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帮扶要力求落地与实在

口述：姜光裕

采访：黄金平　陈克涛

整理：陈克涛　黄金平

时间：2016年3月4日

自1995年到2003年，我在市政府协作办公室任职，工作主要围绕四大内容展开：一是上海与全国各地的经济合作（包括走进来，走出去）；二是领导间互访，包括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出访到全国各地，以及接待各省市的领导到上海来访；第三，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对口帮扶，形成互惠互利机制；第四，是负责上海驻外地办事机构和来沪办事机构有关事项。当时，中央提出一个战略目标叫“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繁荣”，这就是要搞对口帮扶的原因。

“自由恋爱” 与云南建立关系

1996年5月31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全国扶贫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经济较发达的9个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分别帮扶经济欠发达的10个省（自治区）的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拟由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20世纪60年代上海10万知青上山下乡到云南，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云南各条建设战线的中坚力量，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相对而言，在云南我们的人脉关系就比较多，感情上也比较亲密。所以，当时跟云南两地同时提出要求衔接对口，一省一市就这样“自由恋爱”了。说实话，从之前到现在，上海很多领导都是在云南待过或工作过的，像杨雄、姜樑、沈红光等。你到了云南就会发现到处都能碰到留下来的知青，现在云南的不少干部也是从上海去的。

1996年10月，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率上海市学习考察团赴滇，考察团由每个区委办的党、政领导120余人组成，商议并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对口帮扶、加强经济协作的会谈纪要》，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沪滇对口帮扶和经济协作的总体框架。当时，云南有16个地州，上海没有实力全部包下来，主要对口支援文山、红河、普洱三个州（市），最初上海12个区对口三个地州（市）23个贫困县，后来又加了一个迪庆。同时，我们在云南成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云南办事处。这样就开始了对口援滇工作的前奏。

互惠互利 多管齐下推进帮扶

为了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我们着重做了次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思想上重视。有一次在市委常委会上，播放了云南普洱送过来的录像片，名字叫《大山在呼唤》，主要反映了在20世纪90年代云南山区的困难情况，有的老百姓还住在山洞里，没有房子住。这个录像片的放映，让我们了解了贫困现象，引起大家重视，更加明白中央的精神。我们把录像拷贝到各个有关帮扶的区县播放，告诉大家：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但是云南的贫困地区还这么苦，我们应该出钱出力。从思想上认识到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第二，在组织上保证。我们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市协作办等委办组成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这样从设计层面上就有了牵头的单位了。然后，选派干部积极参与到对口援滇工作中去，包括金山、普陀、闸北等十几个区县，有的对文山，有的对普洱，对口地州的每个县都有我们的干部去。援滇干部成立了联络组，上海驻云南办事处的主任兼任云南省扶贫办的副主任，这样，双方的干部联起来、挂起钩来。

第三，在制度上保障。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作保障制度，两省对口合作领导每年分别举行一次联席会。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过很多次了。高层接触以后，各区县委办分层地跟下面的工业、农业、商贸、科技、旅游、环保、文化交流进行对口。

第四，在资金上确保。我们设立了对口帮扶的基金，当时市政府每年3000万元左右，逐年有所增加。据我所知，每年以8%左右的速度递增，到目前为止，有3亿多元了。上海现在对云南、西藏、新疆等地的援助，每年要30多亿元，约占财政收入0.8%左右。不同的区县也投入了不少资金帮扶，难以计数。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小额贷款，上海出资5000万元，云南出资5000万元，作为小额贷款的基本金，从资金源头确保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

第五，在规划上跟进同步。我们制定了各层面相应的发展规划，有云南省一级的，有地州一级的，有县一级的，还有乡镇、村一级的。比如省一级的，我们当时有五个干部挂职，他们是在省一级层面与上海的规划同步。地州一级的，我们设立了妇幼保健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提供了相应的远程教育等。县一级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合作项目，比如说10万亩的烟草基地、农业示范区、花卉养植中心等。到村级我们主要搞了个白玉兰温饱试点村。此外，我们还形成了沪滇《对口帮扶与经济社会协作“九五”计划纲要》，包括如何加强培训、开拓干部交流、各类展销活动，等等，并对“九五”期间沪滇对口帮扶协作确定任务表。

第六，在社会层面广泛参与。我们还发动并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对口帮扶云南建设。比如，开展扶贫帮困的送温暖活动，每年都有几百万件衣服等物资送往云南。1997年，我们办了上海名品展；1997年8月，上海市农委与云南合作在昆明办了沪滇农业示范基地，投资了1300多万元；1999年4月，云南举办花博会，上海给予全力支持，至少40%的工作由上海协作人员共同承担，像市园林局、区的园林所都提供了很多帮助。在花博会期间，我们举办了“上海周”活动，派了运动队、歌舞表演团到云南去。上海电气集团和上海汽车集团还在云南设立了销售中心。上海广电集团公司帮助云南有关州、县安装并维修电视系统。还有出于云南有丰富的野生资源的考量，组织本市有关部门开展了一批像野生水稻遗产资源保护的课题研究。两地青年们还举办了“心连心手拉手”活动，等等。

另外，我们在云南举办商品博览会，有400多家企业参与其中，展出300多个大类2万多种产品。上海也从云南当地得到了帮助。目前上海的许多鲜花都来自云南，在云南形成的花蕾苗木运送到上海就可以直接开花了，而且上海很多好吃的新鲜的有机水果，如火龙果、苹果、芒果、石榴等，都是从云南运送过来的。起初，云南是不对外开放航线的，对口合作后云南对上海航空公司开放航线。云南的烟叶一般也是不对外开放的，却批量供应上海烟草集团。同时，上海烟草集团在云南办小学、办希望工程。当然，云南的红塔山大酒店也开到了上海。云南在沪商会就有上百家企业落户上海。这都反映了沪滇双方一种良性互惠互利关系的形成，两地在想方设法增进了解，增深感情。

进村落户 因地制宜跟踪项目落地

2002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社内参《上海实行进村落户帮扶云南二十万人脱贫》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上海帮扶云南的做法、成效和经验应予重视并认真总结。之所以得到总理的批示，主要是上海的对口帮扶针对性比较强，尤其以白玉兰温饱村为例。在温饱试点村帮扶推进过程中，帮助他们解决吃水问题，安装了两立方米的水窖。一般人印象中云南不是缺水的地方，其实不然，因为它属于喀斯特地貌，存不住水，必须设立储存水的装置，而且也不能靠打井来解决，云南属于高原地区，打井60米还没有过山头，只好建造一些水窖储存水。

虽然造成贫困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真正贫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交通不发达、医疗水平欠缺以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较慢造成的信息闭塞。我们就从这些方面下手，帮助他们逐步提高。我们在每个试点村安装卫星接收器让他们可以看到电视，设立了文化站，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创办小学。

脱贫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帮扶，给你多少钱、多少衣服，只能解一时之困。特别是像云南这种气候条件非常好的地方，不像那些寒冷地区农作物很难存活，云南地区基本上是种什么长什么，但是似乎是种植规划的问题，当地人的要求不太高，追求种一次就完成任务。理应有计划、成片地开发一批产业，不能像我种两棵石榴树，你种两棵石榴树。另外，交通、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也应该到位，经营技术理念也应跟上步伐。例如，我们想在当地开发沼气资源，但他们不敢用，这就没办法实施。又如，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习惯住在山上，虽然在山上交通等各方面都不方便，但他们不愿意下山来。一方面是因为水土不服，更大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你们，自我感觉日常养条狗在身边，种点玉米作为食物，这样的生活就很好，你不用管我，我也不会管你，自由自在地每天晒晒太阳。所以，应当逐步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维层次。

我们就比较注重对当地干部的培养培训。比如，每年都会邀请云南的干部到上海来培训，50个人一批，讲一些有关互联网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容等。因为脱贫主要从脑子思路开始，再加上具体的帮扶内容，从而形成产业链。

对口帮扶云南还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市对省，上海市对云南省，一个市对整个省。像其他地方对口帮扶，都是混合性的，上海对口日喀则，北京对口拉萨等，都是混合起来对应的。所以说，整个云南脱贫效果的好坏对我们上海形象有很大影响。而且我们的项目管理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会一管到底。对于上海扶贫帮扶的推进，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坚持这样做，因为我们有担心的地方，如提供给1000万、500万的资金可能很快会用完，而且有可能体现不出真正地用到村、用到点、用到具体困难人员上面，所以，每一个项目都要跟踪实施。我们在云南有办事处和领导干部，由上海协作办牵头，负责支出资金，协作办下有两个对口处进行管理，再下一级在云南设立办事处负责管理，再到每个县都派有联络员，这样一层层地都可以清楚看到、都可以追溯。比如，建设希望小学工程，那么100个希望小学办在哪些地方、用多少资金等信息，基本上都会很清楚。而且建设进度、效果等，都会一个个村去落实查看，要保证帮扶资金用到位。企业集团的资助由它们自己来管理，例如上海烟草集团、上汽、上航、锦江、浦发银行等都会自行实施管理。

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来推进，到现在，我们投资几个亿在扩大温饱村。云南有成千上万个村，现在我们的白玉兰温饱村已经达到上千个，占了一定比例。所以说，要帮扶、要脱贫一定要落实到人、到村，这符合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心系云南 扶贫项目一定要实在

我是从工业部门出来的，工业部门最大的特点是要看到节点上，而不是想当然地把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拿出来，你说工作完成了要看完成得怎么样，你说解困了那是怎么算出来的，不是口头说解困就解困了。一直想多回去看看，但苦于没时间，最近回云南学习考察，看到了不少沪滇两地合作的新成果，也发现了两个问题，像柠檬和红豆杉，可以围绕它们做一点工作的。云南产的柠檬和上海的柠檬价格相差至少有3—4倍。他们不敢多种，种多了不知道要卖给谁，要到哪里去做生意。那么，就需要上下串联起来，联系上海的企业去收购，并帮助出口，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再如，红豆杉，无锡的红豆集团种了很多的红豆杉，一次有机会跟他们接触，我讲，你们无锡土地这么贵，既然需要这么多红豆杉，那能不能考虑在全国建立一些基地，看看在云南瑞丽有没有这种可能。红豆杉本来就是出在云南的，但就是要有产业集团定期来收购树枝、树皮等。

我一直坚信，如果做不了事情就不要瞎做。比如，想在云南建个厂，要考虑是否有经济效益，建厂就要考虑生产、销售、市场、配套等环节。如果当地有矿产原料，我们可以建原料基地，但如果没有原料基地而去建厂，这是不可以的，更是不现实的。所以，云南的帮扶目前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方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实实在在帮他们做好其能做好的事情。我们把好的做法逐步渗透过去，把优秀企业介绍过去同他们经济合作，这样比较实在。

我参与实施这些项目用了10年，现在又过去了10年，大家做得越来越好了。如果总结的话，当时我们的工作有这么几个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还要同步发展，带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旅游等各方面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在云南的对口帮扶与经济合作已经实施20年了，我相信，接下来的20年肯定会比之前发展得更好。

林湘，1961年7月生。2005年至2014年任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书记、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现任上海城投集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