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

作　　　　　者　周明耀

政　治　面　貌　中共党员

离休前任职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呼玛县支行

职　　　　　务　行长

苦难时代孤苦伶仃人

我是一个“苦命”人，生在在饥寒交迫的旧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中华大地的1931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我出生在山东省陵县滋镇大周庄。3岁丧父，5岁时，因生活所迫母亲改嫁，自己沦为孤儿。在那反饥饿、抗敌寇的战乱年代，我随叔父背景离乡投奔闯关东在黑龙江省黑河的二伯父、三伯父，深得三伯母的呵护疼爱成长。那时候的黑河，因紧靠苏联，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统治稍为宽松，但在“以华人治华人”策略下，特务满天飞，生活艰难，食不果腹，接受奴化教育，还要学日语。三座大山压榨下的中国人民过着民不聊生的苦难生活，日夜盼着小日本的垮台。

启蒙教育走上革命路

我于1946年春考入黑河兆麟中学，尽管当时既没有统编教课程，又没有专职教师，但却培养了我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为人民服务。它在我单纯的心灵中、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实现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信念烙印！

热血沸腾跟定共产党

1948年8月，我经李英校长（当时黑河地委市书记岳林的爱人）直接介绍到黑河林业公司工作。从此减轻了家庭负担，增加收入，踏入漫漫生存、发展的革命人生旅途。林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木材采伐、流送、销售。我每年有八九个月时间到当时下属“黑河”管辖的大兴安岭呼玛县驻点，组织木材生产，因此于1949年2月8日在呼玛县金山区土地改革后，我党首批公开建党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一个刚满18岁的我来说是第二生命的开始。

茁壮成长莫忘党培养

孤独贫寒无知之人，在党和人民的栽培下于1951年5 月5日经呼玛县漠河区委批准，一切由岳父置办与孺庆兰结婚，从此一个小光棍有了家，过上了艰苦奋斗而又幸福的生活。1951年秋，经黑河地区行干校学习后调入行署林业处工作。1953年至1954年8月派驻黑龙江省行政干部学校培训一年半。1955年1月经黑河地委组织部决定调往呼玛县支边三年至1957年秋，先后任县林业局副局长、局长，政府党组成员、机关党、团支部书记及共青团呼玛县委委员。上述经历深知是党对自己培养和重用，并以无限赤诚之志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栽培，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

挫折让我更聪慧

孤儿身世，年轻的我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两度重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成为呼玛县县志中记载的双名“右派”之首，从此度过了1957年至1979年22年“母亲对儿子的惩罚”。后来对“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后，我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从1958年2月至1979年1月15 日21年的党费，每月按1元计算，向中国共产党呼玛县委员会缴纳252元。因为我的身世、我的作为，从入党起至工作后的不幸境遇中，我对党忠贞不二，不反党、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党能旗帜鲜明、勇敢地纠正错误证明我们的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大有前途、坚不可摧的党。吾虽老矣！我愿以对党对人民的赤子心，坚定理想信念，争分夺秒站好最后一班岗。复职后调任呼玛县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拨乱反正，轰轰烈烈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期。县行是派性严重的重灾单位，领导班子不团结，党组成员间靠传纸条对话办事，组织涣散，工作不齐心协力。我上任七天，原行长党组书记离休，好似只身入“虎穴”。当时有位党组成员公开站出来给我制造矛盾，拒不完成安排的工作任务，试图将我赶走。这对22年不做领导工作的我来说，是严峻的考验，更为困难的是金融工作专业性很强、一窍不通，在内部人际关系、业务状况等方方面面情况一概不清的境遇下，困难重重，压力大。特别是对银行的业务术语、财务管理都不懂，因此张口说话、处理问题唯恐说外行话，办错事，闹出笑话，决策失误造成工作损失。面对此情况和现实，只能乘党的拨乱反正之大势东风，顶住压力，依靠党、依靠群众大多数，讲究战略战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派性、歪风邪气最怕阳光，通过一学、二听、三观、四访、五查、六教、七整顿，稳健地扭转了形势，乱局大改观。半年后，那位麻烦制造者带其三个小兄弟另谋高就去了。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一要执行党的政策；二要善于用人，调动积极性。做事先做人，一身正气，敢于抵制歪风邪气，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看风驶舵，人云亦云是十足的投机分子。

22年失去了为党为人民多做奉献的机会，最后13年为金融事业，为大兴安岭的经济建设问心无愧地做了微薄的贡献，至于功过是非，后人自有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