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记忆的社会认知

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看，媒介上层记忆往往是政治权力控制的有组织的官方记忆、史书记忆和精英记忆；而媒介底层记忆往往是政治权力不太关注的远离社会中心的、无组织的、边缘性的民间记忆、个人记忆和散乱记忆。

媒介记忆的内在机制与时下不断更新发展的新媒体技术不同，它已经是经过了数百年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后所传承下来的成功典型，而这一“典型”正是由其媒介底层记忆信息或基因所组构的。就像基因信息解码后，决定着构成整个有机体的蛋白质的排序一样，媒介底层记忆同样决定着什么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以怎样的组织形式共同达成何种目标以及完成何种任务。在媒介记忆的运作层面，媒介底层记忆是一种发自所有媒介组织机构和媒介从业者个人内部的驱动机制，它决定着媒介组织的自我认知，媒介组织如何自处于社会，媒介从业者应当秉持何种共同意识与价值进行有序地信息采集、处理和记忆流程，应当通过何种路径和手段避免媒介失忆或遗忘。

显然，媒介底层记忆较媒介深层记忆更为抽象和复杂，它可能是不同观点的交织和组合，也可能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甚至可能是一种极为理想化且永远无法企及的媒介想象。最终，媒介底层记忆的核心是对媒介自我认知的全方位观照。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介是信息传播的中介，是信息的载体，媒介即信息。从媒介管理学的角度看，媒介是公共事业、信息产业、营利产业。那么，作为公共事业的媒介就要成为为大众服务的代理人，“除了履行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等组织层面的专业功能之外，还必须发挥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功能”^[32]。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介，其“产出物都是信息，投入物大部分也是信息，售出物更是信息”^[33]。而作为营利产业的媒介，则要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其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投入的是钱，产出的也是钱，而且应该是更多的钱。

不同的学者也会形成不同的媒介认知和记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媒介是人们表演的场所，每个人都在做戏，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芒福德（Lewis Mumford）则认为，媒介是容器，是一种能够储存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容器技术。学术界的观点各种各样，不一而足。

不同媒介行业还有不同的自我认知和价值理念。新闻行业认为，要呈现客观真实，捍卫公平正义；出版行业认为，要传递知识，丰富文化产品，提高文化生活品质；电影行业认为，要反映现实社会，引发观众共鸣，提高审美情趣。当然，不同媒介及其从业者还有各种各样基于自身价值的理想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