的每一种方法都感兴趣。他们发展了临床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问题都是非常难的），并试着进行各种药物治疗方法。于是这女孩的病情出现了好转。她在病情好转前还出了水痘。这有什么关系吗？这可以有确定的临床方法——通过比较等——来检验，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问题不在于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而是要真正利用好这件事，确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因为如果事实证明病情好转确实与圣母西顿祈祷者的行为有关，那就将值得圣母西顿的尸骨发掘出来（实际也是这么做的），将骨头收集好，拿许多丝带去接触，然后把丝带别在其他病床上。

现在我想谈谈另一个原则或概念，那就是在一件事情已经发生后再来考虑其发生的概率或是否偶然没有任何意义。很多科学家甚至不明白这一点。其实，我第一次与人争论这一点时我还只是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当时心理学系有个家伙正在做小鼠比赛实验。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个T形迷宫样的东西，让小鼠在里面走，它们或转向右，或转向左，等等。心理学家在这些测试中的一般原则是，通过安排使事情偶然发生的概率变得很小，实际上不到1/20。这意味着，他们的法则出错的可能性只有1/20。但计算小鼠是向右还是向左的概率的统计方法就像计算掷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的可能性一样，很容易搞清楚。这位老兄设计了一个实验，想要证明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看小鼠是否会总向右转，譬如说。确切的我的确不记得了。反正他得做大量测试，因为否则的话它们跑向右就可能是偶然的，因此要使得出错概率小于1/20，就必须多次做实验。这种实验是很难做的，但他做到了足够多次。结果他发现这样做实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小鼠忽而向右，忽而向左，毫无规律。但他注意到，小鼠的跑向有着明显的交替性，开始向右，然后向左，接着再向右，然后再转向左。后来他来找我，说：“帮我计算一下出现交替的概率，看看它是否小于1/20。”我说：“大概是小于1/20吧，但它没意义。”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事后计算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你看，你觉得奇怪，所以就选择了这种怪事来考虑。”

再譬如，今天晚上我就碰上了件出格的事儿。在来这里的路上，我看到一辆车牌为ANZ912的车子。请帮我算算在华盛顿州的所有车牌中我碰巧看到ANZ912的概率。显然这是个荒谬的事情。那么同样，这个心理系的实验者必须这么做：小鼠向两个方向轮流跑这一事实暗示存在向两个方向轮流跑的可能性。如果他想检验这个假设，看看是否超过1/20，他不能用原先的数据来进行，而是必须另外设计一套实验，看看是否存在交替性。他这么做了，结果证明这个假设是错的。

许多人喜欢听信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往往只是个孤例而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容易记下碰巧发生的各种事情并受其影响，而且还会举证说，这个你怎么解释。我记得在我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来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第一个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学生会的楼上写一篇哲学方面的论文。我全神贯注，除了论文主题脑子里没有其他任何事情。突然，很神秘地，我心头掠过一种思绪：我祖母去世了。当然，我现在这么说有点夸张，就像你在谈论这类事情时那样。这种感觉或有或无地持续了近一分钟，但不是很强烈，我夸张了点。重要的是，紧接着楼下的电话就响了。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有人接了电话，招呼道：“嗨，彼得，电话！”我不叫彼得，显然是在叫别人。我祖母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注意积累大量的这类事情，以对付那些很少出现的不测事件。怪事是会发生的，不是不可能的。但从此以后我就该相信这种奇迹？相信我可以从脑海里的某种思绪感知到祖母是否病了？这类轶事的另一个特点是事发时的所有情况都没法描述。对此我来谈谈另一个例子，尽管有些伤感。

我在十三四岁时遇到过一个女孩，我很爱她，十三年后我们结婚了。但她不是我现在的妻子，一会儿你就会明白。当时她患有肺结核，实际上，她生这病已经有几年了。当我得知她得了肺结核时，我送给了她一只闹钟，是那种大数字翻动的钟，不是带指针的那种。她很喜欢这个钟。生病的那天我把它给了她。她一直将它放在床头有五六年，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过世了。死亡时间是在晚上9时22分。那天晚上钟也停在了9时22分，以后再也没动过。有幸的是我注意到一些细节，我得告诉你。这只钟走了五年后逐渐慢了下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得修一修它，因此轮摆变松了。其次，护士要在死亡证明书上写上死亡时间，但因为房间里光线太暗，她就把钟翻过来，凑近了看上面的数字，然后又把它放下。如果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我想就会又遇到一些麻烦。因此在谈论这些掌故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要记清楚所有情况，甚至正是那些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恰恰可能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所以，简而言之，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两次就认为它的出现是必然的。一切都必须经过非常小心的检核。否则你就会变成什么疯狂行径都相信但却不了解自己周围世界的人。没人能对所处的世界完全了解，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了解得更多一些。

技术上还有一个方面要说说，那就是统计样本。在我说他们试图安排实验以便得到1/20的概率时，我指的就是这个概念。统计抽样这个主题的数学性比较强，我不想深入到具体细节，但总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想知道有多少人身高超过6英尺，于是就随便挑选一些人来量他们的身高，你看到也许有40个人的身高超过6英尺，因此就认为可能每个人都如此。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愚蠢？其实这是也不是。如果你按能否通过一个低矮的门来选出100个人，那你肯定错了。如果你从你的朋友里挑选100个人，你还是错了，因为他们都来自这个国家的同一个地方。但如果你挑选的方式与人的身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从这100个里面找到了40个身高超过6英尺的人，那么就有把握推断说在1亿个人中有4000万个身高超过6英尺的人。到底要多少个样本才合适是可以精确搞定的。实际上，可以证明，精确度要达到百分之一，你必须有10000个样本。人们没有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精度是多么困难。为了要达到百分之一或二的精度，你需要至少做10000次尝试。

想判断电视上做广告的效果如何的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不，应该说他们认为他们用的是这种方法。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最困难的就是样本的选取。他们是如何安排才会有一个普通人愿意将一种小装置放进自己家里，通过它，他们能够记录下所看的电视节目，或者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这样的普通人，他愿意有偿为他们写日志，他在日志中写的每15分钟就能听到这个广告的准确性到底如何，我们都不得而知。因此，我们无法通过这一千个或一万个人的统计样本的行为就推断说一般人是看了还是没看这个广告，因为毫无疑问，样本是有偏差的。这种统计做法是众所周知的，而且都知道选取一个好的样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项科学作业。除非你不做统计。所有的统计研究者都认为，世人都很笨，告诉他们什么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侮辱他们的智慧。这一结论可能是对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错的。如果它是错的，那我们可就犯大错了。因此，要真正弄清楚怎么来检测人们是否注意不同类型的广告，还是个需要相当尽心的事情。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认识很多人，普通人。我认为他们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的意思是在各方面都存在这种情形。你打开收音机，如果你有点个性，非疯了不可。但人们有办法——我还没有学会——就是不听它。我还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点。因此，为了准备这次演讲，我就在家里打开收音机听了三分钟，结果听到了两件事。

首先，打开收音机，我听到的是印第安音乐，新墨西哥州纳瓦霍斯印第安人的音乐。我懂一点这种音乐，以前在盖洛普就听过它，我很高兴。我就不模仿那种战争般的反复轮唱了，虽然我很想这样做。这对我很有诱惑力。这种音乐非常有意思，浸透了他们的宗教精神，深受他们的尊重。因此，我要实话实说，很高兴能在电台里听到这么有趣的东西。这是文化。我们必须老实承认。我敢说，如果你听上三分钟，你一定会觉得它的确不错。所以我一直在听。我要承认我编了一点点。我一直在听，因为我喜欢它，这多好。突然，音乐停下来了。接着一个男声说：“我们正在与交通事故作斗争。”然后他接着说你要小心别被汽车撞着。这不算是对智慧的侮辱，而是对纳瓦霍印第安人的侮辱，是对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思想的侮辱。所以，我接着听下去，直到我听到开始叫卖某种类型的饮料，好像是百事可乐吧，说这是认为自己年轻的人喝的饮料。于是我说，得了，就到这儿吧。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这事儿整个一个疯子。什么叫认为自己年轻的人？我想是指那些喜欢做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的人吧。有人喜欢这样没什么不好。那么这就是为这类人准备的饮料。我猜想，饮料公司研究部的人在决定该兑多少柠檬汁的时候一定会这样说：“呣，我们过去生产的都只是普通饮料，我们必须重新设计配方，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而是专为特想保持年轻的人提供的。多放些糖。”一种专供想保持年轻的人喝的饮料，整个儿设想简直荒谬绝顶。

因此，按照这个结果，我们总是受到侮辱，我们的智慧总是被侮辱。我有个如何战胜它的点子。为对付它人们采取了各种计划，你知道，联邦贸易委员会也一直在努力整顿这类事情。我倒有一个简单的设想。假设你将大西雅图的26个大广告牌全包下来租它一个月，这其中有18块还带照明。你在广告牌上刷上标语：“你有没有感到智慧受到了侮辱？不买这种商品！”然后你在电视或广播电台也买下几个时段。在中间插播广告时有个男声说：“对不起，打断一下，如果你发现哪种广告在侮辱你的智商，或以任何方式扰乱你，我们建议你不要购买该产品。”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谢谢各位。

如果有人想烧钱，我建议他们不妨做个实验，看看普通电视观众的智商到底有多高。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是了解自己智慧的一条捷径。尽管有点昂贵。

你说，“这并不十分重要。广告商总得卖东西吧，”等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认为老百姓没头脑是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即使真是这样，也不该用现有的处理方式来处理。

报纸记者和评论员——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公众比他们笨，他们这些记者和评论员理解不了的事情公众也一定搞不懂。这是何等的荒谬！我不想说他们比一般人笨，但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比其他一些人要笨。如果我要向记者解释一些科学上的东西，而他问“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那我就会用简单的词汇向他解释，就像我解释给邻居听那样。他不明白，这是可能的，因为他的成长环境不同——他没修过洗衣机，也不知道什么是电机，等等。换句话说，他没有技术经验。而这世界上有大量的工程师，有许多在机械方面很有天赋的人，有很多人譬如说在科学方面要比记者聪明。因此，既然他的职责就是报道事情，那么不论他理解与否，他都应该按照采访对象告诉他的那样准确地报道出来。对于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报道也一样。记者大都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不太熟悉国际贸易方面的复杂业务，但他们基本上能够按照采访对象所说的意思进行较为准确的报道。但一旦涉及科学问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会拍拍我的头，向愚钝的我解释道，老百姓脑子慢，很难明白你说的这些，因为他自己，笨脑瓜一个，无法理解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能够理解这些东西的。不是每个看报的人都必须读懂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有些人对科学不感兴趣，但有些人感兴趣。至少他们能搞懂那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发现重达7吨的机器弄出了一种原子子弹。我读不下去这样的文章。我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重达7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器。现在基本粒子多达62种，我想知道这种原子子弹是用哪种粒子制造的。

这种统计抽样的做法，以及用这种方法来确定人的属性的做法问题的确非常严重。这种方法应得到充分利用，但对它的使用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它可以用于人事上（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也可以用于婚姻咨询，凡此等等。但它被用来决定人们是否能够上大学，我就不赞成，关于这方面的论辩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有谁决定上加州理工学院，可以来找我讨论这些问题。在我给出这些论据之后，有机会我会回来告诉你们有关的结果。但是大学录取工作除了有抽样方面的困难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只用可以定量衡量的数据作为取舍依据。就是说，人的精神，他感知事物的方式，很难得到衡量。有种倾向是通过面试来设法矫正单纯考试带来的偏差。这当然很好，但多考几次要更容易些，因此人们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面试上，结果是只有那些可以定量衡量的东西，其实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定量衡量的东西，才会被考虑，很多好东西则被排斥在外，很多人才就这样被错过了。所以这种事情做起来是有风险的，必须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查。像经常出现在杂志上的有关婚姻问题的测试，“你和你丈夫相处得怎样？”等等，都是无稽之谈。那上面通常会说：“这项测试已经有一千对夫妇做过。”然后你会被告知人家是如何回答的，你再对比你是如何回答的，就可以知道你的婚姻是不是幸福美满。做这种问卷调查，你要做的是下列这些事情。你整理出一堆问题，诸如：“你让他在床上吃早餐吗？”等等，然后将这问卷发给1000对夫妇作答。同时你有一个与问卷调查独立无关的办法来探知答卷者的婚姻是否幸福美满，譬如直接问他们，或其他方式等。不过这都没关系。即使问卷设计得非常完美，也没什么区别。这不是问题之所在。然后你这么做：你观察所有那些洋溢着幸福的夫妇——看他们是如何回答在床上吃早餐的，他们是如何对这个或那个问题作答的。你看到了吧，这同小鼠走迷宫向左转向右转完全一样。他们已经根据一个样本确定了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做事地道，那么接下去该做的就是用设计好的问卷再做同样的测试，现在他们已知道如何评分。这样答题给5分，那样答题给10分，其依据就是那一千对夫妇的答卷，如果他们很快乐，就得高分；不快乐就得低分。但现在是对这一测试再行测试。他们不能使用原先用来确定得分的样本。那样的话就又回去了。他们必须独立地另找1000对夫妇再行测试，看看是不是幸福的都得高分，不美满的都得低分。但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是那样太麻烦，他们没有时间；再者他们试过几次，发现这种测试不十分有效。

现在看看世界上所有这些不科学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所带来的麻烦，我认为其中有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思考上有多么困难，而只是由于缺乏信息。特别是占星术，信的人有很多，毫无疑问，在座的一定也有不少。星相师说，有些日子去看牙医要比其他日子好。如果你生在某一天的某个时辰，那么你在某某天坐飞机就更安全。这些都可以按星相位置采用一定法则计算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非常有趣的。卖保险的对此最有兴趣了：他们可以按照占星术规则来改变投保人的保险费率，因为这些人在这些天里坐飞机安全性更高。但星相师从来没有检验过那些不该在那天登机的人登机的结果是否挺糟糕。哪天是做生意的好日子哪天不是这种问题从没有被真正搞清楚过。那占星术到底有没有用呢？

也许它的确是真的，是的。但另一方面，有数不尽的信息表明它不正确。因为关于如何工作有效率，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恒星怎么回事，你看到的行星又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让它们不停地转呀转，两千年后它们会在什么地方，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完全清楚。我们没有必要抬头看看才知道它们在哪里。而另一方面，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读读不同星相家编的书，你会发现它们彼此矛盾，这时你怎么办？最好就是不相信它。那一套东西根本就没有证据，纯粹是无稽之谈。你之所以会相信这些事情的唯一原因就是普遍缺乏关于星星和世界以及其他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东西的信息。如果这种现象存在，那它就会是极其显著的，会在所有其他现象面前表现出来。除非有人能用真实实验向你证明，能将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拢在一块做一次检测，如此等等，否则就没理由非要听他们摆布。顺便说一句，这种测试早在科学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那是相当有趣的。我发现在早年间，譬如发现氧气等的那个年代，人们就曾提出这类实验来试图找出答案，例如传教士是否——这听起来很蠢，那是因为你害怕对它进行测试——像传教士这样经常祈祷的好人是否会比其他人更少遇到海难。因此传教士要到遥远的国家去传教前，他们都会查阅资料看看传教士是否会比其他人更少遇到海难，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区别。由此许多人不相信这有什么差别。

还有，如果你打开收音机——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如何，想必应该是相同的吧——加州的情形是你听得到各种借助信仰来治病的医生的宣讲。我在电视上见过他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这又是一个荒谬可笑的命题耗费了我不少精力。事实上，所谓受人尊崇的整个宗教教派，即所谓基督教科学教派，正是以通过信仰来为人治病为基础的。如果这真的有效，它可能早就确立了，用不着通过个别人的趣闻轶事来宣讲，而是通过仔细的检查，通过技术上好的临床疗法，就像治疗疾病的其他方法一样。如果你相信这种信仰疗法，你很可能就不会采用其他方式来治病。这可能会耽误你早点去看医生。有些人信得还挺深，那就会耽误更长的时间才去看医生。信仰疗法有可能不是那么有效。还可能是——我们不能肯定——它根本就无效。因此相信信仰疗法很可能会带来危险，这不是闹着玩的，它可不像喜欢占星术那样无伤大雅，你相信只能在某些日子做某些事情仅仅只是带来一些不方便。最好是调查一下，我想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权知道——相信基督的治病能力到底是使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还是有助于病情好转；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带来更多的疗效还是更多的伤害。这两方面都是可能的，但需要调查。我们不应该没有调查就让相信它的人受到蒙骗。

广播里不仅有通过信仰治病的医生，还有教会播音员用圣经来预言各种将要发生的现象。我好奇地听到过有个人在梦中见到了上帝，并收到了给他那片教区信众的各种专门信息，等等，唉，这不科学的年代……对这种事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很快证明那是有病。我想它只能属于那种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缺乏基本了解，他们不了解这个世界是多么精致，像他们所讲的那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多么微小。当然，在没有更仔细的调查之前我不能否定那些东西。也许有某种方法能够不断追问他们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并能够记住他们错了。无论如何，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您可能会因此捂紧钱袋不去送上太多的钱。

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完全是因极其愚蠢而产生的现象是你没法搞定的。我们都做过蠢事，我们知道特别有些人做的蠢事更多点，但要试图证明谁做得最多是没用的。有过通过政府法令来保护这种愚蠢行径的，但不会百分之百地保护得到。

例如，我曾为了买地到过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卖土地是要推动将这片土地建成一个新的城市。这很令人激动，很了不起的。你一定得去看看。试想你站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荒原上，地面上插着旗帜，上面写着地段编号，旁边竖着有街道名字的牌子，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你驾车驶过荒地找到第四街标号为369的地段，这就是你的地盘了，你会怎样想？你站在那里，踢着脚下的沙粒，一边与销售人员谈论着为什么买街角的位置合算，这里车道有多方便，哪边都可以进出。糟糕的是，你信不信吧，你发现自己已经转到讨论海滨俱乐部上去了，它该在哪一片海滩，入会需要什么样的规则，你可以带多少朋友前来，等等。我敢肯定当时我一下子就陷进去了。

因此到了你想买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州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要为您提供帮助。他们印制了专门的说明书供你阅读，卖地的推销员会说，这是明文规定，我们必须给你这个供阅读。他们给你看说明，上面说，这里的地产交易与加州其他地方的做法无甚区别，等等。但在其他事项里我了解到，虽然他们希望能有5万人来这里住，但水源严重不足，缺口是多少我不好说，否则会被控涉嫌诽谤，但确实相差很多——确切的我记不得了——大概仅够5000人左右吧。当然这之前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告诉我们说他们刚刚在远处另一地点发现了水源，正在用泵将水引过来。当我问起这事时，他们非常小心地向我解释说，这个水源是刚刚发现，还没来得及印上州政府颁布的小册子里。呜呼。

我再讲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在大西洋城，我进了一家商店。里头有很多座位，人们正坐在那里听一个人讲话。他非常有趣，知道很多有关食品的事情，他正在谈论营养和其他什么事情。我记得他讲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甚至蠕虫都不吃精白面粉。”诸如此类。他讲得很好，也非常有趣。这都是对的——也许关于蠕虫的部分讲的不是很对，但谈到蛋白质等部分都很对。接着他描述了联邦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解释了这项法案是如何保护你的。他解释说，自称是好的保健食品的每一种产品都有助于你补充矿物质和这样或那样的营养，这些瓶子上都会有标签，告诉你它的成分、它的作用，所有说到的好处都会明确标出，因此，如果这里头有错，将会怎样怎样。他向听众说明了一切。我心里想：“他这样怎么赚钱呀？”接着他就拿出了瓶子。终于清楚了，原来他是卖这种特效保健食品的，东西当然放在一个棕色瓶里。说来也巧，他初来乍到，匆忙之间还没有来得及把标签贴上。这边是要贴到瓶子上去的标签，那边是瓶子，他急着卖药，于是一边给你瓶子，一边递给你标签让你自己贴上去。这家伙真是勇气可嘉。他先给你解释怎么做，担心什么，然后就现身说法这么做给你看。

我发现上一场演讲就有点与此类似。我指的是为我安排的第二场丹茨演讲。那场演讲一开始我就指出很多事情完全是不科学的，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特别是政治上的事情。我说到两个国家——苏俄和美国——在互相争斗。经过一通神秘戏法，我们成了好人，他们成了坏人。然而在开始时，没有任何办法能决定哪个好哪个不好。事实上，这正是那一讲的重点。只不过我玩弄了点手段，从不确定中弄出某种相对确定性来。我刚刚跟你讲了瓶子和标签的事儿，然后我就走向另一端，将标签贴在了我的瓶子上。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你必须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一旦我们不能确定一件事，那么我们感到不确定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不确定的了。有人说“不，也许我敢肯定。”而事实上，我在那一讲里摆的噱头，也就是整个事情的薄弱点，是这样的，本来需要进一步阐发和研究的事情却变成了这样：我慷慨激昂地呼吁大家注意我的观点，譬如说最好有开放的渠道，不确定性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允许我们去发现新事物，而不是选择我们现在给出的解决方案——选择一个解决方案，无论现在怎样选，比起我们等待事情有点眉目了再来确定的方案，肯定要差得多。而这正是我做出的选择，而且我不能确定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看到吧，现在我已经把权威给破了。

这些问题都与缺乏相关的信息有关。但还有些现象，特别是在缺乏信息方面，我相信，要比占星术更为严重。

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调研了我住的城市的购物中心的一些事情。有这么一家店，门前挂着旗子。店名叫美国主义中心，奥塔迪纳美国主义中心。于是我走进美国主义中心想看看它是干什么的。原来这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门外贴有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等文件，还有一封信，内容是解释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人权，等等，其行事都按照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等原则。情形大致如此。他们做的工作纯粹是教育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有关如何提高公民意识等的书供人们选购，除此之外也有其他书籍，譬如国会记录、国会调查等小册子，那些正在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就可以读到这些。他们还有晚间活动的学习小组，等等。由于我也关注人权问题，于是我问道，我有一事不是很了解，我想问问这里有没有关于南部各州黑人的投票自由问题的书。没问题，有的，在那儿。随后就出现了一件事，我在拐角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根据牛津城教父写就的密西西比掌故，另一本是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全美有色人种和共产主义促进协会”的字样。

因为我想对此做些比较详细的了解，看看到底会发现什么，于是就跟女店员交谈起来。她解释了很多其他事情（我们谈了很多事情——气氛非常友好，你听了会感到惊奇），她说她不是伯奇协会3的成员，但知道一些有关伯奇协会的事情，看过一些这方面的电影，等等，因此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东西。她说如果你加入伯奇协会，你就不会置身事外了。至少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你可以不参加进来，这是韦尔奇先生说的，是伯奇协会的入会方式。如果你相信这个你就该加入；如果你不相信这个，那么你不应该加入。这听起来就像共产党。在他们没有掌权时一切说得都非常好。但一旦有了权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试图向她解释，这不是我们谈论的那种自由，在任何组织中，应该允许存在讨论的可能性。作壁上观是一门艺术，而且做起来挺困难；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走向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行动起来是不是就一定比作壁上观更好？不一定吧。如果你还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盲目行动只会更糟。

于是我在那里买了两件东西，随便挑的。一件是《丹·斯穆特报告》4——名字不错——谈的是宪法和我将要展开的一般性概念：原版宪法就很好，后来所有的修正案都是错的。原教旨主义不只是表现在对圣经的态度里，也表现在对宪法的态度里。接着书中按国会议员的投票以及他们投的是什么票对议员进行了评级。在解释了他们的想法之后，书中非常明确地说道：“下面按照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在支持还是反对宪法的表决时的投票对他们做一个评级。”我要提醒你，这些评级并不只是一种意见，而是基于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投票记录。事实，不掺和任何意见，只凭表决纪录。当然，每一项不是支持就是反对宪法。譬如医疗保险自然就是反对宪法啦，等等。我要说明的是，他们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根据宪法，投票是不言而喻的。但宪法没有假定事前自动认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否则就不用麻烦成立议会来进行投票了。只要你有投票，那么投票的目的就只是试图让你下决心决定走哪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确定会得到什么结果。因为那样就违反了宪法本身的原则。

伯奇协会开始时不错，有善、有爱、有基督，等等，它这么发展着直到遇到了可怕的敌人。然后它就忘记了原先的宗旨，整个倒了个个儿变得与初衷截然相反。我相信刚开始时那些行善友爱的人们，特别是奥塔迪纳的女志愿者，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对它好的地方、宣传宪法等有所了解才加入进来的，但在这个组织里他们被引入歧途了。具体如何我不太了解，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我也不确切知道。

我又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搞清楚了这个学习小组到底是干什么的了。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做什么的。他们给了我一些文件。房间里有很多椅子。他们向我解释道，是的，当晚他们是有个小组活动。他们给了我一件东西，上面描述了他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我记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它与S.P.X.研究协会有关。1943年，S.P.X.研究协会——果然是……好吧，我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的——应运而生，它是美国军方现役情报人员针对苏俄启用长期休眠的第十作战原则而成立的。瘫痪、找茬、休眠，神秘，让人觉得可怕。自有罗马军团以来，执行军事命令的神秘人物都曾有过各种作战原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这是第十条。我们不知道第七条是说什么来着。存在长期休眠的作战原则这种设想，何况还是第十条作战原则，是极其荒谬的。那么什么是瘫痪原则呢？他们怎么运用这一概念呢？这就要说到幽灵（boogieman）。你知道什么叫幽灵吗？你可以这么来考虑，这个教育项目就忙于这些事情：任何领域——农业、艺术、文化交流、科学、教育、新闻媒体、金融、经济、政府部门、劳动力市场、法律、医药、军队和宗教，这是最敏感的领域——都有可能被苏俄人用来瘫痪美国的抵抗意志。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部开放的机器，任何持不同政见者都可以被指控为受到第十条作战原则的神秘力量的影响而处于精神瘫痪状态。

这是一种类似于偏执狂的现象。你不可能驳倒第十原则。唯一可能的是你有一定的思维平衡能力，对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懂得那种认为最高法院——这一沦为“征服全球的工具”——已经瘫痪的想法是一种思维失控的表现。你看这会变得多么可怕！一个又一个这种虚构的存在可怕力量的例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种活动能量的可怕。

这种事情说明了什么叫偏执狂。一个女人变得神经兮兮，她开始怀疑她丈夫正试图找她麻烦。譬如她不喜欢他进屋。但他还是想方设法要进屋，这正好说明他正在找她的麻烦。他找朋友来说服她。她知道这是个朋友，但她内心却偏激地认为这不过是进一步说明了他的可怕企图，只会强化她脑海里的惊恐。邻居们过来调解，劝了好一阵子，但没效，只好各自回去了。丈夫的那个朋友跑到邻居家想请他们再努努力。但他们都厌倦了。但她觉得他们会告诉她的丈夫她曾说过的所有可怕的事。哦，亲爱的，她怎么说的？他会利用他们来对付她。她打电话给警察局。她说，“我好害怕。”现在她把自己锁在房子里。她说，“我好怕。有人试图闯进屋子里来。”警察来了，想和她谈谈，他们认为没有人想闯进她的屋子。他们要回去了。这时她想起来她丈夫是这座城市里的重要人物。她记得他在警察局里有朋友。警察局也是这一阴谋的一部分。她的猜想再次得到了证实。她从窗口看出去，看到对面有人在一个邻居家串门。他们在说什么？她看到后院有什么东西在动。他们在用望远镜监视她！事后证明那只是一些小孩在后院里用木棍耍着玩。她就这样不停地胡思乱想，直到把所有人都牵扯进来。她想起来了，她叫的那位律师曾是她丈夫的一个朋友的律师。那个一直在劝她到医院做检查的医生明显站在她丈夫一边。

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保持一定的心理平衡，认识到不可能整个城市都跟她作对，不可能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她丈夫的无助，人人都在忙着这件事，他们抱成团，所有邻居、每个人都恨她。这就过分了。但你怎么向一个不明事理的人解释这一切？

S. P.X.研究协会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分寸感，相信存在苏俄第十作战原则这样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形我认为要战胜对手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说得对。像我那位卖药丸让你自己贴标签的朋友那样，苏俄人的确非常非常天才和聪明。他们甚至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对我们做什么。你看，这些人，这些研究协会实际上正在步苏俄人的后尘使用这种瘫痪方法。他们希望我们做的就是对最高法院失去信心，对农业部、对科学家和对在各方面帮助我们的所有人失去信心。在所有方面失去信心。这就是那些已经加入并希望人人都加入自由运动的人所采取的方法。他们打着宪法的旗帜投机钻营，他们正在变得无处不在，他们正在使我们的国家变得瘫痪。证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S.P.X.研究协会有合法的手续，作为针对第十作战原则的美国主要权威机构在美国法庭上宣过誓。他们从哪儿得到信息？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从苏俄人那儿。

这种妄想症，这种现象——我不应该称之为偏执狂，我不是医生，我不懂——但这种现象非常可怕，它造成了人类和个人极其严重的不安宁。

同样的例子还有著名的犹太教长老议定书。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它可能是犹太老人与犹太教长老自发聚在一起炮制的一个统治世界的计划。国际银行家，听到了吧，国际的……多么庞大的一部机器！就是妄想得过头了。但它又没有过得太多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它，它还曾是反犹太主义势力发展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在许多方面，我所要求的只是保持一种基本的坦诚。我认为，我们在政治问题上应该有更谦卑的诚实。我认为那样我们会更加自由。

我要说人都是不老实的，科学家也一样不老实。这是没办法的事，没有人诚实可靠，科学家也不可靠。但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可靠的，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这里说的老实可靠不是说你只能说那些真实的东西，而是指你弄清楚了整个局面。您能为那些聪明人提供他们下决心时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例如，在核试验方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赞成核试验还是反对核试验。这两方面都可以列出各种理由。它造成放射性，具有危险性，而且还会将我们拖入战争。但你进行核试验到底是使战争的可能性增大了呢还是减小了，我不知道。到底是备战能制止战争还是不备战能制止战争，我不知道。因此我对哪一方都不发表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坦诚告白。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到底存不存在放射性带来的危险。在我看来，核试验最大的危险和最大的问题是其对未来的影响。核战争造成的死亡和放射性要比核试验大很多倍。它对未来的影响也要比现在产生的少量的放射性远远重要得多。但多少才算是少量放射性呢？有放射性总是不好的。没人知道一般放射性的正面效果。因此，如果你增加了大气中的放射性水平，那你就是在生产不好的东西。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核试验是在制造不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你就有权利并且应指出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这件事情是可以量化的。问题是多少才算是不利？您可以玩游戏，显示在未来两千年里你将杀死一千万人。如果我在汽车前面走，我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孩子。你也可以通过某种算法算出我会在今后一万年里杀死一万人。问题是这种作用有多大？上一次……（我真希望——我本该检查一下这些数字，让我换一种说法。）下一次你听演讲时，可以提问我要告诉你的下面这些问题。因为我上次听演讲时问了些问题，我能记住演讲者的回答。但我最近没有检查这些数字，所以我拿不出任何数字，但我至少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不同地域的放射性变化上看，放射性的增幅到底有多大？木质结构建筑的背景辐射量和砖石结构建筑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木材的放射性要比砖石小得多。

当时我问的问题的答案是，核试验引起的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变化要小于砖结构建筑与木结构建筑背景辐射量之间的变化。而且海平面的放射性强度与5000英尺高大气中的放射性强度之间的差别更是要比原子弹核爆试验所产生的额外放射性至少大上100倍。

现在我要说，如果一个人是绝对诚实并希望保护民众免受辐射伤害（这正是我们的科学家朋友经常说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他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上述最大数字方面，而不是最小数字方面。他应当指出，生活在丹佛城里所吸收的放射性是如此严重，是核爆背景辐射的100倍，因此所有丹佛人都应该转移到低海拔地区。其实实际情形——如果你住在丹佛，不必害怕——并不严重，没有多大差异。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影响。我相信核爆带来的影响要比不同地域海拔高度差带来的影响还要小，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我请你们提问以便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是：是否就因为放射性的缘故，你会像设法阻止核试验那样十分小心地不走进红砖建筑物？当然，从政治上考虑，反对核试验还可以有许多很好的理由。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科学的事情上，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多地与政府打交道，在各方面也越来越缺乏老实态度，特别是在对不同行星的探险和各种空间探险活动的报告和描述中缺乏这种诚实的态度。举一个例子，我们不妨以探测金星的水手二号探测器为例。5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人类已经能够从地球上将一个东西发送到4000万英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而且离它是那么近，可以在2万英里之外得到它的图像。这种兴奋让我难以言表，真是太有趣了。我已经超时了。

在这次探测期间发生的故事也同样有意思，令人兴奋。先是机器出了故障。地面控制人员不得不将所有仪器关闭一段时间，因为太阳能电池板不能正常工作，整个卫星有可能失去控制。后来太阳能电池恢复正常，又能够继续供电了。接着又出现探测器过热问题。不是这个出点毛病就是那个不正常，然后又恢复工作。新探险所遇到的所有事故和兴奋都尝遍了，就像哥伦布或麦哲伦环球航行，遇到过哗变，遇到过各种麻烦，还发生过海难，不一而足。这次探测确实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例如，当出现过热时，有人写文章说，“这是过热现象，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学习。”我们能学到什么？如果你对此懂点，你就会知道你学不到任何东西。你把卫星发射到近地轨道上，你知道它从太阳那里能接收多少辐射……我们知道这一点。当卫星飞临金星时又得接受到多少辐射呢？这都有绝对精确的定律可依，这就是著名的平方反比律。你离得越近，光线就越强。这很容易。因此，为了调节温度需要在星体上漆上多大的黑白比例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

我们唯一学到的是，它出现过热，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整个发射工作太过匆忙，一直忙到发射前的最后一分钟；内部仪器老在改，结果探测器内部集聚了过多的热，超出了原设计所容许的范围。因此，我们学到的不是科学的收获。而是在这些事情上要学得仔细一点，不要这么匆忙，到最后一分钟心里还老想着调整。也是奇迹使然，探测器飞临金星时，所有仪器基本上都正常了。按原计划，探测器应当在绕金星做轨道运动时飞临金星21次，拍摄下如同电视画面那样的图像。实际只成功了3次。这已经很好了，堪称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哥伦布曾说过，他做环球航行是为了黄金和香料。但他没找到黄金，找到的香料也很少。但这次发射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原本希望水手能够传回重要的科学信息，结果并没有，我告诉你没有。过会儿我再来纠正这种说法。实际上它近乎没有。但它是一个了不起的、令人兴奋的经验，而且对未来会有更多的影响。他们在文章里说，从对金星的观察来看，云层之下的表面温度高达800摄氏度。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今天，我们用帕洛玛望远镜在地球上就可以测得金星的这一温度，现在不过是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何等的聪明！同一信息在地球上观察就可以获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这方面的资料。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很漂亮的金星地图，上面有表示不同地区的冷热和不同温度的等温线，非常详细，就是从地球上得到的，不是仅有3块带高低示性的区域而已。这次飞行有一件斩获值得指出——金星与地球不同，周围没有磁场——这一信息是地球上不可能得到的。

在从这里到金星的途中还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信息。应当指出，如果你不是要发射探测器到一个行星上去，你就不必在其中安装额外的校正装置，不用加装额外的火箭来重新驾驶它。你只管把它发射出去就完了。你可以安装更多的仪器，更好的仪器，对探测器内部空间利用进行更精心的设计。如果你真的想在地球与其他行星之间的空间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的话，你不必花力气奔着金星去。如果最重要的信息来自行星际空间，而我们又希望得到这样的信息，那么就让我们再发送一个卫星上去，它没有必要飞向某个行星，也没必要加装与此相关的各种复杂设备。

另一个是徘徊者号探月卫星项目6。我生病了，当我在报章上读到前后5次发射结果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时，我真是非常的难受。每一次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却不继续沿该方向走下去。我们得到的教训非常多。这次是有人忘记了关闭阀门，下一次则是有人让沙子跑进了仪器。有些时候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只知道问题出在我们的工业界、我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身上。计划失败了，而且失败了这么多次，没有一个合理、简单的解释。就我所知，我们完全不必出现这么多次失败。这一定是在组织上、在行政上、在工程上或在这些仪器的制造等环节上出了什么问题。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知道我们一直在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顺便说一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到月球上去？因为这是科学上的一次伟大的探险。顺带指出，它也是一项技术开发工作。你必须制造出登月用的所有这些仪器——火箭等——因此技术开发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登月还使科学家感到高兴。如果科学家们高兴了，也许便会弄出些军事上有用的东西来。另一种可能是直接将太空技术军事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但事实证明是存在这种使用可能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将登月用的长程运载技术继续朝着军事方面发展，也许有助于遏制苏俄将某些我们尚未掌握的技术转为军事用途，从而建立起间接的军事优势。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制造出更大的火箭，那么你可以直接用它们从地球这边打到地球那边而不必登月。另一个好的理由是宣传上的。让对手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已经让我们在世界面前丢了脸。正好我们可以就此将脸面找回来。所有这些理由单独来看都不足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登月。但我相信，如果把所有这些理由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一些我没想到的原因，理由就充分了。

嗯，我算打中要害了。

我想谈谈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获得新想法。这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了。你如何获得新想法呢？通常你会通过类比，但我要说用类比会使你经常犯大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在那些不科学的年代，看看都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是否有同样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在哪里？我想这么做一定挺有趣。首先，我们拿巫医开刀。巫医说他知道如何治病。病因是你体内有魂灵正在试图跑出来。你必须用鸡蛋将它们驱除出来，等等。他们将蛇皮披在病人身上，再从树皮里取些个奎宁。奎宁起效了。但他不知道他用的是错误的理论来解释。如果我在部落里正好有病，我去看巫医。他对此道知道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我总想告诉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某一天，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调查事情真相，并摆脱他的那些复杂概念的时候，他们将学到很多更好的办法。当今谁是巫医？自然是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果你看看他们在极短时间里发展起来的那些复杂概念，再比较一下任何其他科学领域里从一个概念发展到下一个概念要经过的漫长时间，你就会明白精神分析和心理学是怎么回事。试想所有那些结构、发明和复杂的事情，本我与自我，张力和应力，推和拉，等等，我告诉你，它们不可能一股脑地全出现在那里。没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炮制出这么多的新概念来。不过我提醒你，如果你身在其中，除了接受还真没法可想。

现在我可以来点更有意思的，是专门讲给你们大学的学生听的。我曾认为，在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对科学是有贡献的。他们自己做过一点科学研究，这不容否认。但他们写了很多关于前人的评论，写了很多评论这些评论的评论，彼此之间你写我我写你，不断地写这些评论。写评论是文化人的一种病态。传统是很重要的。但新思路、新的可能性的自由发挥则在“已有方法要比我能够想得出来的更好”的口实下被否定掉了。我没有权力改变这一切，无权发明任何东西或思考什么事情。那么，今天的这种人则是你的英语教授。他们沉浸在传统之中，他们写评论。当然，他们也教我们或我们中一些人的英语。这是类比不起作用的地方。

现在，如果我们在这里继续运用类比，我们看到，如果他们有更富启迪的世界观，那么就会出现许多有趣的问题。譬如说，现在有多少种词类？咱们要不要再发明一种词类？噢——我不应乱说！

那么词汇又当如何呢？我们的单词是不是太多了？不，不，我们需要用词来表达思想。那么我们的词汇是不是太少了？不，机缘凑巧，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恰好发展出了一种完美的构词法。

现在，让我在较低水平上问这个问题。这就是，你总听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约翰尼不会识读？”答案是，因为拼写。两千年前，甚至更早的三四千年前，腓尼基人已能够从他们的语言中整理出一套描述声音的符号系统。它非常简单。每种读音对应于一个符号，每一个符号对应于一种读音。所以你看到符号就能知道它怎么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在这之后，事情有了变化，英语变得失控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拼写？如果不是英语教授做这事还有谁能做？如果英语教授会向我抱怨说，来上大学的学生经过这么多年学习还不能拼写“friend”，我会对他们说，问题出在你拼写“friend”的方式上。

此外，如果他们想辩解，也许会这么说，这是一个事关语言风格和美感的问题，如果创造新词和新的词类，这种风格和美感就可能遭到破坏。但他们解释不了拼词与风格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根本就与什么艺术形式或文学形式无关，只有拼字游戏是唯一的例外，其中拼写会造成风格的差异。即使是拼字游戏，也可使用不同的拼写。如果英语教授不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给他们两年时间还一点动静都没有——请不要发明三种拼写方式，一种就好，大家都习惯了——如果我们等了两三年还没有任何反应，那么我们就要去问问语言学家了，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您知道吗？他们可以用字母写出任何一种语言，这样当你听到它时，你就可以知道它在另一种语言里是如何发声的。这真的很有意思。因此，单就英语来说，他们应该能够搞定。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留给他们。业已证明，用类推来争辩存在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指出这些危险。但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了，所以我把指出类推引起的推理错误留给你的英语教授去处理。

有很多东西，正面的东西，是科学的推理起作用的，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前面我挑出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想让你们知道我赞赏积极的东西。（我也明白我说的太长了，所以我这里只能提及一下这些东西。但这样显得正负不成比例了。我真想多花些时间。）有许多事情，理性的人们正通过很有道理的方法在非常努力地进行着。但还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例如，人们已安排好交通系统，交通路况的安排在其他城市一样会奏效。刑事侦破在如何获取证据、如何判断证据、在证据面前如何控制自己情绪等方面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在考虑人类的进步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技术性发明方面，对那些数量巨大且相当重要的非技术性发明也不能忽视。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发明了支票、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国际金融安排等更是了不起的发明。它们是绝对必要的，代表了一种伟大的进步。再譬如会计系统。商业会计就是一种科学的过程——我是说也许它不属于科学，但却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法律制度也已逐步发展起来。我们有了陪审团和法官制度。当然，其中还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以改进，但这不妨碍我对它表示钦佩。政府机构的发展也已进行多年，在某些国家，大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采用的方法有些我们可以理解，有些还不能。我要向你提到一件事，它一直让我搞不懂，这就是政府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问题。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遇到的麻烦便是强大的军队试图控制政府。不掌握军权的人可以控制掌握军权的人，这很神奇，是不是？罗马帝国遇到的困难也正是这一点：禁卫军比议院更强大。而且这个问题似乎没法解决。然而在我们国家，我们有一套约束军队的纪律，使得他们永远不能试图直接控制议会。人们取笑军方高级将领，随时拿他们开涮。无论有多少事情让他们如鲠在喉，我们这些平民仍能够控制军队！我想是军队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美国政府中的位置，这一点正是我们的一项伟大遗产，是我们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之一。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对他们如此苛责，除非他们不耐烦，要摆脱自我施加的纪律。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军方像其他任何方面一样也有很多缺点。他们处理安德森先生（我觉得是这个名字，就是那个谋杀同胞的人）的方式就是一例。如果让他们接管权力，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我想谈谈力学的未来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我们实现了聚变控制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摆脱了能源危机。在不久的将来，生物学的发展将会带来前所未见的问题。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将会引起各种非常令人兴奋的问题。我没时间讨论这些了，因此只能请你们有时间去读读赫胥黎的书《美丽新世界》，那里面给出了未来生物学可能会带来的种种问题。

关于未来，有一件事情我很看好。那就是很多事情都趋势向好。首先，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彼此倾听，相互交流，即使它们也想塞耳不闻。各种观点流行，因此很难将不同观点拒之门外。并且，苏俄人压制像纳霍廖索夫这样的人而引发的麻烦正是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发展的方向。

还有一点我想花一点时间说得清楚点：正如我前面所说，道德价值和伦理判断的问题不是通过科学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对此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而，我看到一种可能性。可能还存在其他可能性，但我只看到一种可能性。你看，我们需要某种机制，就像先做观察再来相信它那样的机制，用来作为道德价值的取舍方案。在伽利略时代，关于是什么让一个物体落下去曾引起很大争论，对介质、推力和拉力等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伽利略的做法是，撇开各种争论不管，只确定物体是否下落，下落得有多快，只描述过程，由此赢得了所有人的共识。继续沿这个取得所有人共识的方向研究下去，尽可能不理会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用什么理论来做解释。然后慢慢地，随着经验的积累，你会发现这背后也许存在令人比较满意的其他理论。在科学发展的早期，激烈的争论不一而足，例如关于光的争论。牛顿通过一些实验证明，光束被分开，而且用棱镜分开的光束永远不会再次分离。他为什么要与胡克争辩呢？那是因为当时有一套光的理论。他不是争辩这种现象是否正确。胡克拿起棱镜一看，便明白这是事实。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有就道德问题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和类比工作）。对后果达成共识，在最终结果上达成一致，暂不问原因，不问我们是否应该做，我相信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基督教初期也存在争论，例如当时就争论过耶稣的身体是用类似于上帝的东西造的还是与上帝是同一种东西造的，译成希腊文后，这个问题变成了Homoiousions（本体相类论）和Homoousians（本体同一论）之间的争论。不要笑，有人正因此被伤害，有人声誉扫地，有人被杀，无论无非就是相同还是相似。今天，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在取得共识时别再争论为什么会取得共识的原因。

因此，我认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通谕（我读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迈向未来的一大进步。我找不到比通谕里更好的字眼来表达我对道德信念、对人类的义务和责任、一个人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的理解。也许我不同意其中对一些思想的解释，譬如它们来自上帝，等等，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我也不认为其中的一些思想是以前历届教皇思想的自然产物，透着自然和明智。我不认同，但我不会嘲笑它，也不会与它争辩。我同意教皇所代表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人民的责任和义务。我认为这篇通谕也许是新的未来的一个起点，在这样一个未来里，只要我们的最终目的一致，只关注如何采取行动，相信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必牢记着我们为什么会相信那些事情的理论。

非常感谢。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