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创新的探索

当前国内综合贫困分析框架的集成创新探索大都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及现有的综合贫困分析框架(如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及社会排斥分析框架)为基础，以相关缺陷的批判为突破口，以提升解释能力和更有效地指导实践为目标，在拆解和组合的基础上加以拓展、集成和创新。这些探索大体上有如下四个方向。

(1)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向德平，陈艾，2013)。该分析框架批评现有的贫困研究大都存在“见人不见其能、见收入不见其来源”的问题，即忽视了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或生计方式的分析。相反，该分析框架认为生计方式和可行能力对于理解贫困和实施有效的减贫干预十分重要。可行能力与生计方式可以看做是硬币的两面，生计方式是人们获取生产的、生活的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方式，而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取生产的、生活的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的能力。能力是内在的，生计方式是外显的，可行能力的提高与生计方式的改善相辅相成，可行能力与生计方式的相互作用则是消除贫困的必要路径。具体地，生计资源包括直接生计资本、直接和间接生计支持系统，可行能力则涉及生活、生产和发展可行能力，生计资源在可行能力的作用下产生生计结果；在生计资源贫乏、可行能力低的情况下，要改善生计结果就必须进行结构和制度转换，转换的重点是大量供给公共产品，以改善生计资源和提高可行能力。总之，该分析框架提供了一条以生计为起点和落脚点，以能力促进为核心，以公共产品供给为重点的减贫路径，并且实现了“见人又见其能、见收入又见其来源”。

(2)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李雪萍，王蒙，2014)。该分析框架是对贫困研究的两大传统范式——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整合，同时融合了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视角的核心观点。以生计资本转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基本架构，该分析框架重点阐释个体性致贫因素与结构性致贫因素的内在关联。其基本逻辑是，微观行动层面上，个体通过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三种方式实施生计资本转换行为以实现生计资本重构和提升生计福利；宏观系统与结构层面上，相互关联的自然、市场和社会交换子系统的属性及耦合状况决定了区域交换活动的机会、制约因素等交换条件，但也受到国家制度层面“强制性制度变迁供给”的影响；微观和宏观的衔接层面上，个体以市场为载体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行为“嵌入”到区域交换系统中，个体的生计资本转换行为受到区域交换系统的制约，但也可以通过变化生计资本组合，应对生计风险或者突破区域交换系统的约束。显然，该分析框架尝试以“嵌入性”分析路径来整合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贫困研究传统。

(3)脆弱性—抗逆性分析框架(陈艾，李雪萍，2015)。该分析框架认为脆弱性和抗逆力是影响可持续生计的两个重要因素，现有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忽略了抗逆力，同时，脆弱性与生计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生计是脆弱性和贫困相互关联的中间变量，将脆弱性分析框架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加深对贫困的理解。其中，脆弱性指来自于自然、市场和社会的各种风险，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既有历史的也有未来的；抗逆力则是对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结构与过程转变”核心机制的具象化，包括个体、家庭、社区和政府的抗逆力；生计方式则是个体在脆弱性和抗逆力共同影响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种选择是个体对区域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与调适。生计方式将产生“贫困”或“富裕”两种生计输出。因而，减贫的核心任务是缓解脆弱性、提升抗逆力，途径则是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4)可持续性—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综合分析框架(唐丽霞，李小云等，2010)。与前面的三种分析框架不同，该分析框架仍只是一种设想，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身是三个独立的贫困分析框架，在贫困研究中都有较广泛的应用。然而，这三个分析框架的研究出发点、切入点和侧重点以及适用范围不同。如社会排斥分析框架从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出发分析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层面的致贫因子，侧重于弱势群体的贫困研究；脆弱性分析框架从研究对象面临的风险出发分析各种风险带来的贫困，研究对象主要为风险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则从研究对象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出发分析个人、家庭或社区层面的致贫因子。显然，这三种分析框架具有互补性，若将三者整合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将能更有效和系统地分析贫困问题。总体思路是将研究对象的资产禀赋和所面临的结构环境作为出发点，分析在来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排斥以及暴露于各种风险情境下的生计选择、实施及输出，进而全面系统地阐释研究对象的贫困状态、致贫原因及其自身应对机制，并提供有效的扶贫干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