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制定五个农村“一号文件”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于每年1月1日（或2日）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五个文件，这些文件都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制定的。

在这五个一号文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2年的“一号文件”。1981年11月离开高唐王庄时，王本跃母亲的一席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拉着我的手问：“你能不能找邓副主席和胡总书记说一说，定个不变的政策。”大娘讲的是实话，使人觉察到农民怕变的心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怕变？恐怕主要是几个原因促成的。

一是农村政策在前二十多年，变来变去，朝令夕改，群众总是被折腾，使他们难以相信。有人说：“问题来了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二是上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同看法，影响形势的稳定。群众议论为“上头神仙吵架，下面凡人遭殃”。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文件认为“在一般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这是一部分人敢于继续公开反对“包产到户”的根本原因。

从1980年秋到1981年底的一年，“双包到户”责任制仍然是在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搞的，在政治上是冒风险的，在实践中是有起伏的，困难仍然不少。我们的一些报道，受到社会的责难与反对，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正在这时候，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表了，党中央站出来正面为“双包到户”落下“户口”，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列入社会主义的正册，为使其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体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了解到，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是胡耀邦同志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他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干的第一件大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新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便开始加紧进行农村改革。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华社内参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并要求提交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在1981年10月1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接见代表时指出：有一个问题文件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有“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讨论，再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讨论通过，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通过后，杜润生当场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全国重视。他们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便产生了。

一号文件发表后，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个突出的说法，便是农民吃上“定心丸”了。鲁西北有名的万元户“王三万”王本跃到县城专门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说如今能睡个安稳觉了。