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创新”探索

四、“方法创新”探索

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分析进而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如同琼·罗宾逊所言，理论经济学质言之是个“工具箱”。科学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若能够确立，本身就具有提供新工具之意义，不过，这不妨碍它在具体方法上也有所创新。人类文明史证明，任何学科及其方法的创新，从来离不开对本学科既成范式的扬弃或其他学科可选择范式的移植。遵循这种“路径依赖”，本分析框架目前考虑较为成熟的具体方法创新之组合至少包括总量分析新视域、制度分析新视域与复杂性演化分析。

其一，总量分析新视域(the new views of macroanalysis)。凯恩斯承马尔萨斯之衣钵，开总量分析之先河。他曾点明该方法的精髓是，总量分析的微观基础不可或缺，但不能归结为其线性叠加。只是该精髓至今似仍未为世人纯熟把握。其实，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也不乏总量辩证分析之范例，亦可作为借鉴。此外，传统上人们习惯于从“现实可能”约束条件出发进行总量分析，而忽视“不可能”的潜在约束。实际上，“不可能”的约束作用较之于“现实可能”确定得多。这是因为，总量分析无论如何不能摆脱业已发现的经济规律的制约，而依据规律所揭示的道理，其否定判断(即不可能)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譬如，“永动机是造不出来的”，“没有免费的午餐”等(在此意义上，阿罗不可能定理与热力学定律等值)，其肯定判断却往往只带有现实可能性与或然性。因此，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不能不考虑“多重不可能定律”(the law of multiple impossible)之确切的约束。该定律至少包括：资源供给无限且环境净化污染能力无限不可能；前二者有限但科学技术发展无限(问题在于，在有效的新理论发现或新技术发明之前，人类或许已经陷入灭顶之灾)不可能；可转化且能供实际使用之能量无限不可能。若可能再加上一重不可能，就是罗马俱乐部报告所说：“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要确切地预言哪一种极限会首先发生，或者其后果是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对这样一种形势有许多可以想象的和不可预见的反应。”^[18]此项附加或曰“准确预言不可能”。

其二，制度分析新视域(the new views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人们通常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诸多经济理论范式中独辟蹊径。其实，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范式在此方法上亦堪称典范。针对中国现实，就制度分析而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矛盾及其化解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在中国，就经济社会制度转型而言，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实际上被置于同一过程之中，目标之间及其与现实之间均处于冲突状态。中国的特殊现实是，一方面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同时并存，我们首要的是在追求工业文明；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参照系却不能不是现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与之比较和竞争的，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参照工业化的核心指标，还要参照现代化的核心指标^[19]来设计中国经济社会制度顺利转型的程序。实际上，这两套核心指标之间存在冲突，它们也与中国广大农村仍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的现状相冲突。因此，“工业化”与“现代化”两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冲突及其化解问题也有待于深入探讨，其中，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统领全局的综合性指标如何统驭两套指标体系的问题颇具挑战性。

其三，复杂性演化分析(the complex evolutionary analysis)。复杂系统科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现代科学新范式，已经对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演化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倘若经典科学关注的研究对象是静态的“存在”(being)，那么，复杂系统科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就是动态的存在即“生成”(becoming)，确切地说，是“演化生成”(evolutionary becoming)。如果经济学追求科学化的努力无可非议，则21世纪的经济学就不该再执迷于牛顿力学范式而转向复杂系统科学范式。复杂性乃市场经济之本质属性。人们难以否认：若市场经济是自发生成的系统，其发展趋势就是难以完全预测和驾驭的；若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系统，其本性就不会像封闭型热力学系统那样“自动趋于均衡”，其常态就是变动不居的；若市场经济是以人为主体的自组织系统，其运行就不能不受到具有迥然相异之意志、欲望和需求的人们的各种行为的干扰，也不能不受到它运行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制约，其未来就具有不确定性。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一般意义上的复杂性，又有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转型期特殊意义上的复杂性。^[20]有鉴于此，复杂性科学的诸多分析方法，尤其是与前述“多重不可能定律”相结合的不确定性分析^[21]，均有待于实际运用到经济分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