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1980年1月24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安徽凤阳县小岗大队。头年冬天，这里的18位农民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万里见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开口就问：“可是共产党员？”严说不是。万里说了上述一段话。

万里鼓励村民们大胆尝试。他临走时，严俊昌问：“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万里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比我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16]

据严俊昌回忆，包产到户后，农民日子“好过一点，但没过多久，就开始有各种摊派收费了，当时的农村都这个样子，小岗也不例外”。

1987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到安徽调研，要看看小岗村。“县里不让温家宝到小岗村，说抽水把土路给淹了，实际上没那回事，但听说是温家宝一定要见我们，最后才用车子把我们接到镇上去了。”严俊昌回忆说，“温家宝来之前，县里就让我按他们的口径说话，我不同意，最后县里说不安排我讲话，我说那也行。我们在镇上见到温家宝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了。快散会时，温家宝点名让我讲话，我觉得讲假话对不起群众，就说了罚款摊派的事，说我们的实际收入只有1000块钱。温家宝说，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县委书记说可能是下面干的，结果那一年我们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17]

2006年，小岗村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严俊昌当上了纪念馆的名誉馆长。

如今，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大片土地被圈起来，立起了“开发区”的牌子。

“要吃米，找万里。”

当年流传全国的一句民谣。农民们真心感激能让他们吃饱饭的人。

这种自下而上的尝试，得到了高层一定程度的默许。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说：“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8]自此，坚冰打破，全国各地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与反单干

当年，当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做法得到其他省份效仿时，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也来了，不少反对者用这句话表达不满。有些省份甚至在与安徽交界的地方竖起大标语：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风。^[19]

后来，这句话有了新的版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20]

“一套房间需要八万美元建设费的重大项目，不知是哪位部长或副总理决定的？如果不向人大会报告，大家的意见又不听，还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还要人大会干什么？让他们少数几个人独裁算了。”

1980年9月6日，日本《东京新闻》以《改变模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评和要求不断提出》为题，报道了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的新风。报道称，在分组会上，一位北京代表就一家面向外国游客的在建五星级宾馆说了上述一段话。

一位吉林的代表说，各地的电子计算机有三分之一使用得不错，有三分之一“半身不遂”，有三分之一“在那里睡觉”。

在这次会议上，北京代表团的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等人提出质询，成为人大历史上首例质询案。

《东京新闻》的报道最后说，“确实不是不管什么提案都以‘热烈鼓掌’来欢迎的时代了。”^[21]

“中国人口的60%以上是年轻人，而当选为常委会委员的却没有一个年轻人。”

合众国际社1980年9月12日报道称，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一些委员对一些决议案弃权，新华社第一次报道了此类消息。

一位委员在表示弃权后，站起来说，他之所以不能支持关于政协常委会新委员的决议，是因为：中国人口的60%以上是年轻人，而当选为常委会委员的却没有一个年轻人。

这位委员发言以后，主持会议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乌兰夫问：“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人再讲话，决议被通过了。^[22]

“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接受以喜欢向各国领导人提尖锐问题知名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据《邓小平时代》一书记载，访谈中，法拉奇问到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如此回答。该书作者傅高义对此评论：“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23]

访谈中，法拉奇问：“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小平答：“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24]

访谈中有一段争论：

法：赫鲁晓夫呢？

邓：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干出过什么好事？！

法：他谴责了斯大林。

邓：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法：不是好事，是神圣的事。啊！斯大林杀害的人比整个文化革命期间加在一起死去的人还多。

邓：我根本不相信这点。根本不相信。不管怎样，这是不可能作对比的事。

法：总而言之，不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您更喜欢斯大林，而不是赫鲁晓夫。

邓：我刚才跟您说过了，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对毛主席做出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那种事！

法：如果我回答您说，在西方，人们称您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呢？

邓：（微笑）天哪，西方人想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我，但是我对赫鲁晓夫的为人了如指掌。就个人而言，我同他打了10年的交道。我可以保证，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行为。^[25]

“公民应有权在报刊上对党政领导人的讲话进行评论和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一书记载了“八二宪法”的出台背景：1980年9月10日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到10月18日，共收到群众来信207件。其中，广东黄岳衡、陕西杨华分别来信，反映自己“轻信了宪法写的罢工自由而参加了罢工，因此被劳动教养”，他们认为，既然不兑现，不如取消罢工自由的规定。广西杨春桓反映，当地海关曾扣押他投给港台报纸的稿件，认为“宪法既然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的自由就应理所当然地得到享受”。内蒙古王建彪建议：公民应有权在报刊上对党政领导人的讲话进行评论和批评，他还希望宪法规定“公民有权持不同政见”。辽宁杨旭东认为：宪法应保证政治理论的公开讨论。^[26]

“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说。

当天，《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报道了北京丰泽园饭庄年轻厨师陈爱武检举部长的事：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陈爱武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王磊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上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

王磊向中纪委作了检查。他写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的信里称，“颇受教育，也颇惭愧，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店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

《人民日报》和多家报纸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相关报道、评论和读者的讨论逐渐深入到对制度弊端的反思上。一篇报道标题是：《制度不改革，歪风难刹住》。另有报道引用上海和平饭店团委书记的观点：“为什么人人明知这个秘密，却就是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里有习惯势力的影响，但根本问题在于缺少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能不能建立弹劾制度？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的问题，报纸能不能直接加以揭露？”

有人问：“你们这样点名批评，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和来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作了回答：“的确是有背景，有来头的。这背景就是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这段摘自同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话，出现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上。

11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的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文中说：“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27]

【注释】

[1]《1980年11月19日大陆第一支时装表演队诞生》，“历史上的今天”网，http：//www.lssdjt.com/11/19/DaLuDiYiZhiShiZhuangBiaoYanDuiDanSheng.html。

[2]《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流行全纪录》，红网，http：//hn.rednet.cn/c/2 007/09/20/1326598_2.htm。

[3]《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流行全纪录》，红网，http：//hn.rednet.cn/c/2 007/09/20/1326598_2.htm。

[4]《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流行全纪录》，红网，http：//hn.rednet.cn/c/2 007/09/20/1326598_2.htm。

[5]转引自《重温改革开放的多个“第一次”》，《青岛早报》2008年11月16日。

[6]温志宏、刘梦羽、何晶、董彦：《小词大事》，《中国报道》2008年第12期。

[7]马进帅：《私营经济 从“小角色”到“生力军”》，《西部商报》2008年11月27日。

[8]沈锡权：《章华妹，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06/content_10155689.htm。

[9]王幼民：《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开张记》，《新晚报》2008年4月6日。

[10]董月玲：《肚皮改变了脑袋》，《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9日。

[11]李晓斌：《故宫、红旗车与市场经济》，博宝拍卖网，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70-1347980.shtml。

[12]《人民大会堂开放全记录》，网易，http：//news.163.com/08/1222/14/ 4TPAUO5T00011247.html。

[13]武云溥、赵岩：《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新京报》2008年11月4日。

[14]屠晨昕：《黄晓菊回忆身为“潘晓”的日子》，《钱江晚报》2008年3月27日。

[15]白桦：《很多四川人文革冒犯李井泉 至今仍称不后悔》，凤凰网历史频道，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7/03/15748135_2.shtml。

[16]韩福东、雷敏：《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4日。

[17]钱昊平：《小岗分田包产到户》，《新京报》2008年11月24日。

[18]《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10/0126/18/ 5TVOC6 VJ002544P9. html。

[19]周志坤、胡亚柱：《胡锦涛总书记的小岗之行折射农村改革方向》，《南方日报》2008年10月9日。

[20]徐一龙：《“从多子多福”到“只生一个”》，《京华时报》2008年10月27日。

[21]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国事卷10），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6 — 57页。

[22]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国事卷10），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64 — 65页。

[2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第365页。

[24]丁晓平：《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71页。

[25]《1980年：法拉奇对话邓小平》，凤凰网读书频道，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03/19/23279575_3.shtml。

[26]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59 — 360页。

[27]包丽敏：《小厨师勇批大部长》，《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