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高文柱

2014年12月31日，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段晓华副教授的电话，说2015年3月将举办钱超尘教授八十寿诞纪念活动，邀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前几天刚刚与好友温长路教授谈过，想约时间与钱先生坐坐，目的也是商量一下如何为钱先生庆贺八十华诞。所以当听到中医药文化和医古文两个分会正在联手筹备此事，非常高兴，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当日午夜，高枕无眠，回忆与钱先生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历历在目。屈指算来，到2015年，已经是第38个年头了。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所说的一句话:“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个中滋味，真是难以表述。

课堂初识　1978年9月，北京中医学院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全国中医基础高级师资进修班，我当时在唐山煤矿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医生，兼任中医系《中医学基础》教员，故有幸成为30名进修者之一。师资班的课程主要是学习中医经典原著和基础示范教学，全部由名师任教，主要任课老师有:任应秋先生讲授《黄帝内经素问》，王玉川先生讲授《灵枢经》，刘渡舟先生讲授《伤寒杂病论》，赵绍琴先生讲授《温病条辩》，程士德先生承担《中医学基础》的示范教学，其他一些名师也根据个人所长安排了专题讲座或者教学示范。“医古文基础知识”则由医古文教研室的三位相对年轻的老师承担:刘振民先生讲目录、版本与校勘，周笃文先生讲名篇欣赏和工具书，钱超尘先生讲文字、音韵、训诂，三位老师的讲课都很精彩，被同学们誉为医古文的“三驾马车”。钱先生走上讲台，令人眼前一亮:面庞清秀、英姿潇洒，二目放光、神采奕奕，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教姿教态、雍容大雅，很有教授的风范。其讲授内容则古文六书、字形字义，段戴二王、旁征博引，知识渊博、风趣有味，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很受学员们的欢迎。但由于我没有“小学”基础，对于音韵、训诂一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便改变了一向刨根问底的习惯，课后基本上没有向钱先生进一步讨教，也没有感情上的交流。直到第二年7月进修班结业时，钱先生给我留下的记忆只是:学问高深莫测。

黄山重逢　1979年10月，我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研究生，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转到了郭霭春先生的门下学习医史文献，埋下了与钱先生再次见面的机缘。1981年5月，陪同郭先生赴黄山参加“全国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黄山脚下的黄山饭店一时群贤毕至，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老中医及医古文界大家，如北京的任应秋先生、耿鉴庭先生，上海的金寿山先生、袁昂先生，河北的袁鸿寿先生，成都的郑孝昌先生等，当然参会更多的还是教学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医古文老师。记得入住的当天晚上，我陪郭先生和一同参会的天津名医赵恩俭先生品着龙井的甘甜，闻着窗外的松香，听着泉水的流淌，望着窗外的明月，谈论着从天津转站杭州来到黄山这一路上发生的趣事，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竟是钱先生。钱先生来拜访郭霭春先生，得知我在跟郭师读研，很是高兴，说了一番恭喜和鼓励的话。会议共5天，期间有了许多一起散步、畅谈的机会，从而了解了先生的家庭出身和学问渊源。钱先生出生在晚清名医王清任的故乡河北省玉田县，历史上家境殷实，书香门第，仁义传承。受其父亲的影响，自幼喜欢读书，尤其痴迷于传统文化。196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被当代训诂学大师陆宗达先生收为研究生，专攻文字、音韵、训诂，许慎的《说文》倒背如流。陆先生受业于黄侃，黄侃受业于俞曲园先生的入门弟子章太炎，故钱先生是章黄学派的正宗传人。至此，我终于找到了钱先生“学问高深莫测”的原因。我的硕士导师郭霭春先生毕业于天津崇化学会，是章式之先生的亲传弟子，章式之先生曾受业于俞曲园先生，这样说来与钱先生之学术流派同出一辙。由此看来，我与钱先生既有师生之谊，又有乡土之情，加之学术上的渊源，便多了几分亲近感。这次相见，为与钱先生后来的深交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迁三顾　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是协助郭师编写《中国分省医籍考》，接着协助郭师校注《黄帝内经素问》，陪同郭师跑北京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每当钱先生得知郭师进京，总是到我们常入住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地下室招待所来看望，有时还带些水果。看到他在郭先生面前的谦恭，深深感受到了钱先生的品德。“初顾茅庐”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郭先生提出到钱先生府上看望，我想这可能是业师进行礼节性回访。当时钱先生住在张自忠路3号，即过去的段祺瑞执政府，到了大门口，其庄严气派，远远超出了我对钱先生居住条件的想象。可当进了钱先生的房间，又让我倍感心酸。钱先生夫人姓黎，是他大学同学，在某中学任教，膝下两子，当时还在读书，四口之家挤在一个约20平米的筒子间，床上架床，过道起灶，条件甚是艰难。就我所知，钱先生在京共搬了三次家，如果张自忠路3号是第一居住处所，那么第二个居住处所是北京中医学院西门内的家属楼西三楼。因为与钱先生熟了，“二顾茅庐”的次数最多，我的印象是50平米左右的面积，一大一小两个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都很袖珍，各个角落堆满了书籍，虽仍旧拥挤不堪，但比起张自忠路3号还是大大的改善了。大概是2000年后，钱先生告诉我他搬到了望京，为了祝贺他乔迁之喜，我兴冲冲的进行了“三顾茅庐”，两室一厅，功能设施虽与学院内家属西三楼基本一样，但整体上大了不少，总面积应该在80平米以上。我在为钱先生高兴的同时，又为没能实现他拥有一个独立书房的愿望而难过。这时，我想到了他一路走来的乐观，想到了他教书育人的激情，想到了他著书立说的勤奋，我理解了“君子固穷”的含义。

办会情深　1994年9月，我的博士生导师马继兴先生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医文献分会，并任第一届主任委员，推举我任秘书长，身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会(医古文分会)主任委员的钱超尘先生成为第一届文献分会的常务委员，从此拉开了我与钱先生一起办会的序幕。1996年初，中华中医药学会让我负责筹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研究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先生，希望他能和我共襄此事，钱先生欣然同意。当年8月份，中医文献分会、医古文研究会、中医药文化研究会筹备组三家协同，在黄山脚下的屯溪，联合组织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献分会、医古文研究会学术年会暨中医药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参会者250多人，盛况空前。我担任了中医药文化研究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钱先生屈尊担任了常务副主任委员。此次会议，钱先生在号召参会人员、筹集办会资金方面出力多多。以后的学术年会，很多次都是由文献、文化、医古文三家联合组织召开的，取得了“1+1+1”大于3的效果。1997年初钱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向中华中医药学会提出申请，在李时珍的故乡蕲春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学术研究会”，无论是处于对医圣李时珍的敬仰，还是处于对钱先生本人的情谊，我都必须鼎力相助。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中医药学会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同时明确了以名医成立的分会(研究会)只限于张仲景、李时珍两人。5月6日在蕲春县政府宾馆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钱先生被推选为首任主任委员，我为常务副主任委员，李时珍的学术研究从此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此后，在蕲春连续召开了几次国内外学术会议，推动了李时珍的学术研究，扩大了李时珍的社会影响。2000年8月，钱先生与北上来京的温长路教授联手在其玉田老家打造王清任的文化品牌，把我也拉了进去，多次与他们往返于北京—玉田之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王清任研究会、建立了王清任纪念馆，推动了王清任学术的弘扬与传承。通过与钱先生共同办会，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对中医、中医药文化无比热爱。无论是在推动医古文教学质量的提升方面，还是在推动李时珍、王清任学术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在推动中医药文献的整理方面，还是在推动中医药文化的普及方面，表现出来的都是不遗余力。二是为人谦虚真诚，不计名利，甘为人梯。钱先生是曾经为我传授医古文知识的老师，年长我15岁，他既给我当了9年中医药文化分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在我任医史文献分会的主任委员以后，又给我当了两届副主任委员，这没有点胸怀是做不到的。

文献相知　在文献整理方面，我和钱先生的交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钱先生帮助我完成《医心方文献研究》专题。上世纪90年代初，华夏出版社约我整理研究《医心方》，除了进行校勘注释以外，后附“《医心方》文献专题研究”内容。为了全面提升《医心方》的研究水平，我特别邀请钱先生撰写“《医心方》俗字研究”专题，同时提出了交稿时间。钱先生当时正在韩国讲学，不仅时间紧张，而且手头没有资料，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他一点没有推诿，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按时交了清样，其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精神，实在令我感动。此书出版以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获得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二等奖，这无疑与钱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二是钱先生约我参加他主编的文献整理丛书的编写。上世纪90年代末，钱先生组织全国力量编写《唐以前中医经典丛书》，知我在隋唐医籍上有所用功，便让我整理《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四部。老师吩咐，怎敢违命。当时我还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任研究员，时间充足，精力充沛，并没感到有什么困难。但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刚接任务不久，便因故离开了这个做学问的大好平台，先后辗转于华夏出版社、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和图书出版管理工作。每天疲于奔命，无暇顾及此事，一拖就是十余年，直到去年才把书稿全部交到了学苑出版社。每当想起此事，总是心生惭愧，实在有负钱先生厚望，借此机会向钱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三是钱先生为我的《跬步集》作序。2009年，温长路教授建议我把多年来整理出版的中医古籍图书序跋和研究文章结集出版，温教授是个通达的人，人做的好、病看的好、文章写的好，是1994年钱先生介绍给我的朋友，我很信任他。我曾在一次熟人饭桌上笑谈:“学问不决问超尘，处事不决问长路。”故他的建议我不能不采纳。书稿杀青，我想到了应该请钱先生赐个序，“以壮声色”。不出三天，钱先生亲自把书序交到了我手，我看后直冒虚汗，整篇序言充满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尤其结语的一段:“文柱先生1951年11月生于河北省滦南县，少余15岁，而学问过之。嘱余为序，诚惶诚恐。回顾三十年交往，通览《跬步集》全文，感吾最深者，曰:居贫困，不馁其志;为高官，勤勉治学。”更是让我如坐针毡。论学问我不敢望钱先生之项背，当个小小的社长怎能称作高官?便建议删掉“而学问过之”五字，“为高官”改成“搞管理”。钱先生曰:“个人看法不同，不能强加于人;既然请我作序，就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如果坚持要改，我收回不予发表;如果出版以后发现你修改了，就是对我的不尊重并视为侵权。”接着连打了两次电话，叮嘱此事。“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崇尚此语。但钱先生的《跬步集》序言，成为了永远激励着我前进的动力。

我与钱超尘先生半师半友、亦师亦友相交了38个年头，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并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十分宝贵的东西，值此先生八十华诞之际，回忆这些交往侧面，虽不能反映先生人品、学品之一二，却都是非常真实的记录。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惜!真的希望与钱先生再能相交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