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记忆的实践探索

底层记忆的信息内容可能比较具体、微观和琐碎，但它是中国社会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基因”和“细胞”。因此，在保存、传递和再现社会记忆的努力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底层的历史、民间的历史和口述的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居于社会的底层。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都是上层记忆以文字形式记录和呈现的官方史、英雄史、精英史。底层记忆的民间史、乡村史、口述史一直无足轻重，犹如天空中的雨滴洒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之中，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丝涟漪。

其实，重视底层记忆中的民间史和口述史，重视民间调查和乡村叙事，不仅可以从社会最底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往经历的记忆与讲述中发现和再现历史中鲜活、真实而感人的细节，而且可以对以文字记载的官方版本的历史予以补充和丰富，使之更加丰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关注社会底层记忆，主要著作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还有《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底层记忆研究论文多篇。其2011年出版的《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34]一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底层多数保守、落后、贫穷的生存现状。按照社会阶层分析模式，底层人群在社会转型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同原有的社会群体发生冲突，出现分化，有部分人逐步成了经济力缺乏的社会边缘人。不仅基本权利难以通过制度保障，而且在缺乏正常机制引导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继续下沉至最底层。

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教授近年来也密切关注社会底层记忆，探讨社会底层为何逐步走向社会的边缘。她出版的《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35]一书，以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为基础，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针对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底层生活特性，探讨底层人群如何摆脱底层命运，弱势群体如何去除边缘身份，聚焦符号与传播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意义建构力量，为提升底层人群对城市的身份认同感、心理归属感与关系亲近感，实现深度行为意识层面的社会融入目标，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

近年来，底层记忆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和重视，一系列抢救濒危记忆——“口述历史”以不同介质（实物、文字、声音、影像等）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从社会底层挖掘出来的各种抗战记忆，更是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抗战历史记忆。

底层记忆是有价值的，从事底层记忆采集和研究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做这项工作需要有奉献精神和吃苦精神，因为必须深入底层才能了解和认识底层，也才能为底层“记忆”、为底层“代言”。同时，还必须富有爱心、同情心和专业主义精神，才能贴近底层的生活甚至底层的个体情感，获得底层最感人的情节和细节。

底层记忆作为人类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它是整个人类记忆金字塔的底层和基础，既有稳固性、连续性的特点，贯穿媒介记忆的整个过程，甚至贯穿媒介的生命始终，成为媒介的一种自我选择与自我建构；底层记忆也有松散性、缄默性和易逝性的特点，缺乏力量的汇聚和呈现，缄默不语，缺少声音，记忆容易消逝，需要赋权与维权。

【注释】

[1]［德］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王霄冰译，见黄亚平、白瑞斯、王霄冰：《广义文字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3页。

[2]［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陈恒、梅义征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3]Ebbinghaus H.Memory［M］.Ruger Hen ry A，Clara E.（trans）.New York：Bussenius，1913.

[4]引自《呼朋引伴后为何更愿冒险》《研究证实“失败是成功之母”》，分别见《参考消息》2011年9月13日和2015年8月28日第5版。

[5]Sweller J.Instructional Design in Technical Areas，Camberwell［R］.Australia：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1999：4.

[6]AIDMA法则，参见：http：／／wiki.mbalib.com／wiki／AIDMA。

[7]AISAS模式，参见：http：／／wiki.mbalib.com／wiki／AISAS。

[8]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10]［美］Kathleen M.Galotti：《认知心理学》，吴国宏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11]［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12]Su R，Merril F，Peterson T.From implicit skills to ex plicit knowledge：Abottom-up model of skill learning［J］.Cognitive Science，2001，（25）：203-244.

[13]Eichenbaum H.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emory：An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

[14]［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7页。

[15]［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64页。

[16]Daw kins R.The Extended Phenotype［M］.Oxford：Freeman，1982：109.

[17]［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11页。

[18]严建强：《关于社会记忆与人类文明的断想》，《浙江档案》1999年第3期。

[19]邵培仁：《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20]McCombs M.Setting the Agenda：The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5.

[21]Wanta W，Hu Y.Time-lag difference in the agenda sett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five news media［J］.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4，（6）：225-240.

[22]邵静：《网络媒介中的偶然性事件传播》，《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

[23]廖卫民：《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传播特征》，《新闻前哨》2010年11期。

[24]马费成、夏永红：《网络信息的生命周期实证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6期。

[25]Levinson P.Hu man replay：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D］.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1979.

[26]［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116页。

[27]邵鹏：《媒介失忆：数字技术光环下的“信息黑洞”——“短命”的网络脚注触发的警报》，《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

[28]［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

[29]Gans H.Deciding What's News［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7.

[30]Pan Z，Kosicki G M.Framing analy 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J］.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3，（10）：56.

[31]Levinson P.The Soft Edge：A Natu 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M］.New York：Routledge，1998：7.

[32]邵培仁：《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33]［美］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论》，李必祥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4]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袁靖华：《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