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学讲习所学习

修改《战斗到明天》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在水利工地奔波两年多，无时不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是想不通，二是不服气。尽管我在工地上拼命劳动工作，写了不少文章，但修改长篇小说，潜伏内心，挥之不去。新中国成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连累了我敬爱的茅盾先生，使他公开检讨；如果不是茅盾先生的勉励，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它改好，我早就放弃了。但要改好这部长篇，使它符合党的知识份子政策，能真正起到教育作用，谈何容易！

于是我想到学习（现在叫“充电”）。我一生没读过几年书，幼时断断续续念了几年私塾和两年多洋学堂。到延安抗大接受军事教育，在战争日子里没有机会读书，也无书可读。偶尔在战争中缴获一二部小说，特别是外国名著，大家争着轮看，最后把书翻阅成碎片。

1954年春天，我奔波于水利工地，经过武汉时，听说丁玲同志正在为武汉的文艺界作报告。我听了她的报告之后，便冒昧去拜访。提出想到北京她主办的中央文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后改为文学讲习所，现在叫鲁迅文学院）学习。她痛快地允诺，当场写介绍信，叫我到北京找田间同志。丁玲也是我崇拜的作家，我曾读过她早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土改后得过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得到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批准，我于1954年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我贪婪地阅读一百多部古今中外名著，受益匪浅。特别是读过英法俄等国的古典小说后，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把抗战时的生活感受，都塞在一部长篇里。

1955年夏天，北京西郊四季青将成立高级社，丁玲同志到那里参加整社，组织上派我陪她去。她当时正在挨整，以后被打成大右派，在北大荒吃尽苦头。“文革”后的1980年，她回到北京，在协和医院疗养。我去探望，谈起湖南出版社责任编辑要我请她为我的短篇小说集作序。她满口应承，并且很快写出来，在上海《文汇副刊》上发表。这是我的作品第二次请名作家作序。我并不知道她曾读过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糖衣炮弹》。她在序言中说：

“1952年初，我读过白刃同志的《糖衣炮弹》。三月间，我去苏联参加果戈里一百年诞生纪念会，把刊载它的杂志带去，给了柳芭。柳芭如获至宝地接过杂志，过几天见到我，再三称赞，一定把它译成俄文，不要再把剧本给别人了……”。

我在要求到北京学习时，并不知她曾将我的剧本带去苏联之事。

1955年，冷克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任水电部监察司专员，于是举家搬到北京。

同年，根据茅盾先生指出《战斗到明天》的不足之处，参考了批评家正确的意见，我准备对《战斗到明天》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