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不劳而获的继承人。我还年轻，能劳动，我要把这笔遗产献给国家，为人民造福。”
1981年8月2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通讯《她为什么上交十万巨款》，报道苏州丝绸印染厂青年杜芸芸将其继承的一笔价值十万元的财产上交国库。对此，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她为了名，有人说她傻，有人对她说“生活困难了，你能不能也给我点钱”，甚至有人给她寄恐吓信。
杜芸芸坦言：“我不想当不劳而获的继承人。我还年轻，能劳动，我要把这笔遗产献给国家，为人民造福。”[4]
无独有偶，当年《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八陡公社煤矿27岁的矿工李博新经常加班，四年干了八年半的活。按矿上规定，每加一个班发八角钱，李博新说自己是义务劳动，分文不要。他利用业余时间共拣硫化铁24吨，合现金1075元，坚决不收这笔钱。“咱们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就把它献给四化建设吧！”[5]
2008年初，经历了生活困顿、内退在家的杜芸芸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说，她仍然相信，只有通过自己劳动得来的财富，用着才心里踏实。[6]
“假如你没有过高的奢望，又没有政治问题，那么你在中国的生活是很舒适的，就像生活在慢慢运行的传送带上一般，什么东西都为你准备了，你用不着担心，也没有什么压力要你匆忙行事。”
据《参考的启示》一书记载，1981年的《纽约时报》上，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记载了一位北大教授的这段话。
一位西方记者发自北京的专稿称，很多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安全保障。一名美国工程师参观南海的一处石油钻井时吃惊地发现，快到中午的时候，钻井工人竟然关掉所有机器开始例行的午睡。耐人寻味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商店都不为卖出的东西开发票，除非顾客能够拿出机关出具的介绍信。售货员们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以后把这些东西列入机关的账上去报销。[7]
“你搞这个（私营经济）有风险，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
1981年3月，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生郑炎潮完成了毕业论文初稿，论文题目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在论文中，他把雇工超过八人的个体经济定义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导师看过后却对他说，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过于敏感，与现行政策不符，也不符合马克思理论，建议把这一部分删除或修改，否则，论文答辩可能无法通过。
郑炎潮舍不得删改。
当时，虽然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人，但广东的一些个体户雇工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建议广东社科界一起来好好研究。
郑炎潮听说后，从论文中抽出论私营经济那一章，把文章寄给任仲夷。
一周后，任仲夷邀郑炎潮面谈。任仲夷对他说，“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
任仲夷还说，“你搞这个（私营经济）有风险，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不过你不要怕，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郑炎潮的论文，没有删改，顺利通过了答辩。[8]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等内容。
“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在天津大邱庄，正把一家冷轧带钢厂办得红红火火的禹作敏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他的钢厂摆明了是在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而生产出来的钢材又扰乱了计划市场。很快，县里派下来了清查组。
禹作敏对清查组十分抗拒。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禹作敏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大邱庄村民对清查组也不待见，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小伙子也来，“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9]
1993年，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的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获刑二十年。
1997年刑法修订，取消“投机倒把罪”。
“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
1981年4月，落脚在北京一个烤鸭厂里的可口可乐瓶装厂正式投产。此前的1979年底，首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到北京。
工厂建成之后，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发话：“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他要求可口可乐的合作方中粮总公司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五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1982年，《北京日报》内参《可口未必可乐》称，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撤下来了。[10]
美国人不理解：怎么卖个汽水也要闹到政治局？
“顾客就是皇帝，那共产党干啥？”
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矗立起来。
这句口号是由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提出来的。本来这句口号还有后两句：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当时有人反对：“顾客就是皇帝，那共产党干啥？在皇帝面前得叩首称臣，跪在地上。”袁庚做出了让步：“‘顾客是皇帝’可以不写进口号里，但要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口号提出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有人还给它贴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标签。还好，后来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句口号。[11]
1984年国庆的天安门广场群众游行，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通过电视和报纸传遍大江南北。
当年那块巨型标语牌，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2]
“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
1981年，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翻译有心遮掩一下，对方已经有一位懂汉语的人笑出了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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