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权力的定义

一、电视媒介权力的定义

参照以上论述，除了我们已知的权力形式，比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等，笔者认为，还存在着精神—文化、信息的权力。这种权力就是托夫勒意义上的知识的权力。这种权力形式主要不是对权力对象进行强制性的控制和惩罚，而是通过有意的精神—文化和信息的影响，来使权力对象发生某种预期的改变。如果把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称为“硬权力”的话，精神—文化和信息的权力可以叫做“软权力”。笔者认为，电视媒介的权力应该属于这样一种“软权力”。它是和信息生产与传播、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与传播直接相关的一种权力形式。下面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电视媒介权力的定义作一个界定。

社会学家胡守钧先生在《走向共生》这本书中，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把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所谓经济系统乃是以人与财富的关系为测度所析取的系统……所谓政治系统，乃是以人与权力的关系为测度所析取的系统……所谓文化系统，乃是以人与精神产品的关系为测度所析取的系统。”^[22]按照胡先生的说法，三种系统都可以转化为经济人、政治人和文化人组成的系统。胡守钧先生认为，文化系统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1)收集资料；(2)创造；(3)传播。在三个环节中，“传播对于文化创造至关重要，资料来源和作品流布皆依赖于传播，控制传播，就是控制整个文化系统”。^[23]因此，胡先生根据人与传播的关系，把传播体制划分为三种，即一元传播体制，一种力量控制传播媒体；多元传播体制，多种力量控制传播媒体；混合传播体制，介于一元和多元之间的传播体制。由此又可以推导出三种不同的文化状态，即舆论一律、百家争鸣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文化状态。如果我们借用这种理论来为媒介权力定位，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媒介权力就是由文化人控制传播所产生的权力。权力的主体是文化人，行使权力的工具是传播媒介，权力的客体是传播的对象。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化人主要是指那些具体的直接掌握媒介资源的媒介文化人，也即媒介从业人员。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会指出，媒介机构之外的文化人是以间接的方式参与行使媒介权力的。胡守钧先生认为，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社会大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影响，构成“三环套”。^[24]

三个子系统以各自为中心，相互作用，可以生成九种子系统。^[25]在这样一个清楚明白的结构关系中，我们发现，由于电视媒介的工具属性，电视媒介权力是由电视媒介文化人(也即电视从业者)出面控制，但却是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电视媒介之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三方共同操纵的一种权力。当然，我们这里所谓的政治人、文化人和经济人已经不是胡先生所述的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特指拥有一定地位和资本的少数人。关于这一点，本书还要在后文进一步分析。结合以上种种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所谓电视媒介权力，是由电视媒介文化人代理，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共同控制的、以有意影响和改变权力对象思想、行为的精神—文化、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力。它既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性的权力，又是一种有意影响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的媒介，其涵义是指媒介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或者社会权力的工具，为它们的目的服务。这个概念侧重于说明传播媒介与各种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关系。它揭示了传播媒介在权力面前的依附性地位，即传播媒介从来也不是中性和独立的，它是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服务的舆论工具。媒介的权力，其涵义是指媒介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形式，如何发挥影响社会舆论、左右公众意志的作用。它和其他权力形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转换关系。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前提，是在知识(包括精神文化和信息)成为权力的一个维度、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所出现的现象。它的具体形态和运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分析。另外，权力的主体是人，而电视媒介是一种传播工具。为了便于对电视媒介的权力进行分析，我们把电视媒介看做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主体。电视媒介的人格特征是由从事管理、制作和传播电视精神—文化、信息产品的所有人员的人格特征共同汇聚而成的。比如，中央电视台的人格特征就具有北方人那种理性、大气和严肃。而湖南卫视的人格特征则像是南方女子，灵秀、细腻而感性。但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不会特别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电视媒介的主体是复杂多变的，它由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共同组成。而且，在不同的情形下，主导角色也会发生转换。在具体的概念使用上，为了便于论述，我们把电视媒介采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产品，统称为“精神—文化、信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