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的“权力控制说”

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12]。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也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3]显然，媒介记忆不可避免地处于各种社会权力的角逐之下，“凭借大众传媒的力量，领导人抓住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事实上，我们的‘群体雷达屏幕’（collective radar screen）所观看的内容由媒体决定”^[14]。同时，作为大众媒介的职业传播者，他们在进行记忆的选择时，“还必须关注某些商业与受众的考量，因为商业考量意在降低故事选择与生产的成本，或者增加来自受众和／或广告商的收入。而受众考量的存在则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受众规模”^[15]。权力对记忆的精心过滤和严格控制并非基于记忆本身的考量，而是基于对权力可持续性和平衡性的掌控。

1.政治权力的控制

沈国麟在《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一书中极为详细地阐述了在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力是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的。他说：“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是老练的、有经验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他们既可以利用掌握新闻源的优势，通过发布或者不发布新闻来加以控制，又可以通过和媒体寡头的关系施加影响，必要时还可以在非常时刻加以管制。”^[16]

在前苏联的体制中，政治权力直接通过审查形成“障碍”，“报纸均归国家所有，重大新闻报道要由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审定后发表，地方各级报刊的宣传口径要与中央报刊《真理报》保持一致”^[17]。在这种背景下，媒介不存在商业市场，也不必招揽广告；对受众的喜好和接受程度也持“无所谓”的态度。媒介完全沦为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工具，进而对“房间里的大象”熟视无睹，传播与记忆功能失灵，最终导致国家管理者、领导人盲目决策，给社会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

2.商业权力的控制

2013年10月，《新快报》一位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造假内幕，被长沙警方跨省刑事拘留。而《新快报》所刊发的十多篇披露中联重科的报道被证实是收人钱财、被人指使而发表的失实报道。同年，《京华时报》的“农夫山泉质量门”事件，也被认为与其竞争对手华润怡宝的幕后推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操纵和控制媒体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广告投放和商业宣传已经无形中成了媒介记忆的障碍。那些在媒体中大量投放广告的企业，无疑成为媒体的“衣食父母”，这些企业所爆出的负面新闻，媒体往往选择视而不见或网开一面。一些无良媒体在招揽广告的过程中甚至选择“胡萝卜加大棒”的内容选择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商业权力对媒体的控制。最终，媒体这种出于商业利益装聋作哑式的沉默，伤害的是其自身作为独立机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3.受众权力的控制

受众的权力表现为一种选择权，他们可以在媒介的竞争环境中自主选择信息的获取渠道，而媒介在记忆内容的选择中对于受众需求的考虑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毕竟受众才是媒介真正的“衣食父母”。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受众都得到同等对待，事实上媒介所热衷追逐的受众是那些在社会中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力的所谓“主流群体”。媒介通过受众分析，根据性别、年龄、教育背景、收入状况、职业、职位等不同因素将受众群体细分，并尽可能使媒介所服务的受众群体与广告主们所关注的消费群体高度重合。最终，主流受众群体的选择权体现为媒介记忆空间中自身利益受到关注，而另一部分边缘受众群体则被媒介选择性地忽视，由此形成一种针对边缘群体的合谋的沉默或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